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近代以来的中国从来没有这么近地触摸到全面复兴的前景；这也是一个挑战重重的时代，今天人们习惯称之为“新常态”的各领域状况都包含了一些困难；这更是一个有行动力的时代，一种敢于直面挑战、克服困难的努力已经“徙木立信”，一种勇于改变现状、创造新局的气象已经“初露峥嵘”。
中国“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这种全面复兴的可能性好像一只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航船。新的未来的身形还很模糊，它的到来尚有风险，但它的脚步声已经响起来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甚至认为2015年将是“中国世纪”元年。如果把中国全面复兴作为新中国建国者的预言，作为新一代中国领导者的承诺，它们指向的前景意味着世界历史的重大变迁。
当这一变迁进程呈现模糊棱角的时候，世界正陷入一片模糊和迷惘。世界的迷惘无处不在，而且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自从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和欧洲一直没有呈现出系统性地应对和克服危机的政治能力，西方政府对于跨国金融集团很少展现出应有的政治节制能力，也就很难让大众相信他们还有能力系统性地处理危机。这种政治能力的丧失意味着西方世界普遍的民主危机，即将举行的2015年达沃斯论坛一场重要论坛的主题便是“民主的终结？”。这种问题也是全球性的，在过去的一年，乌克兰、苏格兰公投、泰国、埃及……各种形式的问题以更高的频率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世界处于一种迷茫的当下。
世界越是迷惘，中国就越需要现实感，需要直面现实的分析能力。这是“新常态”成为热词的基本背景。随着人们习惯于用“新常态”来描述我们对急剧变迁的现实的理解，这个词相对于它的最初含义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并逐渐变成各种对新的现实状况的描述，从经济领域延展到政治、社会与文化领域。在当下中国舆论场，“新常态”不再只是一种包含特定形势判断的概念，而是一种试图重新把握和描述新的现实的努力。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学语境中，“新常态”最初包含了对现状的特定描述，一是金融-债务风险的根源不在于经济金融化和投机化，而是生产性部门本身的增长动力衰减(成本上升、低效率、产能过剩等等)，最终表现为利润率下降；二是由于“人口红利”渐趋消失，劳动力增长放缓，中国经济的增长开始进入平稳期。与这一判断相应的，是主张主要依靠紧缩和市场化改革来消除风险。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新常态”在中国经济领域的含义大大地扩展了，2014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新常态”乃是“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中国决策者们敏锐地从高铁等领域发现了此前已经积累起来的优势，并从中深刻意识到了中国在生产领域和劳动力领域仍然拥有着其他地区所没有的、新的潜力。中国国家主席和总理成了最引人注目的“高铁推销员”。正是基于这一对于“新常态”的更进一步的阐释，目前基础建设尤其是高铁建设以更大魄力展开了，不仅全国性的干线建设以更快更稳的节奏展开，而且开始致力于建设一省之内的城市高铁网络建设，为中国经济下一波快速成长提供至关重要的“硬件”基础。我们的决策，真正地理解了亚当·斯密当年在《国富论》中的重要启示，那就是，在一切的改善中，交通的改善是最为重要的。
“新常态”成为当前中国舆论的一个中心概念并非偶然，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它的的确确展现了中国社会试图穿透全球乱象与内部社会分歧去把握现实状况的愿望。人们清晰地知道，今天一切都在大变，但问题是怎样认识这些变化，怎样应对这些变化。经济领域的“新常态”只是众多故事中的一个。
近年来变化最为剧烈的，莫过于反腐浪潮。这是一种主动的求变，是一种对此前积累的变化的有力矫正。正因为这一领域的变化是主动的而非被动的，公众才会如此强烈地意识到形势“变了”。变化不仅表现为系列重点反腐事件，也表现为整个国家机构体系乃至整个社会的“移风易俗”(以反“四风”为基础)。从金融危机以来的全球状况来看，目前仍在进展中的中国反腐浪潮是非常特殊的，也是罕见的。美国华尔街的危机不可谓不深重，但奥巴马在这一领域的“改变”承诺基本落空了。他之所以有心无力，根本原因在于对于华尔街的依赖太深，受制于华尔街的程度太深。与此相比，中国执政党呈现出在多元社会利益格局之上的超越性和自主性，这使得它有能力自主地开展如此规模的反腐行动。可以说，这种超越性与自主性，是中国未来希望的根基所在。
如果说反腐浪潮是主动求变，那么，美国所谓“重返亚洲”的战略格局调整是被动的重大变化。与此相应，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印中巴两走廊、欧亚大陆桥等众多范畴的“一带一路”战略，则是有着战略眼光的主动应变。变化总是会有的，只要能清醒地认识各种变化的性质，明智地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应对方法，有了变化并不可怕。中国决策者区分了南海方向与东海方向的轻重缓急，在东海方向给予严厉明确的回应，而沿着南海方向提出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以良好的战略定力继续拓展与大多数东盟国家的亲密合作关系。面对海洋方向的战略压力，中国决策者更以内陆为依托抵御海洋方向的战略压力，在上海合作组织等既有区域合作机制的基础上，积极面向欧亚大陆开拓广阔的国际合作空间。美欧与俄罗斯的持续角力，进一步地提供了中俄推进区域合作的动力。同时，需要进一步看到的是，变中还有变，“一带一路”战略的延伸涉及风俗民情有着巨大差异的六十多个国家，必然会在政治、社会、文化、宗教、语言等方面遭遇一系列难题。如果只顾做生意而不重视这些领域的沟通交流问题，便会难以与所谓“新殖民主义”划清界限，生意也很难长久持续下去。这些问题和挑战召唤进一步的变化和调整，那就是，中国需要更为自觉地告别将视野局限于“经济”(GDP)的思维惯性，重新建立政治、社会、文化、语言等领域的多层次视野，在各国发展出一种与以往殖民国家截然不同的国际关系网络。也就是说，在处理与各国社会的关系的时候，绝不能仅仅着眼于金融扩张和解决国内生产过剩问题，不能重复资本主义扩张的老路，而要自觉地重新将跨国经济交往“嵌入”到复杂的政治社会文化网络之中，改造资本霸权主导的国际关系逻辑。目前，在这些方面我国已有明确清晰的认识。
处于正发生巨变的历史进程中，无论经济、政治还是国际关系领域，现实分析能力和方向感都极为重要。两年多来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变化的一个主要趋势，是日益广泛地呈现出直面现实的特点。中央领导人在论及当前社会意识状况时多次指出当前“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媒体格局深刻变化”的特点，并致力于探索回应社会分歧日益明显、社会辩论层出不穷的现实状况。这种直面社会意见多元状况的务实态度，也体现在国际关系领域。例如，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1月17日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发表演讲时便坦率地指出，“国际社会众说纷纭，有的对中国充分肯定，有的对中国充满信心，有的对中国忧心忡忡，有的则总是看不惯中国”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面对内部社会观念多元分化和国际舆论纷纭复杂的格局，新一届中央将意识形态工作提到一个关键性的位置，并提出了“思想引领”和“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问题。其中包含的也是一种主动求变的努力，社会思想多元分化固然是现状，但承认现状并不意味着应当迷惘和无所依从，而是需要勇于给出方向性的判断或决断。如果说，社会意见分歧、社会辩论多见是社会文化思想的一种“新常态”，那么，在清晰树立思想方向的努力，则可能成为一种重塑新的“新常态”的努力。
面对今天的各种困难与挑战，富于历史感的中国社会不难有更长的历史视野和更宽的世界视野。相对于一百七十年前中国面对的挑战，相对于六十五年前中国面对的挑战，相对于三十六年前中国面对的挑战，相对于二十多年前中国面对的挑战，从战略上说，今天中国面对的挑战没有任何不可承受之处，也没有任何可以轻言逃避之处。中国的新一代社会中坚力量，需要时时意识到，自己这一代人为子孙后代创造的，是一个日益趋近中国复兴和中国世纪的新未来。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如果说新世纪“中国复兴”的承诺是建国时刻“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承诺的延续，是中国将屹立于世界东方的预言的延续，那么，这些承诺和预言并不会自动实现，它需要明晰的方向感，需要清醒的现实感，需要自主的政治能力，需要“对世界有所贡献”的自信和自觉。只有当中国担纲者和中国社会自觉地意识到中国完全可以探索出一条对于人类有所启发的新路，这些承诺和预言才有实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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