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撑中国经济的基本因素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中国经济时报：现在，新常态已经成为一个热词。你怎么看“中国经济运行新常态”这个提法？
张车伟：新常态现在更多的是指经济增长，因为我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后，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换挡期，在这个时候，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出现一些变化，比如从经济增长方式到经济构成都会发生一些变化，是有别于过去的增长方式和增长模式。新常态的这个“新”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不是一两年就变了，过去的增长方式持续了三十年，新常态虽不能持续三十年，但也是相当长的时间。
中国经济时报：当前稳增长面临什么难题？
张车伟：我个人判断，当前稳增长面临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和支撑中国经济的基本因素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刺激经济增长的阻碍因素更多的是和分配方式甚至结构变化、结构转型有一定关系。不可否认，如果我们继续保持过去那种增长模式的话，经济速度可能会更高一点，但是过去那种增长模式很难持续，而且效率不是特别高。现在，经济增长速度稍微“放一下”、结构“注意一下”、增长效率和质量“改善一下”，这是我们经济放缓的一种收益。
新常态下面临三大挑战
中国经济时报：我国经济在新常态下面临哪些挑战？
张车伟：新常态下面临的挑战很多，但我觉得重点有三个：
第一个挑战是，经济增长方式要实现根本性转变。可以看到，所谓的新常态就是跟过去的增长方式有所不同。我们把过去的增长方式定义为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而现在，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应该有所改变。首先，要追求更高效率的增长，要以最少的投入实现最高的增长。其次，过去的增长方式中依赖外需程度较高，经济自身动力不强，那么在新常态下，显然要改变过去那种过度依赖外需的局面，着重从经济内需方面挖掘增长潜力，加大消费需求，尤其是居民的消费需求，因为我们的投资需求已经很旺盛了。当然这两年投资需求有所下降，但是我们要一方面保持旺盛的投资需求，同时还要挖潜居民消费需求。如此这样，经济增长才能不过多依赖外部需求，而是让内需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最后，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靠经济本身的创新来驱动。我认为只有更多地创新，国民经济增长质量才会更高，才会真正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第二个挑战是，要实现公平分配。目前，我们的分配方式还不是很合理，现在政府、企业、居民之间的分配比例不是很合适，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呈下降趋势，总体水平比较低。此外，劳动报酬占GDP的份额比较低，需要通过经济方式转变和调结构来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分配格局。此外，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合理还有很多制度性因素需要改变，比如公有财产的收益分配，国有企业改革，矿产、自然资源收益的分配，以及土地制度改革，甚至其他的涉及到公共产品收益的一些改革，这都需要通过制定更好的制度规则来实现更公平的分配。
第三个挑战是，继续培育劳动力市场，投资人力资本。我们过去的增长在某种程度上说也得益于过去一直对人力资本的重视，虽然大学生比例有很大提高，但是人力资本的供给和需求之间并不是很匹配，大学生就业困难，并不是因为大学生多了，而是因为大学生的这种结构和劳动力市场需求之间不匹配，今后我们在加强人力资源投资的时候，要更多地让人力资本的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相吻合，比如我们要培养更多的掌握技能的具有大学水平的毕业生，日前有消息称，教育部正酝酿启动高校转型改革，1200所国家普通高等院校，将有600多所转向职业教育，培养技能型人才的高校比例将大幅上升，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探索。
同时，在已有的高校里要继续投资高等教育，培养高端的人力资源，除此之外，还可以建立更多的技能型高等院校，把技能型院校纳入到国民教育体系当中去，让他们享受到和现有本科生一样的待遇，不要再像过去那样上技工学校就等于矮人一等，而且在晋升时没法改变自己的身份。比如上了技工学校永远当工人，这是影响人力资本投资的重大因素。所以，我认为，人力资本的投资要继续加大，要更好地实现它跟供给、需求之间的配合，这是保持经济增长持续动力的一个根本性措施。
张车伟：首先，我们要从心理上摆正位置，弄清楚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什么。过去我们追求经济快速发展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当时我们的财富比较贫乏，但是如今，在新常态的情况下，基本的需求已经得到了满足，这时候的经济增长速度本身没有过去那么重要，要改正经济增长速度和效益之间的关系，要追求让老百姓真正受益的一些增长，而不是为了增长而增长。换句话说，我们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我们的生存环境没有恶化，能够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粮食，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财富已经累积到一定阶段，经济增长应该着眼的目的，除了要使我们的生存环境不会受到破坏，还应该让我们的物质财富增长能够更好地获益到每一个人，而不是只有少数人获益。经济增长应该让大多数老百姓、广大的农民得到改善，而不仅仅是少数富人和大的企业从中得利。这些方面都是我们在新常态下所应该追求的适应的一个状态。
张车伟：现在正在进行的结构性调整不仅是主动的调整，而且经济结构也在转型。从就业的角度来看，第三产业已经开始成为最大的就业吸纳部门，而第二产业吸纳劳动力已经开始出现负增长，这是发生的一个全新现象，是在“十二五”期间发现的一个转折性变化。现在经济的增长、就业的吸纳，主要靠第三产业。第三产业主要是服务业，可以预期，今后我们的经济结构会向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会继续减少，第二产业已经到了饱和状态，不可能再进一步吸纳劳动力，而第三产业将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要部门。
从GDP的结构来看，实际上也是第三产业的作用越来越大。回顾过去三十年可以看到，经济增长主要是第二产业拉动。在新常态的情况下，我认为，服务业会快速发展，进而拉动经济增长，这意味着我国今后的财富增长更多体现在无形的产品当中，而不是有形的产品，所以我们已经为全世界提供了廉价的商品，今后我们再为全世界提供更好的服务，这些服务有些可以贸易，有些不能贸易，我觉得对一个国家发展来讲，第三产业中服务业的发展是最终进入发达国家的一个标志，只有第三产业中服务业真正发展了，那么国家才能真正实现发展，也能够成为内需驱动的经济大国。
张车伟：从现在来看，我们的宏观调控跟过去相比可能更加慎重，决策层希望经济领域的事情让市场更多地发挥作用，而不是政府发挥更多作用，这是一个正确的决策。如果宏观调控过多干预市场，就会使得经济增长发生扭曲，在某种程度上造成效率的损失。我认为，今后的宏观调控应该更多遵循市场规律，尽量少地采取政府行政手段来干预经济，而让经济本身来发挥作用。
宏观调控的手段有两个：一个是金融手段，另一个是财政手段。从金融手段来讲，应该保持“两率”的稳定，一是保持利率相对稳定，利率应该向市场化方向发展，而不是政府过多控制，逐渐让金融垄断现象减轻；二是保持汇率相对稳定，不应该屈从于国外压力，做出牺牲我国的事情，这是我们在金融方面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从财政手段来讲，过去我国财政支出，政府多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今后我们的财政手段可以更多地向民生领域倾斜一些，比如加大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支出，让我们的财政手段不要太多去干预经济领域，这应该是一个方向。同时，我认为，基础设施的投资还要继续加强，这些可能是宏观调控的方向。
总之，我认为，尽量少调控、少干预，如果调控干预的话，财政手段要更多关注民生，不应该从实体经济方面做更多投资，因为政府毕竟不是市场的主体。投资的领域、投资的项目，应该交给更多的企业去做。这也意味着政府应该提供好的市场环境，让市场运转得更完善。
(责任编辑：DF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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