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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仲雄花茶


更新日期:2014-07-31 02:42:13来源:网络点击:104091

  纪录片不应为人们提供现实的假象和思想的禁锢,它从主题、内容、思想到形式都应该是高度开放的;因为,它就是一种自我表达的手段。

  十几年前,深圳有个纪实频道,业务氛围浓郁,节目创作空间也很宽松。彼时,廉价的DV摄像机刚刚兴起,频道里从领导到编导人手一台,私人记录的生活点滴,就能制作成电视节目,甚至安排时段播出。也就是那个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了纪录片的“私人化”表达。一位叫陈毅民的年轻导演(后去美国学电影,现在香港教电影)把摄像机给了一对年轻夫妇,请他们拍自己“春节后就分手”的故事,然后把素材还给导演,剪成片子。

  既是“私人化”的摄影,画面摇摆,构图歪斜,必然缺乏电视台所谓的“专业性”。但是,也正因为是最“私人化”的记录,镜头与拍摄对象完全没有距离,情感近乎于裸露的抵达,自有其直指人心的力量。那时我突然领悟到“一花一世界、一鸟一天堂”的道理亦适用于纪录片。只要你能逼的够近,没有题材是不能拍的,每一个普通人都有值得挖掘的深度;在这样的预设前提下,甚至连所谓“专业性”的技术标准和审美习惯都可以被我们所忽略。

  那时为了赚点小钱和认识做泳装表演的女模特,我们一度热衷于给各个政府及企业的“赵诗人和刘作家”拍画面精致而优美的MTV或者“电视散文”,尚不知道什么叫“散文电影”(The essay film);却没想到一些“去专业化”的尝试,已经触摸到了某些先锋电影的本质:纪录片不应为人们提供现实的假象和思想的禁锢,它从主题、内容、思想到形式都应该是高度开放的;因为,它就是一种自我表达的手段。

  Laura Rascaroli 的著作《私人摄像机——主观电影和散文影片》,研究的正是“散文电影”和“主观第一人称非虚构电影”这样一些介于纪录片、艺术电影、先锋电影之间的电影实践。因为“作为大众媒介或工业和集体行为的电影已经够多了”,“我要通过电影来讲述我的生活”。“这种新类型的电影,不再把导演捆缚在传统纪录片的规则和范围之内,比如遵照时间顺序或对外部现象的写照。相反,它解放了想象力,发挥出所有的艺术潜力。”

  虽然未必看过这本书,今年深圳大学“人间烟火”青年电影展的学生作品却显露出“散文电影”或“主观电影”的艺术潜质。当然从“专业”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表达方式及内容都过于“随意”了。《小左》就是表达一个90后深圳打工青年的烦恼和痛苦,叙述没头没尾,但有其生活的质感。《到来之前》记录的是一个脑瘤患者在死亡到来之前的平淡生活及种种困难挣扎;虽然记录不算是完整,却能够感受到个体生命的无助和渺小。值得推荐的是《我的生活没有北》,在DV盛行的年代之后,年轻孩子们拥有了一种新的摄录工具——手机,所以片中出现了大量的自拍和喋喋不休的自言自语,并且时有拍摄者“表演”出的微观情绪。虽然普遍缺乏主线清晰的叙事,但三部作品都能够依靠非虚构的气息打动人,不能说他们的作品有多么优秀,但是却可以看到某种自觉自发的开始;何况能够在青年影展上播放,这本身就是对年轻创作者的一种鼓励,他们因此将拥有更多的可能性。

  有时候年轻人最个性化和本真自然的表达,是需要宽容与呵护的。值得一提的是,陈毅民导演当年那部“春节后就分手”的纪录片,虽然获得了领导和编导们的一致好评,却最终没有在电视台播出,理由恰恰是太“私人化”,不符合“专业标准”。

  以此事为鉴,“专业化”在某种情况下还真是艺术创新的敌人。

(责任编辑:DF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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