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工荒”； 根植性；企业外部环境；企业内部制度
［中图分类号］ F016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３８９０这一概念,强调了经济学家缺少关注的制度特征和市场的社会体系支持的影响力。新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发展了波兰尼提出的“根植性”概念,指出经济行为是根植在网络与制度之中的,这种网络与制度是由社会构筑并具有文化意义。
在笔者看来,根植性理论强调的实际上是企业与外部环境的关系问题。最初,学者们对外部环境的认识源自马歇尔“产业空气”的概念。马歇尔认为：行业秘密变得不再是秘密,而成为众所周知的事了,孩子们不知不觉地也学到许多秘密。如果一个人有了一种新思想,就为别人所采纳,并与别人的意见结合起来,因此它就成了更新思想的源泉。接着,经济社会学将外部环境的概念扩展到企业间的社会网络和区域文化的层次,才提出了嵌入性这一概念。新经济社会学认为：企业具有网络根植性并区分出两种不同的嵌入,即“关系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关系性嵌入”是指网络中的企业基于长期性的往来、企业间的信任以及集群内部有效的监督和惩罚机制,所形成的成员间经济交易行为的规范和制约。关系性嵌入的存在不仅有利于节省大量的信息搜寻成本并且避免了机会主义造成的损失和市场的不确定性带来的各种交易费用。而“结构性嵌入”是指整个企业网络根植于当地的某种“氛围”中,得到了外部文化的支持,比如,地方文化中蕴涵的企业家精神,以及有利于地方创新主体竞争与合作的制度和社会结构。又比如,中国浙江地区的产业集群就是一种内生性的、具有较强根植性的集群,而广东地区的集群就是通过“复制群居链”的模式引进的,因而与本地文化不能很好地融合,面临迁移的压力。之后,人们对外部环境的认识又发展到由企业与政府等机构组织构成的具有竞争优势的创新网络,如迈克尔·波特的集群理论提供的是政府—企业—相关机构的新型伙伴关系,以及现在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区域创新环境”理论。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根植性理论,那就是：企业的经济行为根植于社会网络和文化中,社会制度和文化约束着企业的经济行为。由于企业具有根植性,所以企业外部环境会对企业内部制度产生重要影响。
二、从“工荒”看企业内部制度的缺陷
自2003年起,中国珠三角、闽东南和浙东南的大多数劳动密集型企业相继出现了“工荒”现象。目前社会上对“工荒”原因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工资增长过于缓慢,雇主有意拖欠、苛扣甚至拒付工资,劳动条件恶劣且强度大、时间长,民工在发生工伤事故后难以得到应有的赔偿,等等。笔者认为,这些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与企业内部的契约制度所存在的缺陷有关。众所周知,许多企业雇佣民工都是不签定劳动合同的,或者签定的合同中只有对企业主有利的条款,还有很多劳动合同违背了国家的法律其实是无效的。
在笔者看来,劳资关系缺乏契约的规范是导致企业劳动力供应不稳定的重要原因。这一点在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那里得到最有力的理论支持。科斯认为,市场与企业作为资源配置的两种不同手段之所以同时存在,原因在于使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这一成本的一个重要组成便是由市场的不确定性带来的交易费用。如果没有不确定性,企业的出现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张无常发展了科斯的企业理论,认为无论是市场还是企业都是通过契约关系来实现交易的,只不过企业内部的契约是一种长期契约,而市场交易所使用的契约是短期契约。企业内部对资源进行配置依靠的是企业内部的行政命令,这种行政命令对于契约期内的员工都是有效的,从而保证了劳动力供给的稳定性。合同的长期性和权威性既保证了企业生产经营的稳定性,又节约了交易费用。那么,如此关键的内部制度安排为何在中国的某些企业中缺失了呢？资方是否选择与劳方签定合同是企业的一种经济行为。根植性理论告诉我们,企业的经济行为根植于社会文化等外部环境之中。
三、从“工荒”看企业外部环境的变迁
1. 劳动力市场：从“无限供给”到“不确定性”。企业的外部环境包括很多方面,但与“工荒”有关的,主要是企业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在发生“工荒”以前,许多学者用“劳动力无限供给”来概括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特点,这与中国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紧密相关的。由于城乡分割,中国的城市化远远地落后于工业化,农村成了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各项富民政策的落实,许多农民离开土地选择到城市打工,“珠三角”等沿海地区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吸引了不少外资,“三来一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猛,成为民工们首选的目的地。自2003年起,闽东南、浙东南、珠三角等地成为“工荒”最为严重的地区,“工荒”使许多企业都出现了停工或开工不足的情况。针对这种现象,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经结束。但是,“工荒”现象本身包含了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大量的企业招不到民工,另一方面却是大量的民工因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而四处漂泊。新生代的民工不是被生活所迫而到城市打工,而是为了展示体现自身的才能。因此与他们的父辈相比,他们既有一定的空间进行选择,也有一定的时间让他们去比较、尝试不同的选择——这是他们的家庭经济条件所允许的。所以,中国的剩余劳动力如何转移仍将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基于对“工荒”现象的考查,笔者认为企业的外部环境的确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是企业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开始充满了不确定性。
2. 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从而使得原先企业内部制度的缺陷暴露出来,企业内部制度的缺陷正是得到了原先外部环境的支持。在市场上的劳动力可以稳定供给的情况下,企业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会尽可能地压低劳动力成本,从而逃避签定有效的劳动合同。可见,企业内部制度的缺陷在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产生以前对企业而言并不是缺陷,恰好相反,这种“缺陷”是一种可以增强企业竞争优势的制度安排。
五、结论与建议
外部环境会对企业内部制度产生重要影响,这是企业根植性的又一具体表现。企业内部契约制度的不完善是由原先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决定的,这一制度缺陷在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不确定性”后暴露出来,从而导致“工荒”。所以,“工荒”既反映了中国劳动力市场所发生的变化,也揭示了企业内部制度的缺陷。这种内部制度的缺陷正是得到了原先某种外部环境的支持；而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内部制度的缺陷就暴露出来。
在“工荒”发生以后有学者呼吁,要尽快“转变产业竞争模式”。从企业根植性的角度出发,笔者十分赞同这一观点。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企业的竞争优势不能够再建立在压低民工工资的基础之上,而应该通过加强企业的技术改进、提高劳动生产率来确保和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至于那些“两头在外,中间在内”的“三来一补”型企业,则必须从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都有较大提升的地区转移出去,东部经济发达的城市不能仅满足于生产出“中国制造”,还要能够生产出“中国创造”,全面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根据企业的根植性,要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又必须依靠良好的区域创新环境、企业间的良性互动和区域性特色要素资源,所以,地方政府应该因势利导,帮助企业尽快改变原先的竞争理念,共同致力于培育区域集群环境和创新环境,从而让企业根植于更加高效、有利、文明的外部环境之中。
契约制度的不完善是“工荒”揭示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又一软肋。企业内部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企业外部环境的影响——在劳动力市场出现“不确定性”后,原先的那种缺乏契约监督规范的内部制度已经无法适应外部环境的要求,所以企业和政府应当共同致力于建立完善的契约制度,创造有效的法律环境,从而为劳资的沟通交流构筑一个有效的平台。签定契约,至少意味着劳动力的买卖双方获得了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双方的合法权利都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构建企业、民工和政府三方合作机制是稳定企业劳动供给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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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涵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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