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澄清一个似是而非的看法：我国过去的增长是投资驱动的。这是一个长期以来极为流行的看法。由不得你不信：看数据，中国投资率是全球大国中最高的，而且持续了好多年；看实际，修路、修桥、盖房子、建工厂，哪样不是投资活动。有了这样的高投资率和高增长相伴的证据，还不足以说明中国过去30多年高增长是高投资驱动的吗？但笔者想说的是，这个流行的认识并不正确。
粗略地说，有两股推动经济总量增长的基本力量，一是要素投入增加，包括劳动力、资本等等，另一是生产率提高和技术进步。如果在人均意义上看，推动人均产出增长的则是人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这里先在人均意义上展开分析。暂时舍掉人口增长，不会对分析产生根本性影响，后面会对人口因素加以分析。
众所周知，资本边际报酬递减是一个铁律。意思是，随着一个人装备的资本数量增多，再继续增加一单位资本装备所带来的收益，会逐步递减。或许正是因为这个规律之“铁”，使得不少人对投资驱动的可持续性深感忧虑。这种忧虑所导致的最极端建议是，把投资率降下来。于是，在国际会议上曾一度出现这样的奇特现象：绝大部分代表都在讨论如何把本国投资率搞上去，独独中国代表在分析如何把本国投资率搞下来。
这种忧虑之所以产生，根本上是因为对经济追赶的规律了解不够。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固然是铁律；但支配现实经济运行的，却不只是资本积累这一个变量。正如上面所说，技术进步是另一个支配变量。现实的人均产出增长，实际上是由这两个变量共同决定的。如何共同决定？技术进步有抵消资本边际报酬递减效应的作用。具体来说有这样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没有技术进步或者技术进步速度很慢，难以抵消资本边际报酬递减效应，那么，投资回报率会越来越低，投资活动也会越来越少，人均产出增长也会越来越慢。与此相对的是第二种情形，即技术进步速度在一段时期内保持足够快的水平，足以抵消资本边际报酬递减效应，甚至抵消之后还有余，那么，在这段时期内，资本回报率会保持在较高水平，投资活动也保持着活跃的状态，人均产出增长也会一直保持在较高速度。
这第二种情形，实际上就是我国经济过去30多年高速追赶的基本逻辑。也就是说，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技术进步。说过去30多年的增长方式是投资驱动的，是一个莫大的误会。之所以说是误会，最有力的证据是，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前30年里，我国投资回报率始终稳定保持在较高水平上。这是白重恩、谢长泰、钱颖一的细致研究得到的结论。他们发现：“中国的总资本回报率在1979到1992年之间约为25%，在1993到1998年之间逐渐降到了20%，并自1998年之后保持在20%左右。事实上，中国的资本回报率一直明显高于用同一方法测算的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也高于很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
想想吧，一个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经济体，把投资率搞到世界最高的行列，且保持了30多年，倘若没有快速技术进步抵消资本边际报酬递减效应，资本回报率早就降下来了，投资活动也早就不那么活跃了。要知道，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可是铁律。
如果这些分析有些抽象，看看我们身边的现象吧。电视机由黑白到彩色再到液晶，这不是技术升级吗？正是以这样的技术升级为先导，才有了电视机生产线的投资。倘若没有技术进步，黑白电视机生产线的投资在铁律作用下，早就停止增长了。
那么，大量传统产业的产能复制和扩张是不是技术进步？比如，钢铁产能遍地开花，有没有技术进步的贡献？有！道理是这样的。原来只有很少人士掌握钢铁冶炼技术；河北大部分农民在种地。在这种所谓的二元经济结构下，国民经济平均技术水平是比较低的。后来，通过模仿和学习“高大上”钢厂的情形，一批河北农民成为钢铁业新生代企业家，他们的同乡成为这些小钢铁厂的工人了，二元结构缩小，国民经济平均技术水平提高了。正因为有了这种意义上的技术进步，才有了大量的钢铁厂投资。
所以说，我国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的基本逻辑是：技术进步打开了投资的空间；长期、大规模的投资活动加以跟进；而且，技术进步的速度快得足以抵消资本边际报酬递减效应，从而支撑着投资回报率在将近30多年时间里保持在较高水平上。
为什么过去30多年有快速的技术进步？是因为我国相对于发达国家有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可以通过模仿以较低的成本实现比发达国家更快的技术进步。而释放这后发优势的动力，则是改革开放。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加以澄清。人们直观的感受是，发达国家一会一个创新成果，一会又一个创新成果，应该是这些国家技术进步快才对。这个看法的合理之处在于，从技术增量角度而言，发达国家确实比后发国家大。但是，就技术增量相对于存量的进步速度而言，发达国家的速度并不快。这就不能充分抵消资本边际报酬递减效应。于是，他们的人均收入增长长期以来也就是年均2%左右的水平。
我们再针对文章开头按下的人口问题，做一分析。人口因素如果说对上述分析逻辑有什么直接影响的话，所经由的机制主要不在于人口规模，而在于人口年龄结构。通常认为，人口抚养比越低，社会总储蓄率越高，从而可以支撑越高的投资。中国过去固然经历了一个所谓人口红利时期，这或许和过去的高储蓄率不无关系。但这不影响我们的逻辑：倘若没有技术进步打开的投资空间，空有低人口抚养比导致的人口红利，所导致的高储蓄和高投资，仍然逃不脱资本边际报酬递减铁律的作用。也就是说，虽然人口红利有助于解释过去高投资的来源，却无助于解释为什么持续30年的高投资没有导致明显的回报率降低。可见，根本的线索还是技术进步的速度。
最后还要指出一点。过去30多年高速追赶中的快速技术进步，不会一直持续下去，达到一定发展阶段之后将会规律性慢下来。一则是因为随着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接近，我国能够模仿的空间缩小了。再则是因为我国掌握的技术存量日益增大，同样的技术增量所对应的技术进步速度，也会放慢。这将难以抵消资本边际报酬递减效应，投资活动将不再像以前那么活跃，经济增速也会相应放缓。这些现象实际上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已经开始显现了。
这一点有两方面的政策含义。其一，即使改革得以全方位深化，未来所能指望的技术进步速度，也不会恢复到高速追赶时期那么高了。其二，达到一定发展阶段之后技术进步速度放慢，这是规律；但是放慢到什么程度，则并无规律，取决于追赶国家自身的努力。倘若改革效果不彰，那么，技术进步速度会大幅度放缓，甚至断崖式下滑，那就无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了。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未来的增长仍然离不开技术进步这个动力。
(责任编辑：DF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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