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经济快速增长的要素已变化
中国经济时报：新常态是当前描述中国经济发展特点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新常态的提出有着怎样的背景？新常态的含义是什么？
杨瑞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快速增长时期，除去这期间的短暂波动，例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基本上这30年来一直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2008年我国面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政府推出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政策，这使得2009年3月经济就开始迅速反弹。但是，伴随着2010年底CPI由负转正，经济出现了下行。但当时大多数人认为本轮经济下滑是一种短期现象，宏观经济很快就会触底反弹，所以很多人用“前低后稳”、“前低后高”来形容当时的经济波动。但是，从2010年底到2014年初，3年多的时间，经济却始终不见反弹。针对这种经济连续下滑的现象，学界提出所谓“新常态”的问题。
从2006年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研究所、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一年发布四次宏观经济分析报告。当2009年大家都陶醉于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最大亮点时，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团队基于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传统要素正在发生衰减的事实，于2009年第3季度的报告提出，由于支撑中国快速增长的要素发生了变异，中国经济将进入次高速增长阶段。面对潜在增长速度的下降，我国应避免过度的经济刺激计划。在2011年第四季度的宏观报告中，我们针对经济持续下滑，提出中国经济处于不同于过去快速增长阶段的“新常态”。
新常态最简单的含义就是从高速增长期过渡到中高速增长期。具体来讲，新常态是指由于支持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要素已经发生明显变化，过去的超高速难以为继的状态。
五大因素支撑过去的高增长
中国经济时报：你认为支持过去30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因素有哪些？目前，这些传统增长因素有什么变化？
杨瑞龙：我认为，支持过去30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因素有五个：一是国际化，即全球化红利；二是市场化，即改革红利；三是农村剩余人口向城市转移，即人口红利；四是工业化；五是高储蓄。在这五大因素当中，我认为主线是工业化。30多年来我国的工业化之所以高效快速发展，关键是改革开放给工业化“插上了两个翅膀”，市场化为工业化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极大调动了微观主体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对外开放则以中国庞大的市场换取国外大规模投资，在招商引资中又获得国外的先进经验和技术。从国内来说，高储蓄率和低利率为工业化提供了廉价资本。而我国庞大的农村剩余人口为工业化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使得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
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红利在减弱；西方国家正在进行再工业化，提高储蓄率，全球化红利在减弱；伴随着“民工荒”现象的出现，人口红利在减弱；传统工业化对资源的消耗及环境的压力使其难以为继，高储蓄、低利率政策也面临挑战。
针对我国经济的下行，国外一些媒体与学者唱空中国经济，“崩溃论”开始有些市场。其实，支撑我国经济的传统增长要素发生了明显变异，但是这些增长要素余威仍在。比如只要继续推进改革，新改革红利仍不可小视；伴随着产业升级，新开放红利与新人才红利仍巨大等。不仅如此，新增长要素正在培养，比如新型城镇化、消费率提高与内需可持续增长、经济转型升级、创新能力提升等。因此，我国未来的潜在增长率会有所走低，但仍将是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新常态下的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转型升级
中国经济时报：你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到底有着怎样的特点？
杨瑞龙：第一个特点是增长要素已经发生变化。传统的支持中国经济增长要素正在衰减，而新的经济增长要素正在培育当中，比如新型城镇化建设。当前我国城镇化率大约50%左右，据测算，未来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能带动GDP增长1.8个百分点左右。
第二个特点是“三驾马车”中出口、投资和消费都呈现新格局。对出口高度依赖的格局将有所改变，伴随着世界经济再平衡，我国将逐渐由外需为主拉动转向内需为主拉动。在内需结构中，投资特别是政府的投资作用将有所弱化，消费扮演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居民消费率不到40%，加上政府和企业才50%多，比印度消费率还低，更无法与发达国家80%以上的消费率相比了。所以，未来消费率对经济发展有很大空间。但我们也要看到，消费率的提高是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前提的，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加大改革力度。
第三个特点是经济结构转型压力明显加大。当前我国的产业格局是第一、第二产业比重过大，第三产业发展不足，而第二产业中传统制造业所占比重又明显高于以高新技术为主的创新产业。对此，我们应接受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客观现实，把重点放在调整经济结构上，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从而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第四个特点是收入分配制度急需改革。当前我国居民消费率低与收入分配制度有很大关系。总体来看，过去30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趋于下降，政府、企业收入则趋于上升。
第五个特点是政府行为要进行深刻调整。过去，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政府主导推动，这也导致了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未来，需要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宏观经济政策应该稳定、一贯、清晰
中国经济时报：应对新常态下的经济下行压力，需要采取哪些措施？除经济潜在增长率降低这个主线外，还有没有其他因素？
杨瑞龙：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政府应有定力，保持稳定、一贯、清晰的政策，不要为经济的短期波动而左右。具体而言，应实施比较稳健的货币政策和包括减税等相对比较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刺激实体经济。
面对经济下行的新常态，我们也不能完全归咎于潜在增长率的降低。连续几年的经济下行，我认为，主线应该是经济潜在增长率的降低，副线则是中国经济的周期性变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近几年经济增长率下降也是2008年反经济危机政策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的结果。所以说，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当前经济下行，既有主导因素也有周期性因素。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继续开动传统经济增长引擎的同时，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只有改革才能实现经济结构转换
中国经济时报：你认为应如何推动新常态下的经济结构转换？
杨瑞龙：当前，最主要的就是全面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改革目标，坚持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什么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2%—3%的经济增长率仍能生活得比较好，而我国7%的增长率还接受不了？究其原因就是日本与欧洲的经济结构比较合理，经济质量高。
所以，我们既要接受、坦然面对经济下滑这种客观事实，同时要大力调整经济结构，不断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而经济结构的调整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唯有靠改革来“保驾护航”。结构调整的主体更多的是要发挥市场作用，要通过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来引领资源流转，当资源配置反映市场内在需求时，这个经济结构就是合理的。因此，要发挥市场作用，唯有靠改革。改革的重点就是要厘清政府权力与市场权力的边界，改革的核心就是政府在新常态下的新一轮“放权让利”。
新常态下的经济结构转换是一个长期过程，这就要求我们：第一，要正视新常态的存在，对经济下滑要保持淡定；第二，不能丧失信心。我认为，当前尽管中国经济增长的传统要素在衰减，但“余威”还在。比如改革红利、庞大的国际市场、人口红利。虽然对于传统产业来说，人口红利已经很低，但我们也要看到，企业结构升级和劳动者素质提高也是一大推动力。
(责任编辑：DF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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