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进改革。本文从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放宽投资准入
首先是放宽外商投资市场准入，其次是改革对外投资管理体制。
首先是放宽外商投资市场准入。决定中明确提出“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保持外资政策稳定、透明、可预期”，这一表述意味着对内外资实现一视同仁，可视为决定中明确的“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在对外开放领域的自然延伸。
从国际趋势看，贸易政策的重心正从“第一代贸易政策”(如关税、许可证等)转向“第二代贸易政策”(如投资、竞争政策、贸易便利化、放松管制、环境等)。多年来，我们采取逐案审批和产业指导目录的外资管理方式，同时，在一些领域对内外资企业实行不同的法律法规。这种管理方式的优点是产业政策导向性强，缺点是审批环节多，政策稳定性不足，容易导致“玻璃门”、“弹簧门”等问题，行政成本和营商成本都较高。而目前国际上有70多个国家都采用“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负面清单是国际上重要的投资准入制度。随着上海自贸区挂牌，2013版的负面清单也随之发布。这份最新出炉的清单明确列出了不予外商投资准入或有限制要求的领域，涉及国民经济行业1069个小类中的17.8%，超过八成的行业开放。到目前为止，我国对外资的管理一直采用的是正面清单模式，由“正”转“负”，这是我国第一次采用负面清单管理外商对华投资，按照“非禁止即开放”的原则，清单之外的行业及项目全都开放。负面清单只列出不允许项目，其它没有列入的都允许投资，这充分体现了投资便利化与放宽投资准入的积极主动开放战略，具有开创意义。
报告中明确提出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正是对发展服务业，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有力回应。长期以来，中国对外贸易规模巨大的同时，国际分工地位低下，全球产业链中处于低附加值的地位，相当部分产品没有掌握全球采购和销售网络的主动权，更谈不上产品的设计等高附加值领域。从贸易方式看，中国外贸呈现出“一平、一顺、一逆”的格局。一般贸易基本维持平衡，加工贸易巨额顺差，服务贸易逆差。服务贸易一直是中国的一个短板，而在现实中，中国消费者在教育培训、养老服务、医疗保健等生活服务方面的需求潜力很大，中国还需要进口大量先进技术和高端服务，加速经济结构调整，可以看出，中国无论在生产性服务还是在消费型服务都有巨大的市场空间。
其次是改革对外投资管理体制。伴随着中国企业整体实力的明显提高，中国对外投资自2002年以来进入快速发展期。近十年，我国对外投资以年均40%以上的速度高速增长，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超过5000亿美元，跻身对外投资大国行列。目前中国从事跨国投资与经营的各类企业已发展到 3万多家，对外投资遍及世界160多个国家。虽然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遭受重创，但这次金融危机同时也带来世界经济调整。
从危机中寻求产业结构调整的契机，既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战略和任务，同时也是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面对全球整合和开发资源，主动谋求中国经济在国际产业布局中由低端向高端逐渐转移、提升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一个良机。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关键是深化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放宽对外投资的各种限制，落实“谁投资、谁决策、谁受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确立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的主体地位。对此，《决定》提出了“三个允许”，即“允许企业和个人发挥自身优势到境外开展投资合作，允许自担风险到各国各地区自由承揽工程和劳务合作项目，允许创新方式走出去开展绿地投资、并购投资、证券投资、联合投资等。”这充分体现了国家支持企业加快走出去的政策导向。
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
我国在未来自贸区谈判标准上要摆脱被动处境，摆脱“规则接受者”的被动局面，主动融入全球高标准自由贸易区。
近年来，自由贸易区与多边贸易体制并行成为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的“两个轮子”。截至2010年底，向世贸组织通报并仍然有效的区域贸易安排一共有202个，其中90%以上是近10年出现的。从谈判难度看，自贸协定具有对象可选、进程可控的特点，是一种以局部带动整体、风险较小的开放。从开放程度看，自贸协定成员之间享有比世贸组织最惠国待遇更高水平的开放，如零关税产品至少要涵盖90%以上的税目数和贸易量，实践中该比例多数接近100%。在自贸区成员之间的“贸易创造”效应相当可观。主要大国成为自贸区扩张推手。
近年来，主要经济体纷纷将商谈自贸区作为重要战略推动，自贸协定已成为大国开展地缘政治和经济博弈的重要手段。先后有美国—韩国、欧盟—韩国、日本—印度、韩国—印度等“重量级”自贸协定诞生。近年来，美、欧正积极推动高标准的“下一代自贸协定”，不仅要求开放部门多、程度高，还力图在其重点关注的政府采购、知识产权、投资、人权、劳工、环境等领域制定和形成新的规则，为未来全球各种自贸区谈判树立新的“标杆”，形成所谓的“二十一世纪”新议题。同时美国主导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则使中国陷于“两难”。在此形势下，只有主动出击，推进更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的形成，才能增强中方话语权，避免陷于被动。这些新的变化，将使我国下一步签署自贸协定面临更多压力，目前我国已经签署了12个自由贸易协定，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总体水平不高、规模有限，为了确保我国在全球自贸区格局调整中不被边缘化，决定中明确提出“改革市场准入、海关监管、检验检疫等管理体制，加快环境保护、投资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等新议题谈判，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表明我国在未来自贸区谈判标准上要摆脱被动处境，摆脱“规则接受者”的被动局面，主动融入全球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的战略考量。
扩大内陆沿边开放
中国从沿海地区率先开放，逐步推进到中西部的区域开放，先后进行了沿海地区、沿江地区、沿边地区、内陆地区的开放。这些地区的开发与转变，需要旷日持久的建设与投资，具有潜力巨大的可持续发展空间。
中国从沿海地区率先开放，逐步推进到中西部的区域开放，先后进行了沿海地区、沿江地区、沿边地区、内陆地区的开放；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历经30多年始终坚持对外开放这个基本国策。从国内来看，中国发展开放型经济平台日益增多，其中包括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边境合作区、包括综合保税区在内的特殊监管区、综合改革试验区、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等等，这些平台有力促进了开放型经济发展。在中国西部及内陆的广袤土地上，存在着广大的贫困、欠发达地区。由重庆、成都、西安三地组成的西三角经济圈将成为中国继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之后的第四个经济区。这些地区的开发与转变，需要旷日持久的建设与投资，具有潜力巨大的可持续发展空间。
决定中明确提出抓住全球产业重新布局机遇，推动内陆贸易、投资、技术创新协调发展。创新加工贸易模式，推进整机生产、零部件、原材料配套和研发结算在内陆地区一体化集群发展，形成有利于推动内陆产业集群发展的体制机制，使内陆地区成为沿海加工贸易链条的承接地。支持内陆城市增开国际客货运航线，发展多式联运，形成横贯东中西、联结南北方对外经济走廊。要统筹推进内陆地区国际大通道建设，加快建设面向东南亚、中亚、欧洲等地区的国际物流大通道，推动内陆同沿海沿边通关协作，实现口岸管理相关部门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扩大“属地申报、口岸放行”等改革试点，使内陆地区货物进出口逐步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提高口岸通行效率，降低通关成本。
加快沿边开放步伐，允许沿边重点口岸、边境城市、经济合作区在人员往来、加工物流、旅游等方面实行特殊方式和政策。我国同14个国家毗邻，陆路边境总长2.28万公里，沿边139个县级行政区国土面积合计约200万平方公里，居住着45个少数民族。加快沿边开放，对优化对外开放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建设繁荣稳定的边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分别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引起相关国家的强烈共鸣，为我国加快沿边开放带来了重大机遇。
(责任编辑：DF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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