在今年初举行的全国科技大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作了题为“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的报告,明确提出,要“用15年的时间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此后,无论在国内学界、商界还是在公众之中,如何理解“自主创新”四个字,都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
实际上,从2004年下半年以来,“自主创新”就已经进入了最高决策层的视野。进入2006年后,这种现象更呈现出爆发性态势。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要性,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层面而言,并无任何异议。在当前面临的各种约束条件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诉求,则成为“自主创新”更为迫切的动力。
但是,如何解读、辨析、把握“自主创新”,则大有可探讨的内容。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中国能否真正从体制上找到“自主创新”的突破口,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走出政策设计上经常出现的“新瓶装旧酒”陷阱？
为此,《财经》编辑部近日特邀了五位关注“自主创新”的专家学者、官员和企业家,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这一话题。
他们分别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陈清泰、中欧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许小年、科技部调研室副主任胥和平、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书福、爱立信有限公司副总裁赵钧陶。
政府角色何在
创新当然非常重要。现在不少政府部门非常关注创新,但关注的重点还停留在分配资金、定项目、定人员上面。这种管理方式,给一些人通过给政府部门“讲故事”套钱提供了方便.
《财经》：政府将“自主创新”确定为一项显要的国家政策。这一做法是否有必然性？我们如何看待这一政策的背景意义？
陈清泰：与经济总量相比,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显得过于薄弱,这已经成了一个致命性弱点。企业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政策的提出,主要就是出自于对这个问题的忧虑。
从长远的角度看,技术越来越成为企业和国家竞争的核心；如果没有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做基础,不仅经济利益中高增值的部分不能分享,而且存在着受制于人、国家安全和经济独立都难以保障的危险。所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应当是一个国家战略。
赵钧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为了在经济全球化中不落伍,保持国家竞争力,都非常强调创新。
以爱立信总部所在的瑞典为例,在2004年,就由瑞典工贸部和教育科学部联合其它政府部门,制订了国家创新战略,即以创新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国策。其他国家也多有此举。
许小年：创新当然非常重要。中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不走创新之路,已经没有办法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有意思的是,凡是创新能力比较强的国家,它的政府都没有将创新提到国策的高度上；相反,不是依靠创新在国际舞台上竞争的国家,它的政府都很迫切地推动自主创新。这有可能说明,创新——用经济学的术语说是“内生变量”——是由制度环境、经济结构所决定的,而不是政府政策所能解决的问题。
如同增长模式的转化问题,创新之所以不断地被提出来,就是因为未曾实现过。如果仍旧只是这样“提”下去,能有什么作用？若不改变经济体制和运行方式,依靠创新推动经济增长就是一句空话。
《财经》：到目前为止,中国采取的基本策略,仍然是政府主导型的创新。从过去的经验来看,这种模式存在过相当多的问题。政府在自主创新方面,到底应该——以及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胥和平： 严格地说,全球经济学界对政府干预经济及科技的方式和作用并无定论。现在的趋势是,各国更倾向于对科技创新实行更加积极的干预政策。
我们看到,即使在英国这样的政府对经济持自由放任主义的市场经济国家,这些年,政府对科技创新也作积极干预。比如,英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每年都做一个“科学前瞻”；在2005年,前瞻改成了十年规划,这在英国历史上是首次。
从全球范围来说,各个国家都在探索政府如何影响或干预科技进步的方法。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以信息革命为代表的新技术出现,给政府、大社会组织包括大企业干预科学研究提供了空间,使得政府提高了对科学技术的关注程度。美国、英国、印度等国家的情况,都反映了这一过程。
许小年：政府引导什么？这里有一个概念需要厘清。我们现在讲的科技,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商业性的,有着市场前景、可能给投资者带来回报、大幅提高经济效益的科学技术,这些技术大多是未知的；另外一类,涉及国家重要的军事和基本研究的项目,比如“两弹一星”。这一类科学技术服从国家政治、军事的需要,不以商业利润为目标,而且绝大部分是已知技术。
对于后一类技术,政府可以发挥比较大的作用；但是第一类技术的创新,每时每刻在市场的各个角落、各个企业中出现,给政府留下的空间是非常小的。因为政府没有、也不可能掌握充分的信息。
很多第一类技术是无法预见的,即使在这些技术诞生之时,人们也不知道这些技术将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不知道对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推动作用。比如蒸汽技术在17世纪就出现了,谁能想到这项技术彻底地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如果我们不能预知,又怎么去规划？怎么去引导？世界近代经济史上重大的技术突破,对于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推动作用的技术,没有一项是由政府规划或引导出来的,从蒸汽机到火车、内燃机,再到电力、汽车、计算机,莫不如此。
那么这些技术是怎么发明的？是由在市场经济中的个人和企业,在利润的诱惑之下、在竞争的压力之下,冒着高风险、投资于研究与开发得来的；他们预期将来会有很高的回报,足以弥补风险。因此,第一类技术创新主要依靠市场；政府需要做的,就是为市场中的创新活动营造一个比较好的制度环境。
《财经》：中国的政府在推动自主创新方面已经做了什么？还需要做些什么？
胥和平：从“十一五”规划纲要的编制开始,到纲要的实施和政策的出台,都反映了政府希望能够在推动科技创新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无论是在政策还是投入上,都强调政府只发挥引导性的作用,为创新活动提供政策环境。
目前,全国每年的科技经费支出是3000多亿元人民币,其中来自政府部门的科技投入是1000多亿元,来自中央财政投入不到1000亿元。在中央财政的科技经费中,由科技部掌握的经费不到15％。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对全社会创新活动主要是引导。
当前,按照“十一五”规划纲要的提法,推进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有几个层面的工作要做：
第一,是要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第二,是建立科研活动和高等教育密切配合的创新体系,特别是要改革教育制度,培养创新人才；第三,是要建立多元化、市场化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包括各式各样的信息机构、知识产权机构、会计事务所等；第四,是建设军民结合的创新体系；第五,是建设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在这五个体系建设过程中,政府都应该起重要的作用。
赵钧陶：创新是系统工程,只靠政府肯定搞不好。从这个角度看,需要检讨的是,在整个自主创新体系和环境里面,我们缺少什么？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创新体系中几个重要的参与者,即政府、花钱的公共部门以及挣钱的商业部门之间怎么互动？怎么找到各自合适的角色？谁是创新的主体？
政府在创新体系的建立中,应该、也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譬如,创新的一大要素是人才,而对人才质量和数量具绝对影响力的因素是教育。没有优良的教育体系,没有开放的教育思维,没有求新、探索的勇气,很难想象中国的创新体系能够建立、创新能力能够提升、创新能持续不断向前发展。在这方面,政府绝对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更不用说“外脑”的引入、税收的配合等政策设计了。同时,中国政府要尽早规划,把外资在中国的研发力量纳入国家创新体系中。必须清醒地看到,全球化不仅是生产与资本的全球化,而且是智力与人才的全球化；跨国公司研发活动的全球化就是这一趋势的反映。
纵观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不外乎三个原因,就是成本、市场、接受国的知识与科研基础。现在全球许多国家都在努力推销自己,包括那些相对很发达的国家；但他们的目标是吸引全球的智力资本,美国的硅谷是很成功的例子,瑞典斯德哥尔摩也已经成为全球移动通信的“硅谷”,包括华为、中兴、诺基亚等都在那儿设立了研发中心。
这种氛围和项目可以产生会聚效应,带动整个国家的技术进步和创新思维以及经济整体的发展。从前外商来中国投资,基本上是由于低廉的成本,也有些是由于广阔的市场。怎样使中国对外资保持持久的吸引力,发挥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中国竞争力的正面作用,从国家创新体系讲,应该及早谋划这件事,让中国在全球市场中站稳脚跟。
陈清泰：现在不少政府部门非常关注创新,但是关注的重点还停留在分配资金、定项目、定人员上面。这种管理方式,给一些人通过给政府部门“讲故事”套钱提供了方便。最近被报道的“汉芯事件”就是一个例子。
在现阶段,无论是使企业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还是建设创新型国家,政府的作用都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并不是说政府要亲自制定创新项目、干预创新过程,而是需要政府创造一个好的创新环境、创新条件和机制。
创新主体必须是企业
自主创新成为“国策”,会造成一种形势或者压力,就是使企业“奉命创新”。要改变目前的状况,必须靠政府改革,从体制和机制上消除企业创新动力不足的制度性原因
《财经》：刚才各位已经几次谈到,企业才是创新的主体。那么为什么创新的主体必须是企业？
赵钧陶：如果企业不是创新主体,中国的创新就不能成功。国家科技投入的重点,应该是公共部门和国防军工等关系国家安全的重点领域,而不是商业部门比如企业；因为后一类的创新活动以提供商品为主,以商业利润为目的,并不承担提供公共产品之责。这类创新活动只能由市场机制来解决。否则,企业间竞争的起点和付出的成本不一样,就会在市场上形成不公平竞争。
我最近看到一则消息,讲的是Linux操作系统的开发——这是国家重点扶持的一个软件项目。让我吃惊的是,迄今国际正式发布的Linux内核文件中,竟没有一行代码是中国加上去的。而国外的情况呢？是各个企业自己在做我们这里由国家出钱干的事。这里的关键,就是要解决企业成为创新主体的问题。
陈清泰：创新是企业的本能,是企业为了应对竞争、追求利润必须去追求的战略,应该是企业自己“要创新”。中国的企业创新能力不足,实质是创新动力的缺失。特别是国有企业,有了资金愿意扩张规模,而不愿搞技术创新,其中原因是多重的。
第一个原因,是政府对企业的过度干预。很多地方政府的偏好是GDP扩张,是速度和投资规模。政府的偏好通过各种各样的“政企不分”的通道,着实地传递到了企业头上。企业也就跟着追求扩张,追求速度和规模。另外,目前政府还掌握着一些稀缺要素的配置权；只要能从政府那里获得如土地开发权、进口或出口配额、市场准入权、公司上市的原始股、减免税的优惠等,肯定可以出小力,稳赚钱。很多企业被眼花缭乱的各种政策机会牵着鼻子,走上了漫无边际的多元化经营；主业已经变得模糊了,也就没有心思、没有动力和资源去做技术开发。
再有,创新即便成功,产生市场效果还有较长的滞后期。现行的企业人事任命和考核制度,看重的是立竿见影的短期业绩。因此,面对取得任命者的满意、满足年度考核的压力,最重要的是创造近期政绩,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依赖投资水平扩张。在这种体制下,几乎哪位企业高管都不愿意在自己有限的任期之内把大量资源投入创新,让后任或再后任去收获。
《财经》：所谓创新应是企业的本能,但在现实情况下,企业创新却会遭遇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李书福：我们就碰到过许多不可想象的事情。
创新的前提,是把全世界的同行研究透。举个例子,我们要买很多外国车型进行解剖,在解剖的过程发现哪个工艺、哪个零部件是优秀的,然后学习,这也是汽车行业通行的做法。日本、美国的汽车公司也会购买吉利的产品加以拆解,从而寻找更加低廉的零配件供应商。
但问题是,我们买车要交很重的税,就算只用作研究不开上公路也不行,海关仍然按照一般用车的标准来收取各种税费。这样,就导致我们买不起很多车,最多进口几十辆车作研究,这远远不够。买旧车也不行,因为中国的政策是旧车不能进口。如果取消这种不合理的税费负担的话,吉利本来可以每年进口上千辆新车或者旧车,来加快研发进程的。
像吉利这种企业,要一点一点地算风险、算成本。这方面的规定,给我们企业增加了很大的成本,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陈清泰：中国的创新不仅要冒市场风险,有的还要冒政府政策的风险。
我考查过深圳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他们生产的危重病人监护仪可以大量出口,但在国内销售却受到歧视,原因就是政府定价。如果医院使用进口的监护仪,每小时价费约20元；而使用国内产品,每小时价费约2元。医院为了追求回报,就绝不买国内的设备。
还有,很多设备,比如一些纺织机械等,进口整机免税；但国内企业自制的话,其中部分零部件进口却要上税,这人为地削弱了国内企业的竞争力。这都属于抑制企业自主创新的政策。
此外,现在自主创新成为“国策”,会造成一种形势或者压力,就是使企业“奉命创新”。比如,很多地方国资部门规定,企业必须设立研发中心,要以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用于技术开发,并把这作为考核企业和高管人员的硬指标。某市还规定,企业技术投入必须按“四三三”的比例使用,即40％用于自己研发,30％用于购买技术,30％用于技术合作。显然,这就是要企业“奉命创新”。
要改变目前的状况,必须靠政府改革,从体制和机制上消除企业创新动力不足的制度性原因。
辨识 “自主”
值得反思的是,在中国市场还没有完全放开的时候,应该首先放开企业的手脚,鼓励企业在引进技术中完成技术学习的过程,充分利用国内市场机会,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奠定自主创新的基础
《财经》：在我们国家的创新战略中,比较引人关注的是,“创新”的前面加上了一个限定词“自主”。各位是如何看待“自主”的含义的？
赵钧陶：确实是这样,尽管许多国家都在倡导创新,但加上“自主”的不多。对这个词,国内媒体的英文翻译也不一样,叫外人感到费解。何谓自主创新？“自主”需要有多少是中国的含量？一定是和别人不一样吗？
现在的全球化不仅是资本和人员的流动,还包括研发的流动,即研发的全球化。这首先是由跨国公司带动的。从发展的观点看,自主创新特别是企业创新活动很难脱离全球化的影响。
许小年：我建议不提“自主”,只提创新。说自主,就好像是要提倡从零开始,直到全部都是中国自己创造出来的才罢休,这样就把创新的自然过程打乱了。
日本、韩国等国的创新之路,都经历了从仿制到购买专利,再到吸收、消化,最后自主创新的过程。
胥和平：在酝酿提出自主创新方针时,经过了很多讨论,最后取得了共识。有几个方面的含义需要注意：
第一,中国不会由于自主创新而放弃市场经济原则,不会停止开放。自主创新是在开放条件下进行的,这是一个大前提。第二,真正懂得科学技术发展的人都知道,创新不可能从零做起,都必须利用一切前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在全球创新链中,我们必须能够有所贡献；通俗地说,就是也要做一块,哪怕是一小块。多年来我们的经验是,如果不提自主创新,就会连这一小块也不做。这些年在引进技术上的经验和教训一再告诉我们,如果不坚持自主创新,就可能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局面,永远不吸收。而现在提出了自主创新,中央做出了明确的要求,就将对自主创新产生重要推动作用。我相信一定是有作用的。
以科技投入为例,据我了解到的情况,全国科技大会以后,各地非常重视,许多省份、城市的科技经费,主要指财政科技经费投入这一块,就增加一倍以上。同时,一些积极的政府措施也都出台了。因此,提出自主创新对推动全社会的创新,确实有用。
《财经》：过去中国倾向于采取的创新策略,是引进技术、消化、再创新,但这种模式成效似乎不佳,在很多行业甚至出现了创新阻断的局面。此外,一种观点认为,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用专利策略或者标准制定来遏制中国本土公司研发的崛起。在中外技术竞争与合作这一问题上,各位有什么看法？
许小年：引进消化不成功,是因为引进的主体和方式不对。如果由富有活力的民营企业引进,效果可能会不一样。国有企业受体制的制约,缺乏创新的激励,而且技术引进以后市场仍然是垄断的,或者仍处于政策保护之下,只要还能舒舒服服地过下去,就没有创新的动力。只有在竞争压力下的企业,才会有动力吸收引进的技术,最后一定会走向开发自己的技术；因为只有向价值链的最高端走,利润率才是最高的。
至于与外资的研发竞争,我认为是存在的,不能幻想外资帮助中国进行研发。但是在企业的计算公式中,最后还要看成本和效益,而不必分中国外国。用外资技术的成本是多少,效益是多少？自己去开发的成本和效益又是多少？采用那些成本较低、效益较高的技术,不用考虑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
赵钧陶：创新应该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讨论,不要把着眼点只放在企业是不是搞出了多少高精尖的技术上,能在高精尖技术上取得突破的只是少数企业。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能有现在这样的竞争力,更多的是因为学到了新的管理方法、工作流程和业务模式,知道了怎么做企业,怎样有效组织生产,怎么把每一件产品做好。只有在这方面继续创新,中国的整体竞争力才能提高。
因此,我主张首先从更广泛的意义看转让。跨国公司先进的管理方式、工作流程、业务模式对本土企业的影响,其技术外溢与本土产业整体技术能力的提高,以及这些年中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很难说与外国公司的存在毫无关系。
其次,对“技术转让”的期望是什么？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是通过“技术转让”实现的,包括日本、韩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企业总是追求利润的。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开放环境下,很多作为再创造基础的技术是可以在市场上得到的,关键是找到可接受的价格,这是一个通过博弈而求双赢的过程。
陈清泰：政府过去的政策重点是技术引进,相关政策也比较完善,但是自主创新的政策却存在缺陷。
值得反思的是,在中国市场还没有完全放开的时候,应该首先放开企业的手脚,鼓励企业在引进技术中完成技术学习的过程,充分利用国内市场机会,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奠定自主创新的基础。但是实际情况是,对内开放跟不上对外开放的节奏。一些被选定与外资合作的国内企业,不仅有了省时省力、又少风险的技术来源,而且有了全新的产品开发模式。
例如汽车行业,桑塔纳引进来了,出现了一种倒程序的开发模式。即由SKD起步,逐步国产化,当期就有回报；而自主开发,从决定项目到投放市场,按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水平,大约要七年。这期间只有投入没有产出,也不知道产品的市场接受程度。
技术引进最重要的,是必须完成技术学习的过程。但两种开发模式相比,前者的吸引力太大了。在巨大的市场压力下,很多企业引进产品时并不十分关注技术,更加贪图的是从SKD起步中所获得的经济效益。因此也就缺乏技术学习和技术投入的热情。此时,很多企业领导人创新的激情熄灭了,自主开发的梦想也逐渐消失了,甚至技术人员也被冷落了,技术队伍失散了,掉进了引进、再引进直至技术依赖的陷阱。
为什么奇瑞和吉利还在坚持创新？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们当时不是“国家队”,不是国家批准的项目,没有资格去和外资谈判；可以说,是被逼上了创新的路。所以,尽管创新是企业的本能,但假如有捷径,谁也不愿意多走一步。
创新需要的外部环境
在创新的制度环境中,非常重要的内容是知识产权保护、金融体系的支持、科技成果评价体系与科研基金分配制度等
《财经》：应该从哪些环节改善中国企业的创新环境？
李书福：假如市场环境很好,假如汽车行业一开始就放开,吉利汽车不会只是现在这个样子。从前,我们研究汽车都是犯法的,那样怎么去创新？现在比以前已经好多了。但仍有很多事情,政府管着我们,如果他们的创新思想和全球化概念不是很清晰的话,企业的创新很难有进展。其实现在企业很着急,可是束缚你的对象不着急。
赵钧陶：前些年国内股市红火的时候,很多企业家都涌到股市,因为这比做产业赚钱快。这两年房地产势头很好,企业不顾自己的核心业务和核心竞争力,就敢往房地产业投钱。因为做房地产赚钱更多、更快、更容易。这样的环境,企业怎么会有动力搞创新？
《财经》：对于企业而言,最为关键的外部创新环境是什么？
许小年：在创新的制度环境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是知识产权。
为什么中国企业不做研发、外国公司在中国做研发也很勉强呢？因为在中国研发产品出来以后,第二天就可能会有满街的假冒伪劣,这就降低了企业未来的利润,投资没办法收回,所以企业不愿做研发。
知识产权的保护又离不开一般的产权保护。很难设想一个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得很好,而一般产权保护得不好。其实,政府不用做规划；真要推动创新,只要强化法律对产权的保护,改变国民的观念,在社会上建立起尊重和保护产权的风气。不解决激励问题,创新就是无源之水。
《财经》：除了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当今还有哪些因素是重要的？
许小年：创新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持是金融体系。金融和科学技术的紧密结合,是美国硅谷成功的原因。为什么日本没有硅谷？原因之一就是金融。
在日本的金融体系中,银行为主,风险投资产业不发达,形成不了气候。而在中国,风险投资基金甚至连基本的法律框架都没有。
陈清泰：在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比较好的地方,金融成了一个瓶颈。
对于带有风险,在初创时期没有抵押物和现金流的技术创新型企业,银行贷款不会支持,也不应该支持。要用贷款这样一个金融工具,解决企业从出生到死的全部问题,是不可能的。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得到不同的类型的金融支持,但是现在没有。
另外,形成创新风险承担机制非常重要。技术创新是高投入、高风险的长期行为。成功的创新可以使全社会都分享好处；但创新一旦失败,企业就可能完全垮掉。
创新企业应该承担部分风险,因为创新一旦成功,可以得到更高的回报；风险投资也可以承担部分风险,它在成功和不成功的项目之间可以平衡。至于用户,他们不愿意也不会承担创新的风险,但是会愿意为创新的成果付出更高的价格。
重要领域中的创新,政府一定要分担风险；否则国家就要承担受制于人的更大风险,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例如军工、重大技术装备、基础性公用技术平台等,应该通过政府订货或者是准政府订货的方式给予支持。分散风险还需要“有限合伙制”、关闭破产等制度支持。
《财经》：近来随着“汉芯事件”曝光,现有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与科研基金分配制度存在的弊端问题,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应做何改革？
陈清泰：各级政府通过设立科技进步奖来鼓励企业创新,这对“两弹一星”这类项目是完全必要的。但对于企业创新来说,更应看重的技术有没有商业价值。就是说,对商业化技术成果的激励,更重要的是看能从市场上获得多少“货币选票”。政府对企业创新的鼓励,应该是支持其结果,而不是过程。比如,如果创新的产品真有节能、环保效果,对社会有益处,就可以减免税等。
许小年：对于商业性技术的认定和奖励,市场是最佳机制,成功的技术在市场上可以获利,这就是最权威的认定和最大的奖励。由政府认定和奖励技术成果既无必要,效果也不会很理想,会产生公平性问题。
李书福：现在对于商业性的技术创新,政府一个很糟糕的做法,就是不支持结果,只看谁的申报文件编得好。
国家的奖励应该看结果。谁把技术上的问题解决了,环保节能问题解决了,有了重大技术突破,填补了空白,国家才给奖励。讲理论谁都可以讲得通,关键是做起来比较难。
胥和平：中国的科技计划,除“973”项目和自然科学基金等一些基础研究的项目,一般都具有非常强的成果应用要求。
我非常赞成改变科技成果的评价制度。这也是科技部正在推进的几项重要改革之一。关于奖励、评价的改革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要减少评价；一般的产业化项目,政府不评,由市场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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