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新兴市场贸易伙伴是否会在一定程度上重演上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这是当今中国对外经贸和国内金融市场稳定面临的现实问题。
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本世纪初以来新兴市场在中国外贸出口中占比已连续多年在50%上下,中国潜在海外风险资产和潜在跨境金融风险程度已空前提高,而美国货币政策、财税政策“双杀”可能引爆国际资本大规模回流美国,重创初级产品行情,从而危及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金融市场和整个宏观经济稳定。
然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铁腕推行紧缩货币政策,一方面有效治理了此前的“奔腾式通货膨胀”,另一方面也因造就了“耶稣以来最高的实际利率”(时任西德总理施密特语)而把后发国家债务融资从美梦盛宴推向噩梦深渊:美国优惠利率(年率)从1976年的6.8%提高到1981年的18.9%和1982年中的15.3%,欧洲货币市场伦敦同业拆放利率从1976年的6%提高到1980年的11.6%和1981年的14.3%,债务融资条件急剧恶化。以1982年墨西哥无力偿还外债而引爆全球性债务危机为开端,80年代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重灾区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科特迪瓦、多哥、尼日利亚、扎伊尔等国相继陷入“失去的十年”,波兰外债危机更催生了团结工会,由此启动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的历程。
给上述潜在债务风险雪上加霜的是,一些新兴市场还在实施加倍宽松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导致其通胀、财政赤字、贸易逆差等指标持续恶化。如埃尔多安治下的土耳其,其现行财政、货币政策恐怕成问题。坚持低利率以刺激消费和投资,大举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结果是通胀率达到11.9%,而货币当局的通胀目标是每年5%,导致土耳其里拉汇率跌到1欧元兑4.67里拉的历史最低水平,去年9月初以来一个季度时间里对欧元贬值近15%,对美元贬值16%以上。美国税改造成“双杀”局面后,土耳其货币汇率面临压力还会更大,进而带动其通胀压力也会更大。这种情况下,埃尔多安还像是打了鸡血一样,跟欧洲、美国干架上瘾,对土耳其经济应该是进一步加大了不确定风险。不仅是土耳其,另外巴基斯坦、委内瑞拉等国,相继被不同国际机构列为债务危机高风险国家。
有鉴于此,只要我们对委内瑞拉债权与该国政府达成相应安排,并取得各主要政治派别配合保证,同时寻求将一部分对委内瑞拉的贷款指定用于其油气生产与出口领域,并为此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我们就不必太过担心我们在该国国家债权的长期安全问题。对其他类似拥有有价值资产的国家,我们可以同样看待。
(责任编辑:DF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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