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金融业在对抗监管上可能越走越远
巴曙松：从金融监管理论的角度看，如何使金融监管与市场 “激励相容”，或者说在尊重市场机构盈利动机的基础上，达到提高金融体系稳健性的目标，是个理论和现实的难题。从历次金融危机来看，往往是金融体系的放松，辅之以盲目的信贷扩张，导致了泡沫的形成和风险的积累；而在危机之后，出于对金融体系的愤怒，人们通常会强化对金融体系的监管，而且力度也会相对较大，而这又会抑制市场活力。这种监管的“钟摆效应”在美国此次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我在与华尔街一些专业人士交流时曾提及，由于金融体系的监管越来越严，维持合规的成本越来越高，华尔街目前需求最旺的职业之一是风险管理和合规领域的专业人士，这往往促使资金流向受到监管的金融体系之外，而这种体系之外的资金规模的扩张，恰恰是导致此次危机的直接导火索之一。
这一点在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中投投资的美国两家金融机构的投资收益差异就可看出端倪。例如，中投投资的黑石，如加上分红等，收益为正值，但中投投资的另一家金融机构，则依然存在明显的账面亏损。我们与不少专业人士分析背后的原因，各方较为认同的观点是：自美国的金融监管趋于严格后，资金正在从受到严格监管的金融机构部分流向黑石这样的机构。
在当前环境下，您认为新的经济决策者所采取的应对危机的政策与危机爆发时期的经济政策相比，是否出现了明显变化？经济政策下一步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布林德：美国已有的监管立法和监管措施已相对完备，但在执行层面仍然存在问题，而欧洲的情况会更加悲观。
在金融范畴内，我认为当前美国最急迫的任务是“执行”，而欧洲则是“赶上”。除了个别领域，金融危机以后的美国在金融监管上遥遥领先于欧洲，相比美国来说，欧洲还有一个长长的待办清单要去完成。美国从监管立法(主要在2010 年完成)到明确监管细则(目前仍未完成，并且推进缓慢)的落地，再到强化监管的进程太过漫长。在每个阶段中，金融行业都在制造阻力。尽管存在一些法律上留下的监管真空，以及一些偏离了法律意图的监管措施，但美国的主要任务仍是推进和实施我们已有的监管立法和监管措施。
在更为广阔的经济范畴内，最大的政策挑战来自能否带动全球走出衰退，实现全面复苏。中国在这方面做得不错，美国也做了许多合理的工作，欧洲显然还没有。
巴曙松：从全球角度来看，在美国引发的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金融运行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大分化，不同经济体结构调整进展差异很大，同时也处于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导致不同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出现了显著的差异。
您刚才谈到，美国的金融监管者可能做了许多合理的工作，但正如您在书中提到的，美国民众对这些合理的政策还存在误解，而您写作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消除民众在理解金融危机和应对政策方面的这些误解。那么，就目前来看，美国民众对本次金融危机和救助政策的看法相比几年前是否更加客观，误解是否有所消除？是否会出现此前在金融危机之后出现的、过度管制导致金融体系活力下降的情况？
布林德：令人遗憾的是，没有证据能让我确信公众对救助政策的理解有了明显提升，尽管我非常希望事实会是如此。展望未来，我并不担心过度监管，虽然这的确有可能成为一个问题。我更担心的是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最近关注到的一种现象：在对抗立法和监管对行业的遏制方面，金融行业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巴曙松：从全球金融市场的角度看，美联储下一步的退出政策也是全球目前关注的焦点之一，其中甚至有评论认为，退出政策的执行不当可能会引发下一次金融危机。如果说此前美联储应对金融危机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在以往的金融危机应对中还算有迹可循的话，那么如何退出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刺激政策，确实还没有成功的先例可以参考。那么在您看来，本次危机是否已经可以确认结束？下一次危机离美国和全球市场还有多远？下一次危机最有可能在哪些领域爆发？
布林德：除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余波外，我认为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已结束了——看上去不会很快经历另一次危机。伴随着美联储退出政策的执行和全球一系列经济体的周期性波动，可能会暗含一些潜在的风险事件，但不幸的是，几乎可以确定地说，下一次大危机根本无法预测。
巴曙松：对美联储的退出政策，在全球市场尤其新兴市场中存在着普遍担忧；同时，基于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不同经济体存在的大分化格局，新兴经济体抵御这种新动荡的能力可能更弱。基于美国金融体系以及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重要影响力，美国的经济政策决策同时也会对全球经济产生显著影响，有的还会对新兴市场产生巨大冲击，因此美联储的政策常常受到许多新兴市场的严厉批评。您如何看待这些批评？美联储在经济决策中应当如何考虑其全球影响？
布林德：我非常理解这些批评，尤其是来自新兴市场的批评。更进一步，诚恳地说，美国的法律告诉美联储做对美国最有利的事情，而不是对全球任何其他国家。但我们也要看到，美国的利益和全球大部分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毕竟，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健康是有益于世界的。但也不能否认，在一些个例中，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利益会发生冲突。在这些个例中，我只能抱歉地说，美联储必须维护美国的利益。这是法律。
巴曙松：谢谢您的坦率。尽管从大趋势上看，美国经济的复苏对全球经济复苏是有利的，但在具体政策效应上，我们也看到大量的利益冲突。一个常被引用的案例是关于美元的判断：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问题。这句话隐含的含义是，美国享受了美元作为国际主导储备货币带来的种种好处，但当美国出现金融危机，或因为种种原因导致美元以及由美元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大幅波动时，真正受到更大冲击的往往是大量持有美元的新兴经济体。在这个博弈中，美国享受了好处，但是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
随着中国金融机构更加活跃地参与全球金融市场的活动，中美金融体系的联系日趋紧密，金融政策的相互影响也会更为明显。您对于中美金融政策的协调，或者说美国金融政策如何合理考虑中国的利益有哪些建议？
布林德：中国经济已取得了重大跨越，这表现在生产效率、生活水平、扶贫、产品质量等各方面。中国金融体系也有进步，但相比其他领域还相对落后。举例来说，近些年来中国已是国际贸易领域的重要参与者，但还远不是全球金融领域的重要参与者。当然这不一定就是坏事，毕竟变革需要时间。一方面，中国对发展顺序的选择是合乎情理的：优先发展工业和贸易，然后才是金融；另一方面，拥有最复杂金融体系的美国在上个十年间并没有因此获得多少荣耀。在2008年，如果中国的金融体系与美国、英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高度关联的话，那么中国可能也难逃厄运。这也意味着，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膨胀，金融市场一定也会相应扩张；中国金融体系和其他国家的关联度会日益上升。一旦这些情况在更大的范围内发生，我相信中国会更加欢迎面向金融领域的海外投资(或投资海外)，并且中国可能会允许人民币的汇率浮动。
巴曙松：实际上，即使金融体系没有直接相关联，美国的金融危机和欧洲的金融动荡带来的实体经济的巨大波动，以及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还是显著地传导到了中国的经济运行中，只不过传导的机制与欧美之间的开放金融体系有所不同而已。
回溯金融危机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在此前的金融危机中，往往是由处于金融体系外围的新兴市场引发危机，然后传染到其他市场；此次次贷危机却是由通常被视为金融业最为发达的美国市场爆发并且传染到全球，这种爆发和传染的路线是否意味着全球经济金融体系已经出现了重大的改变？
布林德：是的，的确如此。我们以前常常认为金融危机始于新兴市场，但2007年至2009 年的金融危机却源自美国，2010年的主权债务危机始于欧洲。世界已变得不同了。未来的金融危机会在哪里爆发，会在何时爆发，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是很难被预测的。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改变并不意味着金融危机都将源自发达经济体，它只是表明未来全球各个经济体之间的关联会更加紧密。
巴曙松：接下来，想请您谈一谈对本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有何见解。在《当音乐停止之后》中，您专门用两章介绍了金融危机的七大祸源。在当前的环境下，如果请您把它们按重要性排序，您会怎样排序？为什么？
布林德：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祸源之间是彼此关联的。我所列出的七大祸源包括：两个泡沫(房产泡沫和债券泡沫)、过度的杠杆、松散的监管、银行的不规范操作、衍生品的泛滥、评级机构的毫无底线和疯狂的金融激励机制。我会把两个泡沫排在这份清单的最前面，接下来也许是过度的杠杆与松散的监管。
(责任编辑：DF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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