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强调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加强质量安全监管是新常态下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弥补市场失灵，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李克强总理在中国质量(北京)大会上提出，要以质量提升“对冲”速度放缓，把经济社会发展推向“质量时代”，要构建“放、管、治”质量提升新格局，其中的“管”就是改进政府监管，提高监管的针对性、有效性。这一重要论述，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质量安全监管，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提出了明确要求。
当前，我国质量发展的基础还很薄弱，质量水平的提高滞后于经济发展，质量安全监管制度不完善、监管手段比较落后和监管不到位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质量依然是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必须深刻把握质量发展特征、规律，谋划好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新举措，着力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升级，改进和加强政府质量安全监管，为把经济社会发展推向“质量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障。
一、坚持把制度建设作为加强政府质量安全监管的基础保障
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是政府履行质量安全监管职能的基础设施。李克强总理在中国质量(北京)大会上强调，政府对质量安全要“善管”，第一位的任务还是要建立制度。创新政府质量安全监管，必须依靠制度确立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边界，必须依靠制度来固定政府监管改革成果，实现职权法定和依法监管。
首先，建立健全质量安全监管法律法规。完备的质量安全监管法律法规体系，不仅是质量安全监管制度成熟的标志，也是依法进行质量安全监管的基本前提。事变则法移，法相宜则事有成。随着经济步入发展“新常态”，打造经济升级版，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创新质量安全监管制度。通过修改或废止不合适的现行法律法规为改进政府质量安全监管改革扫除障碍，将改革决策变为立法决策，把质量安全监管的改革成果及时上升为法律法规，以确保改革创新在依法行政基础上规范运行。要重点在制约决策权、规范执行权、强化监督权上完善质量安全监管法律法规，要通过法律法规“立、改、废”螺旋上升的动态改革过程，对质量安全监管改革、提高监管针对性与有效性起到引领和推动作用。
其次，完善质量安全事中事后监管制度。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管和放同等重要，缺一不可。目前政府监管由事前审批更多地转为事中事后监管，新的监管任务和监管模式，催生新的监管制度。政府只有建立标准明确、程序严密、运作规范、制约有效的质量安全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实行“宽进严管”，把“缺位点”补上，在“错位点”纠正，防止出现监管真空，增强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政府要吹“明哨”而不能吹“黑哨”，建立健全公开透明的监管规则，当好市场秩序的“裁判员”和改革创新的“守护者”，让市场公平竞争、健康发展。
最后，建立政府质量安全监管“责任清单”。简政放权，对政府部门而言，有些权力下放或取消了，责任并没有消失。有权必有责，“责任清单”其实也是基于权责对等原则的必需，只有承担权力所赋予的责任时，才能确保正确行使权力。“责任清单”制度的重点是“该做的要做到位”，解决的是“不作为”问题，实现“法定职责必须为”。只有着眼于厘清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边界，明确哪些事是政府部门的“分内事”，建立并公开质量安全监管“责任清单”，明确责任主体，厘清责任事项，形成全方位、经常化、立体式的监督和责任追究机制。
二、坚持把改革创新作为加强政府质量安全监管的不熄引擎
加强质量安全监管，要注重用新视角把脉质量安全症结，以新思路改进监管方式，用新办法健全监管体系，提高政府质量安全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首先，要充分运用大数据等新技术创新质量安全监管。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要充分运用大数据等现代技术，加强政府监管。随着新产品、新业态不断涌现，经济发展带来的监管任务也日益繁重，质量安全监管对象呈“几何级”增长，全面履行政府职能与当前工作资源受限、保障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传统的认知方法已无法应对现在的数据规模、产生速度和复杂程度，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和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将部门间质量安全监管执法信息共享，打破信息孤岛，实现互联互通，提升监管效能。提高质量安全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不能只看“单科”的质量发展形势和问题，更要看质量问题发生趋势、看全局、看“总分”，就必须依靠大数据这把“金钥匙”，唤醒沉睡在档案袋、文件夹中的数据，不仅能从海量质量安全监管数据中寻找隐藏其间的关系和联系，还可对数据资源进行深度的价值挖掘，从更深层次探索和认识质量发展的内在规律，实现从产品监管到产业监管的转变。
其次，要充分运用风险防控等新理念创新质量安全监管。质量安全监管涉及面广、链条很长，尤其要强化风险意识和防范意识，切实把风险防控作为保安全的重要手段。依据产品风险等级实施差别化监管，建立产品伤害监测制度，加大对高风险产品如食品、药品、重要消费品的监测，做到质量安全风险可控可防。创新产品质量抽查方式，采用电脑摇号随机确定检查对象、随机指定检查人员，不搞选择性检查，杜绝执法不公、执法不严、不作为和乱作为等问题。突出追溯体系建设，充分运用物品编码、商品条码等信息化手段，搭建质量追溯信息平台，实现对质量安全问题的全程追溯，促进宽进与严管无缝对接。
最后，要充分运用信用管理等新方法创新质量安全监管。没有良好的社会信用，就不可能有良好的质量发展环境，更不可能有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目前，一些生产经营者质量诚信缺失，制假售假屡禁不止，网购市场质量问题日益显现，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要着力构建质量诚信监管机制，加快建立质量失信“黑名单”制度，对严重失信违法的企业，在经济上重罚，在法律上严惩，在社会上曝光。加强质量诚信信息共享，对守信主体予以支持和激励，对失信主体进行限制和约束，真正形成“一处违法、处处受限”的局面，真正实现“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路路畅通”的严管目标。
三、坚持把严厉打击质量违法行为作为加强政府质量安全监管的有力抓手
近年来发生的一些质量安全事件，对内危害消费者健康安全，动摇消费信心，对外影响出口贸易，损害中国制造形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依法履行质量安全监管职责，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严肃查办制假售假大案要案，有效维护良好的质量发展环境。
一方面，要突出监管重点。要把有效的资源、监管的重点放到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对经济社会发展可能造成严重危害的消费品安全、特种设备安全和国门安全等领域上来，切实管住、管好。种类繁多、数量庞大的消费品在丰富人们生活、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质量安全风险也日益凸显，制假售假行为还难以根本杜绝，要突出对儿童用品、食品及相关产品、纺织服装、电子电器以及电子商务产品等重点消费品的监管。特种设备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一旦发生事故，将直接危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对以电梯、气瓶、游乐设施、客运索道为重点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涉及全球性、区域性的传染病事件和动植物疫情疫病频发，核生化恐怖活动风险加大，进出口商品质量安全问题时常发生，其带来的公共健康危机、社会恐慌、经济损失等负面影响无法估量，要突出对关系疫病疫情传入传出以及涉及安全、卫生、健康、环保和反欺诈进出口商品的国门安全监管。
另一方面，要狠抓监管实效。保障质量安全是现代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只有拔掉杂草，稻谷才能长得茂盛”。宽容违法者，就是对守法者的不公，甚至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政府必须要用重典、下猛药，对质量违法行为，特别是对危害公共安全、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的质量违法行为，要痛下狠手，在经济上重罚、法律上严惩，牢牢守住质量安全底线。要把市场监管重心下移，基层执法机构要“瘦身提效、内提素质、强身健体”，地方机构改革要突出质量元素，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监管网络，逐步做到疏而不漏。严厉打击质量违法行为，提高监管实效，就是保护质量高、品牌优产品的市场竞争优势，保护提升质量的火种、维护消费者的权益。
(责任编辑：DF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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