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十年打磨，伴随众多争议，《预算法》修订日前尘埃落定，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该法的修正案。对于包含一般公共财政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在内的全口径财政收入已超20万亿元的中国来说，此番修法意义重大，可以说是一个新起点。该修正案通过后，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配套措施出台也将提速，公众期待中国迈向现代财政制度的“新时代”。
在众多争议中，关于地方债务的话题备受关注，此番新《预算法》给出了一锤定音的答案：经国务院批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在国务院确定的限额内，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以举借债务的方式筹措。
在这新时代的财政制度构建中，《预算法》当然是最重要的一环，但也包含着更加细化的规范。尤其是地方债务的问题上，一方面，地方聚精会神搞建设需要资金支持，而自有资金或者中央转移支付往往捉襟见肘，如果地方不能光明正大地举债，要么就变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么就可能偷偷摸摸举债，通过不正常手段获取资金。
另一方面，给地方发债开了口子，可能助长一些工程、项目“大跃进”，超出地方的财力支撑和实际需求，尤其是某些政绩工程、面子工程会大行其道。加上地方主政官员的任期制，很可能没等到地方债务偿还完毕就走人，留下一个债务烂摊子给继任者，如此循环，就变成一幕“击鼓传花”的危险游戏。
也正是因为如此，新《预算法》对地方债是有条件地开放，既需要给地方政府适度合规的债务资金，为经济社会发展出力，同时也勒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缰绳，防止它们酿成区域性风险。在探讨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尺度问题时，其实也可以借鉴国外的公共财政黄金法则。
黄金法则源自时任英国财长的布朗，他在1997年提出这个概念，随后多年的布莱尔政府都在遵循这一法则：“确保政府在整个经济周期中所借全部债务仅仅用于投资，现金支出部分将完全由税收补足”。也有观点认为，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财政重建时就曾实行过这一法则，既保证了经济增长又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财政状况。
从这个意义上说，黄金法则既是政府举债的前提，即现有的税收收入基本能够支撑经常性开支，同时，黄金法则也约束了政府举债的用途，即必须用于投资性项目。中国在地方发债问题上走得比较晚，可以借鉴西方一些成功的做法，并形成自己的法则。
一方面，黄金法则注重债务与收入的平衡。根据国际惯例，政府债务与GDP会有一个适当的比例，欧盟各国签署的《稳定与增长公约》中就提出，中期内要求财政预算平衡，债务水平不能超过GDP的60%。当然，对于中国地方政府而言，这种占比不应该是一个僵化的比例，它可以追求的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当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增强、经济前景向好，哪怕债务占比略高，也不应该成为问题。相反，一些地方政府偿债能力较弱、经济预期不佳，这时候哪怕债务占比并不高，对其举债也需要严加管控。
另一方面，黄金法则注重有回报的投入。一些地方政府在财力如果刚刚够财政供养人员发工资等经常性支出，这种财政通常被学者称为“吃饭财政”，如果地方举债是为了解决这种“吃饭”的问题，那么这种债务根本就不能获得批准。地方政府举债，显然是要投入更有回报的项目，在中国的特别指导意义就是它不能投向一些面子工程、形象工程，那些项目通常是不会有收益和回报，它无法自行偿还债务。即便有些公益性、基础性工程需要举债投入，也应该明确对应的偿债来源，不能先斩后奏。
对于地方而言，无论经济实力的强弱、债务需求的多寡，都还是需要一个债务上限，这可以由中央政府来确定，不需要一刀切。只有这样，才能从整体上控制地方债务的规模，防止形成地方债务危机，让中国经济社会始终处于良性的轨道上。
正因如此，黄金法则所要求的是一个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它要求政府的举债行为必须符合法律要求，既需要实体上满足举债的法定条件，也需要在程序上走完所有流程，它满足两个合法性标准才符合法治政府的要求。同时，无论政府主政官员如何变迁，它的法人主体始终如一，对外承担统一的债务责任，这就要求主政官员必须对任期债务有着政治担当，既不能借口资金匮乏而毫无作为，也不能超前发展留下巨大的债务包袱。
(责任编辑：DF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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