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集聚度体现区域的竞争力。目前，全国各地掀起的“人才争夺战”，并且大有逐步从人才蔓延至人口层面的趋势。
作为全国经济和人口总量第一大省，广东是极好的人口发展观察样本。
在过去近40年，广东一直是中国人口净流入大省，庞大的人口支撑了广东经济的飞速发展。但当前其人口连续高速增长出现转折，面临着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结构失衡等多重挑战。
在外部，一些内陆省份，特别是一些传统劳动力输出大省自身的城镇化和经济快速发展，一定程度上截留或分流了大量外出人口，对广东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形成人口竞争压力。
而在内部，广东人口分布不均衡的矛盾也很突出：发达的珠三角聚集全省超过一半人口，而粤东西北，受制于经济和城镇化水平，人口吸聚能力有限。
人口不仅是广东也是各地都必须面对的、事关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基础课题，本期国家经济地理将探讨广东如何解决人口问题，以及如何“创造有利于全面发展的人口总量势能、结构红利和素质资本叠加优势”。 (吴红缨)
广州一家IT企业的女白领孙果，每天盘算着买房的时间。2016年她辞去在老家河南的工作，南下广州，很快找到工作，随后又结婚生子。现在，只等可以落户买房，孙果便将安心扎根南粤。
这是广东乐于看到的一幕。这个中国经济第一大省当前正希望未来的发展能有适度的人口总量作支撑。不久前出台的《广东省人口发展规划(2017-2030年)》(简称《规划》)提出，2020年广东常住人口总量要达11400万人左右，2030年要达12500万人左右。
目前，广东已是全国常住人口最多的省份，2016年末达10999万人。换言之，未来十余年广东每年要增加超过100万常住人口，这高于该省2010-2016年间该省每年不足百万的常住人口增量。
近年，我国老龄化却在不断加剧，逐渐消逝的人口红利激发了广东的人口发展热情。与此同时，广东自身所面临的人口地区间分布不平衡的特殊现实问题，以及正在推进的创新驱动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等亦需更多人口支撑和驱动。
因此，广东的人口发展思路和战略导向已悄然调整：追求一定人口规模增长的同时，还更突出人口结构、素质和分布等，强调人口均衡发展以及与经济互动发展、与社会协调发展等。上述《规划》还提出，广东要创造有利于全面发展的人口总量势能、结构红利和素质资本叠加优势，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近40年来，庞大的人口支撑了广东经济的飞速发展，如今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口、在着眼于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当下，广东再次从人口着手，将如何重构发展动能和竞争优势？
珠三角一家家具企业的老板回忆说，那时生意好做，只要买几台设备，再招一批工人就能开张，“人也好招，工资才几百块”。
这种情况并未一直持续，广东常住人口的增长开始出现逐渐放缓的态势。2001年以后，虽然广东常住人口仍一直增加，但是年均增量已减至百万量级，一些年份的甚至才增加了几十万。
广东的制造业企业最先感受到这种变化：招工难。东莞一家电子制造企业的人力资源总监说，招聘成为近10年许多制造业企业的最大烦恼之一，有时招聘会上甚至“颗粒无收”。
广东省人社厅的数据显示，2017年四季度广东用工需求为284.40万人次，但是进场求职为264.12万人次，出现供不应求。
这背后是人口红利的逐渐消逝，一方面我国人口总规模增长惯性减弱，生育形势不容乐观；另一方面是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数据显示，2017年末中国大陆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上一年下降63万；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高达17.3%。
广东的情况稍好，2017年的出生人口为151.63万人，比上年末增加了22.18万人；65岁及以上常住人口占比为8.62%。
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董玉整分析，广东人口情况相对较好，因为外来人口较多，而外来人口相对比较年轻，所以老龄化压力相对较小，并且其中处于生育期的妇女也相应较多。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乐观看待广东未来的人口发展。上述《规划》指出，未来到2030年广东的人口规模增长势头将减弱，人口老龄化也将明显加速，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相应降低。
董玉整也指出，“稍好”更多只是时间概念，有些问题上广东跟全国相比滞后一点、延迟一些，但并不是说广东可避免。
更为直接的数据是，广东的流动人口规模增速放缓。2015年，广东流动性常住人口中，跨省流入的占比较2010年降低了11.85个百分点。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人口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梦琴说，她在研究中也发现，外来流动人口对广东人口增长的动能正逐步衰弱。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会员、暨南大学教授胡刚分析，近年一些内陆省份，特别是一些传统劳动力输出大省的城市化和经济快速发展，一定程度上截留或分流了外出人口，进而对广东等劳动力输入大省形成人口竞争压力。
“人是基础性资源，广东这份《规划》的主导思想仍是希望进一步发展人口。”胡刚说，一直以来广东的发展依托两大资源：绵长的海岸线和丰富的人口，这支撑了过去制造业发展，二者未来也仍将是广东发展的关键，因此必须及时调整政策推动人口发展。
不过，未来广东的出生人口很难长期维持在当前水平。《规划》也指出，2017-2030年广东生育水平将先升后降：2020年之前因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之后的补偿生育，生育水平将略有提高，预计2017-2018年达到最高，随后将长期保持低于正常更替水平的状态。
也就是说，自然增长有着一定的红利期和窗口期。《规划》也强调，要充分发挥全面两孩政策效应，防止人口规模效应快速减退。
机械增长，也即人口流入流出方面，亦被认为仍有空间。广东省政府特聘参事、广东省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陈鸿宇表示，随着广东经济发展更好，未来对外来人口还有望进一步释放吸引力。
2017年广东常住人口“爆发式”增长170万人。陈鸿宇发现，近年来广东省内经济发展较突出的深圳、广州和东莞等城市贡献了主要的人口增量，其中广州、深圳两个一线市相加就超过了100万。
“单靠自然增长肯定不行，未来还得‘两条腿’走路。”刘梦琴表示，目前广东在吸聚外来人口方面已经开始呈现出新特征：随着各市户籍政策的放开，大量外来人口开始以落户的形式流入广东，而非过去的简单流动形式，这有助于吸引并稳定人口，将成为趋势。
近年，包括广州、深圳在内，广东多个城市的户籍政策都已经定向放宽，如在深圳，目前大专以上学历者即可直接入户；广州则对技能人才等降低落户门槛；东莞、中山则是直接取消积分入户。
值得注意的是， 2020-2030年广东要增加1100万常住人口，而按《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这一时期全国人口总量增长目标约为3000万，也就是说广东一省就将占三分之一左右。
与此同时，《规划》中也屡屡强调“适度”原则，比如要确保人口规模适度增长、总和生育率逐步提升并稳定在适度水平等。这也意味着，对于人口增长，广东并没有一味地追求越多越好。
“所以也不能将广东提出的这一目标简单理解为‘抢人’。”陈鸿宇提醒，《规划》更多是从人口的角度进行一个评估预测，并结合广东未来经济发展趋势提供思路和政策调整的指引。
陈鸿宇表示，一个地方的人口承载量受诸多客观条件的制约，包括公共服务、自然资源承载能力，地方财力和未来发展需要等，总的来说，人口增长最重要的是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刘梦琴指出，廉价劳动力不可能无限供给，这迫使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改变，而这种改变又直接导致用人导向和形式的变化。
问题是，当前人才供应不足。以技术工人为例，广东省人社厅的监测数据显示，技工的供需矛盾远大于整体人力资源市场的情况。
高端人才的不足更明显。纵观今年广东各市的政府工作报告，几乎都将人才引进作为重点工作，将目光投向省外、海外。
比如，广州面向海外人才的“红棉计划”，对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两院院士等顶尖人才给出1000万元住房补贴；深圳的“孔雀计划”则对海归高层次创新团队开出最高1亿元的资助。
公开资料显示，广东已成为全国引进外国专家最多的省份，累计引进高层次海外人才达5.8万人，其中诺贝尔奖获得者、发达国家院士、终身教授等143人，入选中央“外专千人计划”19人。
不过，这显然仍不够。陈鸿宇指出，广东未来人口发展核心在于加速优化人口结构，提升人口素质，以适应经济发展新需求。
上述《规划》也强调，人口发展要从控制人口数量为主向调控总量、优化结构和提升素质多措并举转变，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同时，明确要增加劳动力有效供给，包括将提升新增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提升劳动者职业能力和有效利用国际人才资源等。
“从人口层面切入，更有助于广东系统性地解决未来发展中的人才支撑问题。”胡刚说，这包括要避免对人才的理解陷入片面化，尤其是学历化，一个城市的人才应该是层次丰富的，全是硕士和博士也不行，因为城市的活力来自于人口的差异化。此外，应该抓住广东人口相对年轻化的契机，“外引”的同时要加速人才“内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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