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把群众最关切最烦心的事一件一件解决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人的全面发展，使人民生活随着国家发展一年比一年更好。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在新世纪一跃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对全球范围内收入差距的快速上升趋势“起到了适度的抑制作用”，在缩小城乡差距与地区差距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同时，关于社会公平领域的各项改革仍需要不断推进。
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回应了公众对于社会公平问题的关注，重申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原则，对当前阶段中国社会主要社会矛盾做了新的论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执政党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突破，中国社会分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国家治理与政策制定的基础，拓展了应对发展不平衡问题的理论空间和政治空间，显示了执政党深刻把握当代中国现实状况与及时自我调整的理论能力和政治能力。
进入新世纪，社会分化和发展不平衡问题逐渐引起执政党的高度重视。世纪之交，社会公众依托新兴的网络空间，围绕住房、医疗、教育领域展开广泛讨论，随后执政党积极回应民意，在三农、公共卫生、社会保险、义务教育等众多方面推出重视民生的社会政策。这些重视社会公平的持续政策调整，在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方面成就较为显著。十余年来，政府在三农领域的财政投入连续保持较高比例，农村义务教育与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的普遍落实，基本实现了农民的国民待遇。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以大规模基础建设投入为枢纽，激发了中国经济广大内陆空间的增长潜力。
促进社会公平的努力成功地延缓了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但尚未改变社会差距较大的基本格局。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基尼系数可以大致看出这一状况。2000年中国公布基尼系数为0.412，之后长时间没有公布这一数据。2013年初，国家统计局公布2003至2012年基尼系数，随后每年公布基尼系数的变化情况。自2003年以来，我国基尼系数一直处在全球平均水平0.44之上，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之后基尼系数呈回落态势，2015年下降到0.462,2016年是0.465，稍有回升。
皮凯蒂团队在“世界不平等报告2018”中指出，中国的收入差距与俄印两国相比，不论是绝对水平还是增长幅度都处于相对温和的水平，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收入差距在短时期内迅速攀升，印度收入差距的增长则是持续渐进的。2016年，欧洲收入前10%的成人(20及20岁以上人群)的收入总和占整个国民收入的37%，该份额在中国为41%，在俄罗斯为46%，在北美为47%，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巴西、印度则为55%。
对于促进社会公平进程中的困难，不同区域和不同群体的感受并不一样。在农村地区，农民间收入的差别主要在于不同地区(相对富裕与相对贫穷地区)的差别，而不在于同一村和同一地区内的差别。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超过三亿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与受到高房价影响的城市市民对于同一地区之内贫富差距的感受则会比较强烈。城市住房价格不断上涨是中国城市化持续推进的过程中出现的现象，在2003-2009年间，我国城镇商品住宅实际均价不断上涨，部分城市房价不同程度超出普通居民的支付能力，大城市年轻家庭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高房价的扭曲作用引起了较大的社会福利损失。学区制使得高房价问题与中小学教育问题相互缠绕，加深了普通城市居民的焦虑。因为房价等原因，城市地区一些中等收入家庭认为自己变成了“新穷人”。
如果要激发出有力制衡差距扩大态势的社会能量，动力来自哪里？社会经济发展进程未必会“自然”产生这种动力，资本的积聚扩张更可能产生继续扩大社会分化的动能，社会公平程度的每一步提升都很不容易。这就需要不断的公共政策供给，有效提升整个社会的公平程度。
(原标题：以不断的公共政策供给 应对发展不平衡问题)
(责任编辑：DF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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