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表示，反腐败工作“不定指标、上不封顶，凡腐必反，除恶务尽”。这番表态显示出，此轮反腐败不是“过家家”，而是一场自我革命。据中纪委统计，在2013年，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案172532件，处分182038人。其中，给予党纪处分150053人，给予政纪处分48900人。如果以2012年底708万名公务员数量来计算，2013年被处分的官员占比高达2.57%！另据统计，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以来，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共计77606件，处理102168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31338人。
持续的大力度反腐对中国的干部体系是个极大的考验。在大量干部落马的同时，干部队伍的补充和建设问题开始凸显。最近中央党校对200名县委书记进行培训，习近平主席专门到场发表重要讲话，这就是干部建设工作的一部分。根据中央安排，从2014年11月起到2017年底，全国县(市、区、旗)委书记将全部轮训一遍。据中央党校称，每期研修班都将有约200名县委书记参加，每期培训2个月，全国2800余名县委书记需要十余期才能全部轮训一遍。
干部轮训针对的是在职主官，还有大量其他干部怎么办？在安邦(ANBOUND)研究团队看来，在新形势下，国内整个干部体系都面临调整。我们认为，在中国推动市场化改革和持续反腐败的形势下，中国的干部队伍可能会出现新的分流。
未来的干部分流可能有几种方式：第一种是官员下海。中国此前已有过两波官员下海的热潮：第一波发生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据统计，1992年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第二波则出现在十六大前后，集中在2002-2003年国企改革和中国加入WTO后。现在，官员们的利益和权力被削减，而政治责任和外界压力却在加大，随着反腐运动持续，很可能出现第三波官员辞职潮。与过去不同的是，90年代官员下海还有“停薪留职”作为制度安全网，现在辞职下海则无此保障。下海成本增大，将会使官员们在另作选择时更为谨慎。
第二种分流是官员进入中介服务领域。相比社会一般人士，官员们有从政经历，更了解政策，也有更多的政商人脉。这些背景使得官员们在从事与政府相关的咨询服务和研究服务时更有优势。在部分发达国家有“旋转门”制度，官员退出政界从商与社会人士从政可以相互循环，个人可以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双向转换角色。中国目前虽然并无此公开的制度，但“旋转门”制度在中国迟早会成为现实。中国大量的腐败案例显示，国内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交换需求很大，与其任由腐败在地下蔓延，还不如设立制度把社会利益交换摆到受到监督的桌面之上。
在安邦研究团队看来，干部分流在中国值得鼓励，这对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能否成功有重要影响。在中国的“大政府”体制之下，官员和“类官员”数量过于庞大，成为影响市场化改革推进的重要原因。如果中国想“用市场的办法”把经济搞上去，就必须减少官员的数量，削弱官员影响资源配置的权力。
一个现实问题是，如果要减少干部的数量规模，那么减下来的干部去哪里呢？在我们看来，中介服务领域就是一类合适的去处，比如进入各类智库。在智库机构，官员们可能会辛苦一些，但他们能发挥背景优势，既可以赚钱，还比过去有更大的自由度，不用像过去一样听领导吆喝。因此，这对官员们不失为一个可行的选择。为什么要让智库机构成为承接官员的池子？一个重要意图是为了推动中国建立“旋转门制度”，为官员退出和社会精英人士进入官场建立良性机制。
为了解决官员退出的运转问题，还需要建设配套的制度。这意味着，很多政府的事情，都需要与智库合作，这种情况下，大量干部退出之后不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实际上，这些退出的官员是在体制外做事，而且积极性还挺高。若能如此，将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可能还有人担心，如果现有的干部都换掉了，谁来干活？在我们看来，这并不是个问题。一是干部少了，政府管的事也要减少，这与简政放权是一致的。二是政府的许多工作可以外包给智库来做，让智库里的过去的干部来完成。这样形成的机制是：还是过去那帮干部，但这一次他们是有选择地为自己做事，而且干的很可能比体制内的还好。就此而言，用市场的办法的确是可以做好政府份内事情的。
持续反腐对中国的干部体制是个挑战，中国不排除出现又一轮干部分流，分流的一个去向是智库机构。中国政府应该借此机会建立中国的“旋转门制度”，为市场化改革创造更大的空间。
(责任编辑：DF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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