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俄罗斯经济得益于良好的原材料国际市场行情而高位运行，但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便处于下降通道中，2009年为负增长7.8%，2010~2012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4.5%、4.3%和3.4%，特别是2013年俄罗斯经济陷入低迷状态，预计经济增长率为1.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机构均对俄罗斯未来经济增长持悲观态度。对于俄罗斯资源依赖型经济是否患有“荷兰病”重新在学界引起广泛关注。
对此，国内俄罗斯经济学界的专家学者纷纷表态，对俄罗斯经济发展模式和未来走势做了一些预测和判断。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陆南泉表示，经济结构问题，不论在苏联时期还是在当今的俄罗斯，始终是影响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其经济发展模式。如果严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长期不能改变，不排除俄罗斯经济在今后发展过程中出现结构性下降乃至出现大幅度经济滑坡的可能性。
陆南泉称，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出现严重衰退，使得世界各国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降低，油气价格不断下挫。2009年2月6日，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宣布，欧洲能源公司该年支付的天然气平均价格将从每千立方米409美元降至280美元，同时油价从每桶147美元降至40美元。能源价格大幅度下跌，这对俄罗斯来说确实是致命的打击。
这导致2009年俄罗斯GDP下降7.8%。无论在2009年世界排名前十位的国家中，还是在“金砖国家”中，俄罗斯经济下滑幅度都是最大的。2013年俄经济又陷入困境。据世界银行2013年12月15日发布的报告称，2013年俄GDP增速为1.3%。俄经济呈全面下行态势，处于低迷状态。出现这种状况虽有多方面的原因，但重要的一条是俄罗斯经济仍是能源经济，出口主要以石油和天然气产品为主。由于欧元区经济疲软，全球液化天然气产能快速增加，再加上“页岩气革命”等因素的影响，国际市场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下降。
据国际能源署2013年11月12日的报告，1~9月石油均价为每桶107.7美元，比2012年同期下降7.2%；11月1日布伦特原油为每桶95.14美元；据俄经济发展部的数据，俄天然气价格2013年1~9月比2012年同期下降了3.9%。俄石油、天然气出口减少和价格下挫必然对俄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例如，2013年第一季度俄天然气出口量同比下降60%，出口收入同比减少58%，石油出口量下降虽仅为0.38%，但由于油价下降，石油出口收入同比减少54.5%。
陆南泉认为，上述分析说明，俄罗斯存在“荷兰病”现象，其经济过度依赖能源等原材料，因此，不可能保证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难以应对国际市场的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李永全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首先，2013年俄罗斯经济表现引起俄罗斯国内外专家热议。他认为，从目前情况看，2013年俄罗斯经济增长率不会超过1.5%。俄前财政部部长库德林说，2013年下半年俄罗斯经济增长率只有1.3%~1.4%，2014年经济增长也未必超过2%，相对于2013年经济滞胀而言，这也是成绩了。他表示，俄罗斯作为新兴经济体，在进入21世纪后，经济发展一直受到关注并得到积极评价。目前俄罗斯经济进程的表现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再者，俄经济似乎进入苏联经济的“怪圈”。李永全表示，这个现象值得关注，更值得探讨。如果俄罗斯经济将在较长时期内陷入低速增长状态，探其原因是非常重要的。有些学者指出，俄罗斯经济低速增长可能是周期问题。但是俄罗斯央行行长纳比乌琳娜不这么认为，她认为，俄罗斯经济增长放缓不是周期问题，而是结构问题——生产率和竞争力低下。
通常认为，拉动经济增长有三个要素：投资、消费和出口。但是这个道理在俄罗斯不完全行得通。俄罗斯后危机时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对外经济环境的改善，即出口的拉动，而2011~2012年经济增长是依靠内需拉动的。2013年内需的潜力已经耗尽。由于结构的缘故，继续刺激内部消费只能促进进口和加剧消费信贷泡沫，加剧通胀。而2013年俄罗斯经济的低速增长是在国际行情有利于俄罗斯的形势下发生的。这说明，出口拉动经济的潜力也已经耗尽。
李永全称，这是否说明当前俄罗斯经济又陷入苏联经济的“怪圈”。苏联后期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高度垄断的经济结构以及国家财政对能源和原材料出口的高度依赖。但是那时苏联的机电产品还有东欧市场的支持，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加工工业和机器制造业严重滞后，也就是说，现在的经济结构远不如苏联时期。苏联时期的高度垄断必然导致效率低下，这是任何垄断经济的共同特征，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必然导致腐败。
然后，李永全表示，长期以来，俄罗斯学界和经济界一直讨论经济发展模式问题。对于传统经济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大家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在如何改变现有发展模式的问题上，有比较大的争议。首先是如何对待以能源出口为主要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态度，其次是如何通过改变现有政治体制，通过公民社会和非垄断化实现经济彻底转型。
对于创新发展的理解，俄罗斯学界和实业界是有分歧的，一种是在现有结构基础上的创新，一种是打破现有结构的创新。打破现有经济结构的创新意味着利益的再分配，具有很大的政治阻力，俄罗斯未必走这样的道路。而在现有结构基础上的创新，最大的问题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开发，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这种性质。
当务之急，俄罗斯能够做什么？目前，在俄罗斯只有投资可以拉动经济，而且必须是以结构改革为目的的长期投资。用俄央行行长纳比乌琳娜的话说，现在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刺激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的投资，需要长期投资。而这种投资的前提是改变经济主体的预期，提高俄罗斯形势的可预测性，降低风险，抑制通胀。这已经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涉及行政改革和反对腐败的政治问题。这样的改革总是艰难的。
最后，李永全指出了经济低速增长的社会影响。他表示，俄罗斯经济低速增长的势头如果持续下去，将对社会政治形势产生重要影响。首先，普京在竞选过程中提出的一系列社会承诺将没有实现的财政基础，从而将加剧社会不满情绪；其次，将影响欧亚联盟的发展速度，因为没有强有力的资金支持，许多独联体范围内的多边合作项目无法实施；最后，将影响俄罗斯复兴和崛起的进程，从而影响俄罗斯作为复兴的大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为。
此外，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坡岭表示，首先，“荷兰病”的说法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刻画了俄罗斯经济现象的某个侧面，但还无法揭示俄罗斯经济停滞的内在逻辑和深层次问题。因为“荷兰病”发生的条件和机制在俄罗斯是可以被克服和抑制的，而且俄罗斯政府的确这么做了。
徐坡岭称，俄罗斯目前的经济问题具有历史性、政治性、社会性和结构性，是俄罗斯独有的，是“俄罗斯综合症”造就了俄罗斯的经济问题。这种“俄罗斯综合症”表现在：
第一，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短缺是俄罗斯的一种历史顽疾。俄罗斯历史上大肆扩张带来了疆界的扩展、自然资源的增加以及经济活动中心从莫斯科一隅向更广阔的空间转移，不断“稀释”着中心地带的发展。俄罗斯1890~1903年的第一次工业飞跃是法国和比利时资本慷慨流入的结果[4]；苏联时期二战前的繁荣是计划体制集中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结果；二战后的繁荣是战后恢复和计划体制的推动。依靠市场机制让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集中于制造业领域几乎不曾在俄罗斯发生过。
第二，经济资源的非经济目的使用和国家强力介入是俄罗斯的历史宿命。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俄罗斯对资源的非经济目的使用总是让经济机制在经济发展中处于次要和补充的地位，彼得大帝学习西方以及国家对实业的推动、斯大林对军事工业的投入、普京对资源部门的控制，都没有考虑让市场经济规律主导国家经济，斯托雷平和维特改革时期的经济发展反而成了例外。
第三，“资源诅咒”的发生机制利用了俄罗斯转型时期的制度缺位，并进一步弱化了有效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结果，滋生“资源诅咒”病毒的四个机制都成了时刻准备涌动的暗流。
在“俄罗斯综合症”的作用下，在国家的强力介入下，经济竞争受到资源部门经济垄断的抑制，制造业技术进步被资源部门的高回报率抑制，国家对资源的非经济目的使用和对低效率部门的补贴造成资源配置扭曲，制度弱化导致资本外流，制造业成本上升和竞争力下降使得制造业衰弱，并抑制人力资本积累，进而强化资本短缺和人力资本短缺这一历史顽疾，所有这些造就了俄罗斯今天的经济发展局面。
徐坡岭认为，俄罗斯向创新经济的过渡需要在解决“俄罗斯综合症”上找到突破口。
黑龙江大学东北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赵传君认为，俄罗斯经济患的是一种“综合症”，这种“综合症”既有体制原因，也有市场原因和政策原因。俄罗斯经济的希望和出路在于经济转型，早在2003年普京就已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后来明确提出“从资源依赖型经济转向创新型经济”的战略。然而10年过去了，俄罗斯经济转型并没有取得显著成效，原因何在？我认为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是没有强有力的体制保障。俄罗斯政府部门官僚作风严重，各部门之间利益纠葛复杂，总统的战略方针不能在各个部门有效落实。各联邦主体都在为自身利益寻找出路，各地都想办法利用国家战略获得财政支持，而不是按总统思路去发展创新经济，追求的是短期效益。所以，虽然普京和梅德韦杰夫高度重视发展创新型经济，甚至也出台了相应的法规和政策，但缺乏贯彻执行的体制保障。
二是缺乏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和合作创新机制。经济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俄罗斯有实力的大型企业多为国有企业，这些企业效率低下、垄断经营、利润丰厚、缺少创新动力，即使新建的六大超级国有集团公司也没搞出什么创新产品。而俄罗斯的民营企业没有形成规模，获得资金困难且成本较高，要进行技术和产品创新难度很大。原苏联时代就已存在的“军转民”和“产学研”结合问题至今也没有很好解决。俄罗斯不缺少高端技术和高端人才，但如何把高端技术和科研成果转化为有竞争力的创新产品，如何实现“产学研”的三位一体是一个瓶颈。
三是利用外资政策保守，投资环境较差。普京具有强烈的经济自主意识和经济安全意识，希望把一些重要的行业都掌握在民族工业手里，特别是国有企业手里，划出43个战略行业，对外资进入这些行业规定了严格甚至苛刻的条件。俄罗斯在“入世”时在11个服务领域116个方面作出了开放市场的承诺，但能否真正落实还有待观察。
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曲文轶指出，判断一国经济是否患有“荷兰病”，应主要观察其中长期的增长和结构特性。他认为，尽管俄罗斯经济总体增长趋于停滞，但路径上与“荷兰病”机理相悖，并非资源大规模出口致加工业萎缩而产生，受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拖累恐怕是主要原因。
曲文轶称，全球范围内，只有东亚“发展型国家”在西方世界之外实现了经济现代化和产业升级。但俄罗斯经济精英却不愿仿效发展型政府政策，认为政府作用主要在于完善市场环境，即主张走后工业发展道路。在这种舆论导向之下，大量的油气收入被投入民生工程，用于经济建设的投入却相对很少。另一方面，俄政府也认识到了消极无为的弊端，从普京第二任期开始加大政府干预力度，方向却是依赖国有企业和财政拨款，但囿于国家治理的低效，结构调整成效不彰。
曲文轶表示，既然俄罗斯经济结构性问题长期存在，治疗就不可能有特效药，但努力方向还是可以辨认的。首先是需要明确国际分工定位，在此基础上才能明确发展战略。俄罗斯除了异常丰裕的自然资源，在人力资本方面存在一定的比较优势，因此，可行的突破点是一些特定领域的高科技(包括军工、核能、航天等传统上具有一定优势的高科技产业)，以及自然资源的高效利用与加工。俄政府对于前者有较为清醒的认识，无论是创新发展还是现代化战略，确定的重点发展领域都是极少数俄罗斯目前具有较高国际竞争力的产业。
“对于资源性产业的认识则需要进一步清晰化。俄官方一方面将资源的高效利用作为发展的重点方向之一，另一方面，总是强调不愿做‘原料附庸’，结果是社会舆论对于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偏见以及政策对于资源开采利用，尤其是外资参与的诸多限制。事实上，唯有利用资源禀赋才能为结构调整筹集必要的资金，并且无论是资源的开采还是深加工都可以成为创新技术研发与应用的有效载体，因此，应该改变现有的资源政策，积极鼓励资本包括外国资金和技术进入。”曲文轶说。
曲文轶指出，至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轻工业，长期以来俄罗斯都无法与发展中国家竞争，所以，明智的选择是对其进口贸易自由化，而非刻意刁难贸易，尤其是严格限制外国商品零售环节而对国内生产提供保护。
“无论是发展高科技还是高效资源性产业，都需要政府主导，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通过国有企业的垄断来实施。为提高干预效率并降低由此带来的腐败，提高透明度和增强决策民主，放松管制、治理腐败都是必要的，也是普京在新任期提出的任务。但在这些传统的改善制度环境的努力之外，还需要实行更为积极进取的政策措施，尤其是倾斜生产(向特定地域和特定产业)的特惠手段，诸如税收减免、土地免费供应甚至是对官员的GDP考核等(这里指的是中国的经验)。普京在2013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出要建立西伯利亚和远东超前经济发展区是个突破。”曲文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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