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A股创业板创下历史最大单日跌幅，创业板指数暴跌幅度高达8.26%，跌停个股超过200家，12月3日，创业板指数虽小幅反弹0.11%，但与同日上证指数 0.69%和深成指数1.38%的涨幅相比，创业板颓势仍然极其明显。
创业板连续两个交易日的异常表现，显然与证监会上周末(11月30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相关，部分市场人士甚至认为，尽管此次IPO新政的市场化信号值得称赞，但是，在A股熊市未尽时重启IPO，其选择时机不恰当，可能将A股再推向“深渊”。
这种认识是多虑的。首先，尽管12月2日创业板创下历史最大单日跌幅，但是，同日上证指数仅下跌0.59%，由此可见，此次IPO新政对A股大盘的冲击，远没有对创业板的冲击大；其次，新政并非仅仅针对创业板，而是覆盖整个A股，其之所以仅对创业板造成巨大震动，恰恰说明创业板的炒作特征明显，其股价存在较为明显的虚高。
IPO发行市场化，不仅是全球发达资本市场的通行规则，也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的既定方针，而结合此次发布的IPO新政，其并不是休克疗法式的发行制度改革，而是从审核制向注册制渐进式的过渡改革，我们对未来完全实施IPO注册制充满信心。
没有必要对创业板的集体暴跌过于担忧，从市值占比看，创业板市值仅占深市总市值的16%，占A股总市值仅为6%，创业板的阶段性暴跌，不可能将A股推进“深渊”，何况，12月2日创业板的集体性暴跌，亦与本月创业板大规模的解禁潮有关(高达460亿元)；从市盈率看，与当前A股主板平均16倍左右、中小板平均30倍左右的市盈率相比，当下创业板的市盈率仍然高达50倍左右，诚然，创业板具有一定的高成长性特征，不能完全拿市盈率说事，但是，在我国证券市场制度治理相对缺失之下，我国创业板历来的“三高”现象(高市盈、高溢价和高股价)，与其所谓的“高成长性”是极不匹配的。
此次IPO新政核心要旨有三条：其一是IPO重启在即，明年1月底将有50家企业在完成规定程序后陆续上市；其二是“壳资源”价值大减，意见明确“借壳上市要比照IPO标准”；其三是放开存量发行，并限制原始股东的持股比例。
上述三条IPO新政核心要旨，之于积弊深重的A股而言，可谓是市场化的回归和监管标准的补漏。任何规范化的股票市场，均应该有进有退，不能因为行情维稳而无限期地暂停IPO；任何规范化的股票市场，同样不能形成“IPO上市”与“借壳上市”之间的标准不一，因为“壳资源”如果存在投机价值，必然会导致A股市场的人为监管套利；而在“一股独大”盛行的A股市场，尤其是绝对控股现象极其明显的创业板，放开存量发行，并限制原始股东的持股比例，可以从根本上敲碎大股东人为托市的锁链，此举既能规范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又使大股东失去人为托市的动力。
以此而论，此次IPO新政对创业板所造成的暴跌式打压，既是创业板股价虚高的必要调整，也是防止IPO重启后创业板再度陷入“打新炒新”乱象不止的必要举措。
此次IPO新政的意义重大，其所发出的明确市场化信号，是与十八届三中全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宗旨相呼应的，也是实施十八届三中全会“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的必经过程。
A股新政首在IPO新政，IPO新政必须以监管部门角色转换为前提，从此前人为给IPO询价设限，到渐进将IPO定价权还于市场和投资者，从此前行政性暂停IPO到当下重启IPO发行，此次IPO新政的市场化信号极其明显。与此同时，此次IPO新政还显示出监管部门“运营重心”后撤的决心，此次既明确“借壳上市比照IPO标准”，又限制原始股东的持股比例，监管部门“从事前把关向事中、事后监管转移”的角色转换路径已经悄然可见。
尽管此次IPO新政与真正的注册制改革尚有距离，但其所发出的市场化信号却是极其明确的，其对当下创业板所造成的暴跌式压力，不仅是对创业板股价虚高必要的调整，也是A股市场化改革可承受的必要代价，甚至可能是历史转折点。
(责任编辑：DF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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