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外需下降、贸易下滑，间接导致了船舶、物流这些周期性行业的萧条，此外，企业自身的经营问题、盲目的扩张等也导致债务负担沉重。”中信证券研究部总监、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明明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和过去两年不同的是，今年信用债市场的“央企信仰”、“国企信仰”纷纷被打破。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统计，在今年的违约事件中，涉及民企9家、金额28亿元；央企子公司和地方国企6家，但是金额却达164.7亿元之多，占违约总金额的66.5%；此外，还有山东山水水泥、南京雨润两家外商独资企业，以及保定天威英利新能源公司这一外资控股企业。
明明认为，首先，宏观基本面是带来这一结果的主要因素。近年来，产能过剩是我国宏观经济最主要的特征，以往投资拉动的高增长逐步回落，机电、地产等都在下行。煤炭、钢铁等主要集中在央企和国企，而现在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就是让过剩产能退出，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央企和国企出现“违约潮”是一个正常现象。
今年4月6日，央企子公司的6亿短融“15华昱CP001”未按期对付，成为煤炭行业首例违约。去年10月，央企债“10中钢债”成为钢铁企业首例，今年的东北特钢是辽宁省的第二大国企，7只债券违约，至今无解。
其次，是结构性的问题。明明称，目前国有企业正在面临一场改革，未来发展方向各界都在探索，兼并重组、债务重组、债转股等都可能是未来的发展路径。所以，从央企自身的企业结构来说，现阶段不确定性比较大。
第三，央企在过去几年曾经历了快速的扩张，可以看到，违约的央企不乏大公司的子公司、分公司。在过去，人们普遍把被冠以“中字头”的企业笼统看作央企，理所当然的认为其背后有央企的信仰背书，但实际上，这些企业的资质、经营状况差别悬殊，信用风险也会比较高。
在市场人士看来，未来一段时间，央企和地方国企恐怕依然是信用债市场最大的“雷区”。
“我们给一些央企子公司的评级是比较高的，这其中隐含了其母公司的信用。但实际上，有时候是要区分来看。”明明表示。
权威人士在《人民日报》刊文明确表示：“对那些确实无法救的企业，该关闭的就坚决关闭，该破产的要依法破产，不要动辄搞‘债转股’，不要搞‘拉郎配’式重组，那样成本太高，自欺欺人，早晚是个大包袱。”
6月15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吹风会上表示，债转股“要谨慎使用，要坚持市场原则、法治原则，不能容忍僵尸企业、过剩产能苟延残喘”。
李扬还称，债务问题并非某个部门能够解决，需要统一的解决，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机构、统一的认识、统一的方略。并称国务院有关部门已经形成共识，需要形成一个统筹机构来解决债务问题，并朝着这一方向努力。
“大家都在等，等最后的结果。”明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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