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是本报告关于广东部分的最后一篇，在过去的27篇里，我基本上分析了广东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但却未和实例紧密结合。由于篇幅的问题，往往是把观点说完，就已够了。在接下来全国各地社会建设的部分，我会以考察内容为主而不再是以观点的分析为主，但仍可以在需要时涉及到广东的城市。
如何评价广东的社会建设？当我们身在深圳、广州时，我们对广东社会建设的未能突破，对深圳丧失改革动力充满抱怨，说人家上海、人家杭州怎么怎么着，可是当我们在上海、北京、贵阳等地调研时，那里的人们同样在羡慕广东，甚至有人在批评上海的社会创新时，断言“上海社会建设已全面落后于广东”。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其实全国各地，都有一批社会改革者，在想方设法推动一些社会创新，都在做一些虽很细碎但却是日拱一卒的事情；但同时，全国各地其实都未取得一些大家期望中的关键性的突破。这也许就是全国社会建设的真实现状。
无论如何，广东在过去几年间的一些开拓性的工作，已使得广东社会建设开了新局，展现出更多可能性，而现在弥漫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一些失望情绪，其实大可不必。但是广东要想在未来几年内继续引领全国，可能需要更大的改革勇气，需要操作者们有更巧妙的推进方案。
去年在广州参加一个座谈会时，我曾提出过一个12字建言：“理顺管理，注入服务，暂缓自治”，结果学术界的一些朋友不太认同，他们还是希望大步地推动社区自治。但是我仍坚持我的观点，至少在最近三四年时间里，广东社会建设可能更重要的工作是先把基层管理体制理顺，把增量的社区服务打入社区，并且沉淀下来，制度化使之不可逆，如此让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从而使社区居民成为社会建设、社会创新最大的支持力量。在这几年时间里，无论是深圳、广州，还是其它城市，社区民主自治的综合条件并不成熟，可以暂放一放。
所谓“理顺管理”，从某种意义上，既包括对区县、镇街、社区三级管理体制的重构，缩短链条是其中应有之义，但更重要的，是对保留下来的层级，其内部管理流程的再造。倘若保留街道办，则街道办必得改变其科层制的架构，变成一个具有行动力的服务平台。
“理顺管理”的其中一个关键，是对各项管理事务进行公共管理学概念上的管理幅度测算。可能需要测算每一项管理、服务的半径与幅度，比如，多少人口需要设置一个派出所，多少人口需要设立一个“社区健康中心”(社区诊所)，多少人口需要设立一个“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多少人口需要设立一个就业服务指导站……诸如此类。当我们测算所有的管理与服务半径之后，将足以了解，这些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半径，很大程度上与行政区划是不重叠的，而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过去过于拘泥于与区、街道办、居委会等辖区的对应关系，这其实是违反科学的。我们很喜欢设定，一个街道办应该有什么标配，一个居委会应该有什么标配，而且不可能打破“辖区”概念，比如一个街道办很难打破居委会的服务范围边界设立一个跨社区服务平台。
然而，正如上海市人大常委人法工委副主任施凯先生告诉我的，在一个社区中存在的三种事务：行政管理、公共服务和居民自我管理服务，其三者的管理幅度是由大至小降低的，行政管理的半径最大，公共服务居中，而居民自我管理服务，则必须在一个很小的半径内实施，比如上海市的规划测算是“不超过2000个居民”是最佳的自我管理服务半径。其实广东省在相关文件中，也曾提出以“人口不超过2000人”作为划设一个“居委会”的科学依据，而我国的《居委会组织法》则定义“100户到700户”可设立一个居委会，差不多都是这根弦。
因此，我们要理顺基层管理体制，最重要的是测算之后的重新规整集成。这对人口流动频繁、社区人口规模经常变动之中的中国城市来说，有难度，但是由于城市管理水平的提升、各种信息技术的应用，应该说也对冲了相应工作难度，是完全具备技术条件的，无非是制度条件，需要中央政府重新考虑，赋权城市自治的范围，允许各个城市因地制宜，重构自己的基层管治体系。
“注入服务”，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其实是向社区注入增量的资源。当然不仅仅是注入资源，更重要的是社区中配置社会资源的机制。这些资源既包括资金，也包括人力资源、整合平台等等，既包括政府掌握的资源，也包括企业、社会机构等其它的资源，也包括社区居民自己蕴含的社会能量。倘若社区仍完全由党政体系来控制，就无法有效整合更多社会资源进社区；倘若不改变政府资金投入社区的方式，这些钱不能产生最大的社会效益不说，可能还会滋生出更多的社会问题。
就政府资金来说，过去完全是由党政体系向下分散流入社区，现在初步的改变是，出现了“政府购买服务”，是一个可喜的进步。当然，现在政府购买服务出现的困境，是提供服务的主体数量、质量皆不足，以及难以对服务效果进行评价。可以进行改进的方向是，利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金融技术，直接将购买服务(这既可以包括社会福利的内容，也可以包括社会救济的内容)的资金交给服务对象(社区居民)，由居民自主选择服务机构。这基本上可以解决现在“政府购买服务”所存在的各种问题。
还有一个方向，是将现在设在政府部门内部的各种“专项奖金”，改为成立政府定期资助的各种“公益基金会”，由此将原来的内部运作使用，改为由社会参与基金会的内部治理，形成真正公共性基金，由社会组织、社区内各主体按程序申请，既可以提高政府资金的使用效率，也可以吸引社会资金与政府资金混合使用，更有效整合各种“社会资本”。
为何要“暂缓自治”？其实前面文章中已说过不少，概要为：一、现在社区中居民利益太过“原子化”，意见完全未得到有效统合，因此需要做一些铺设性的工作，包括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社区精英(居民利益代言人)的培养和发现，逐步提升居民的公共意识和民主素养，这需要一个时间过程；二、现有党政体系反感社区自治，担心“不好管，出乱子”，在他们的强烈抵触下，想要推动是很难的，与其硬推，还不如先调整基层管理体制，将其从僵硬“管理”的思维方式转变到“贴心服务”的理念上来，把过去的“眼光向上”改为“眼光向下”，这样才会慢慢消化其对基层社区民主自治的抵触情绪。
(责任编辑：DF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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