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村帮扶干部不是进村帮贫困户干农活儿的，而是要帮助贫困户设计脱贫的路子；精准扶贫不能扶‘懒汉’，而是要扶真贫；精准扶贫在资金使用上更要精准，不能再撒胡椒面……”在赫章、在仁怀，从基层乡村到省里，中国经济时报调研组在贵州省一路走来发现，再受欢迎的政策也不可能完美无缺，而面对存在的瑕疵，办法总比问题多。针对精准扶贫，调研组听到很多有关更好落实精准扶贫政策的建议。这些建议来自贫困户、参与一线扶贫工作的各级扶贫干部、政府官员、企业家、金融机构以及在扶贫领域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学者，对于促进精准扶贫政策在贵州省、在其他地区、在全国能按预期目标、在预定时间落地，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增强社会了解
针对精准扶贫政策宣传不到位的情况，像贫困户对精准扶贫政策本身缺乏了解、基层干部对取消GDP考核的顾虑等现象，一些扶贫干部和专家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这项工作应该针对不同群体采取不同办法。比如，针对大多贫困户地处老少边地区不看报、不看电视的现实，应该让驻村干部采用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增强其了解。针对扶贫干部，则可在电视、报纸、网络、官方微博等媒体上加大宣传，使之正确理解，准确执行。
在精准扶贫政策落实较快较好的贵州省毕节市，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发现该市宣传精准扶贫政策的一套做法或能给其他地区提供一些借鉴。
“精准扶贫要实现，着力建设产业链，干部群众都清醒，九个要素扣得紧；第一要素是农户，毛细血管要黏住，七个产业六个块，落到户头不扯拐……”这些读起来朗朗上口的句子，其实是歌词，唱的是毕节精准扶贫四法之一的“产业链法”。据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河镇乡海雀村驻村干部陈毕松向本报记者介绍，毕节市实施精准扶贫有四法，分别为力量法、十子法、抓手法和产业链法，为了更好地宣传落实精准扶贫政策，扶贫干部们将“四法”编成四首歌曲，在工作中传唱，老百姓愿意听，而且容易理解容易记，传播效果不错。
本报记者在毕节市海雀村，还看到一本彩色的小册子——毕节试验区精准扶贫“四法”工作手册。这本由毕节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制的32开小册子，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将“四法”精髓囊括其中，读起来不仅轻松简单，还能准确了解精准扶贫的做法。“册子虽小，作用不少，村民愿意看，有了它，在村子里宣传精准扶贫政策简单多了。”一位驻村帮扶干部对记者说。
明确驻村工作队职责，建立扶贫人才培养考评机制
针对驻村帮扶干部“驻村后做什么、如何考核”等问题各地要求不一、且比较笼统随意的状况，又该如何改变呢？
“驻村帮扶干部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帮助贫困户设计脱贫的路子，带领贫困户致富。”贵州省毕节市委副书记胡吉宏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建议，驻村帮扶干部到村到户要当“三员”抓产业，即：要发挥知识面广、视野宽的优势，围绕产业选择、定位、谋划以及前景分析等环节，当好“研究员”，为联系帮扶村推动产业发展出主意、理路子；发挥联系面广、联络强的优势，围绕各个发展要素，积极主动沟通协调，在产业链建设各个环节当好“联络员”；发挥组织能力强、善于协调的优势，围绕产业建设的整个实施过程，当好“组织员”。
胡吉宏对“三员”的总结来自于他在毕节市赫章县海雀村的多次实地调研。“从海雀村养猪项目谋划推进入手，我对驻村工作组和驻村干部如何推动产业扶贫作了思考。工作组在一年的驻村工作时间里，需要做好的工作是多方面的，但要始终把推动产业扶贫作为驻村工作重点，发挥自身优势，当‘三员’抓产业。”
在建立扶贫人才培养机制方面，经常参与金融扶贫的贵州省茅台农商行党委办主任陈昭林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建议，可考虑建立一种干部互派机制，比如可将扶贫干部与银行等专业机构的干部互换，既能增加驻村干部中的一些专业人才，也可提高驻村干部的专业能力。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多位扶贫干部还建议，建立明确细化的驻村工作人员考核机制，以防出现人下去了，心却不在农户身上，干好干坏一个样的情况。
加大扶贫资金投入，提高分配使用精准、有效性
“国家扶贫资金一年才400个亿，即使全放在贵州，也就够修400公里高速路。扶贫资金发放到地方后实在是杯水车薪。”针对扶贫资金投入量小需求大的现状，贵州省扶贫办法规处处长罗颖旭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国家层面上的财政扶贫资金增长应该跟国家经济增长同步，要经常性增长，并且拿出刚性预算。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审批权原则上下放到县的政策，受到县乡的普遍欢迎。“这样一来县一级层面上更能科学地利用当地的资源禀赋，因地制宜，项目安排上也更能适应地理、气候。”在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组织的专题座谈会上，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甘红梅和该县的多个局所负责人这样表示。不过他们也提出，扶贫资金分配到县就要做到真正放权到县，不能资金切块下来又给了很多限制条件。扶贫资金应该采用目标管理，不应和项目捆绑在一起。而且这些有限的资金应该集中使用，不应分摊，再撒胡椒面。
针对扶贫资金整合，不少县里的扶贫干部向本报记者反映，县级整合扶贫资金有难度，易造成各部门推诿责任。对此，毕节市精准扶贫办副主任黄春建议：如果是单个项目资金就不需整合；如果是已由国务院批准的扶贫发展规划，其中涉及的项目等同于国务院批准，不应再由相关部门进行再次审批，而应由各项目主管部门按规划年度要求直接进入项目设计和资金安排、启动实施、推进进度。
此外，对于按绩效分配扶贫资金，本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些扶贫干部担忧会形成如下恶性循环：绩效低——获得的扶贫资金少——缺少项目配套资金，获批项目少——绩效低。对此，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环保局副局长阳光武建议，为避免出现恶性循环，应以相同数量扶贫资金获得的扶贫成效为考核标准。
优化贫困人口识别制度
当前精准扶贫工作的一个原则是坚持贫困人口规模控制，而且是自上而下层层分配指标。
“这容易导致贫困户的产生只由村里排序和评议，而不能按照设定的收入指标定。”仁怀市一位扶贫干部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因为区域之间贫困状况差异较大，规模指标确定后，该区域内必须识别出规定数目的贫困户，这就造成了区域之间贫困户贫困程度不平衡，甚至一个乡内的村与村之间的贫困户的贫困程度都存在很大差异。选为贫困户的可能不真正贫困，真正贫困的又没有进入到贫困系统，比如条件较好的村的贫困户可能比条件差的村的非贫困户还富裕，这就导致了另一种不公平。
对此，罗颖旭表示，之所以采用贫困人口规模控制法从上而下分配贫困指标，是因为自下而上申报的方式，源头数据容易失真，不容易甄别。“农村‘优亲厚友’现象很多，更容易造成不公平。”他说。
针对这一问题，不少扶贫干部向本报记者建议，对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可严格按照贫困线标准，自下而上，由每个村村民自我申报，村里公开评议，报县级复核后确认，做到不限指标，应扶尽扶。同时，为防止各环节虚报、瞒报贫困人口，应该由省市级扶贫办加强对上报人数的审核认定。
弥补历史欠账，改善扶贫大环境
此次调研中本报记者发现，可以时时听到的另一个角度的呼吁和建议也值得重视：改善当前扶贫工作大环境。
贵州省茅台农商行党委书记、董事长杨佳鑫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我国尽快形成支持农村金融发展的长效机制，让更多的资金流向农村、留在贫困地区，同时，财政贴息资金渠道也应尽快畅通，确保贴息资金尽早到位。
“金融扶贫主要支持‘三农’，而‘三农’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属于弱势群体，相应对银行来讲就是高风险群体。”国家开发银行贵州省分行副行长刘彩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建议，国家应建立相应的风险补偿机制，如推进农业保险制度的落实及有效实施、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做好各类土地确权工作、拓宽担保渠道、建立金融扶贫风险补偿基金等解除金融扶贫的后顾之忧。
刘彩虹还表示，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银行信贷资金规模紧张、筹资成本高企与金融扶贫需要大量低成本的资金之间的矛盾凸显，要根本解决这一问题，国家可考虑将金融扶贫信贷规模单列，单独核算。
还有受访的银行相关负责人提出，应该创新金融扶贫模式，结合扶贫项目，针对贫困户抵押物少、偿还周期较长、承担风险能力弱、贷款金额小等特点，设计特殊的金融扶贫产品。
扶贫工作留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它们多处在老少边穷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欠账应该说太多了。曾经当过五年贵州省扶贫办副主任的学者、贵州省委讲师团原团长龚晓宽对扶贫大环境的建议，更注重另外两个方面的改善：一是，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可实施国家统筹、取消地方配套。交通条件改善是扶贫开发的最重要基础，在此条件下，资源开发、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才能有进展。二是，加快扶贫开发立法的进程。中国是全球首个实现千年减贫目标任务的国家，有国际样本意义。中国应该加快扶贫开发立法的进程，尽早出台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法，用法律手段来推进扶贫，为其他国家树立典范。
(责任编辑：DF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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