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的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总结峰会五大成果时，把全球宏观政策协调的共识放在了首位。实际上，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开始产生的全球宏观政策协调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常态，并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逐步扩大到结构性政策等社会和政治层面的政策协调。
随着一些经济运行指标透露出企稳向好信号之时，关于全球政策协同的变化也开始发生。业界普遍关注的是，关乎系统性风险管控的金融监管政策和美联储加息引发的货币政策变化。
2月3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财政部和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OC)对现有的金融监管法律进行评估，他重申要废除奥巴马时代的《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下称《多—弗法案》).
讽刺的是，FSOC本身也是《多—弗法案》的产物，它是由财政部、美联储、证监会、联邦存款保险基金等金融监管部门组成委员会，最核心的作用就是协调监管机构管理美国金融业。
此举意味着银行业“脚上的镣铐”即将挣脱，因此消息一出，华尔街欣喜若狂，银行股价随即大幅攀升。为了安抚外界对金融系统再次失序的担忧，美联储很快表态，该法案将不会被废止，但会对部分内容做调整。
“特朗普需要得到国会广泛支持才能够推翻《多—弗法案》的一些内容，从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推动医疗改革的艰难可以看出，对美国政治来说没有一项议程谈得上容易。”IG集团亚洲资深金融研究员韦斯顿(Chris West>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特朗普努力废除对商业和金融业的监管虽然会让银行松口气，但实际操作难度不小。
韦斯顿也抛出了市场非常关切的一个问题：“政府将多大程度地在《多—弗法案》上开倒车？”
分析认为，美国的金融政策从严管走向宽松，不排除是基于诸多全球经济回暖迹象所带来的信心。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今年1月发布的预测，全球经济增速今年将达到3.4%，明年升至3.6%，均高于去年3.1%的增速；美联储发布的季度经济预测显示，今年美国经济预计增长2.1%，到今年年底失业率预计为4.5%，通胀率预计为1.9%；根据欧盟统计局的粗略估计，欧元区实际GDP已经连续15个季度持续增长；《新兴经济体发展2017年度报告》也显示俄罗斯、巴西等经济体正在触底反弹……
但是，现在的全球复苏迹象距离2008年的金融危机，已过去将近10年。危机的迅速扩散和巨大冲击的一个核心原因就是当时的金融监管体系和金融机构的风控体系，极大忽略了对系统性风险的管理。因此，特朗普政府试图松绑金融监管的做法让很多人开始担心，金融危机带来的惨痛教训，美国难道已经“好了伤疤忘了疼”？
ING银行首席亚洲经济学家提姆·康顿(Tim C>美国消费者和商家都度过了艰难时期，消费者开始愿意花钱了。”
3月初，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表示，2016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持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4.6%，为新世纪以来最高水平。同时，2月中国PMI指数为51.6%，连续7个月保持在50%的枯荣线以上，表明经济趋稳基础逐渐巩固。
而2月份美国制造业指数ISM录得 57.7，是2014年8月以来的最高值。新订单的加快增长，令制造业采购经理对企业前景乐观。
欧盟统计局3月17日宣布，欧元区1月出口较上年同期增长13%至1639亿欧元。《经济学人》分析，无论是中国还是亚洲其他国家，货物出口都从2015年底的底部开始反弹。
一个关键问题是，是否会有更多经济体参照美国，试图放松金融监管呢？康顿认为，除了美国以外，目前并未在欧洲看到任何金融监管松动的迹象。
“欧洲银行从美国放松金融监管的动机中感到了压力，但现在要下结论还为时过早，至少在欧洲我还没有感到任何这种松绑现有金融监管体系的迹象。”康顿认为，金融危机的教训让欧美决心不让银行再次令政府陷入窘境，但是，该用多严格的手段才能确保金融监管成果，目前还是个问题。“由于金融市场的竞争，美国如果松绑金融监管，肯定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决策和应对措施，但现在并不知道美国松绑金融监管的程度和方向，所以无法下定论。”康顿说。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中国、俄罗斯和欧盟等国家或地区纷纷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改革。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金融学教授巴曙松曾总结，这一趋势是“由传统的多头监管向双峰监管甚至是一元的综合监管发展，同时强化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责逐渐成为主流。”
简要来讲，美国通过设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和扩大美联储监管职权，对原有的金融监管框架进行了修正和补充；俄罗斯组建了隶属于中央银行的统一大金融市场监管机构；英国在英格兰银行下设金融政策委员会(FPC)负责宏观审慎监管，在财政部下设金融行为监管局(FCA)，负责监管银行、保险及投资业务，成为目前法律执行力最强的金融监管机构；此外，澳大利亚、瑞士、德国、新加坡等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和央行纷纷设立金融监管机构，共同构成了全球金融监管协同，防范系统性风险。
“在全球来看，货币政策是存在一定分歧的，而分歧会带来一些压力。但是，在未来几年，这些分歧会逐渐弥合，我们会看到，美国回归货币政策正常化，我们也看到中国人民银行正跟随美联储的脚步，欧洲央行也预计在今年下半年逐渐减少债务回购规模。你会看到这三大经济版块正在就货币政策协同运转，仅有一个例外就是日本。”康顿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康顿认为，在实行了多年的量化宽松政策之后，日本央行将会感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原因在于日本对美国的巨大贸易顺差，这是美国想要首先解决的问题。
在美国最近一次加息之后，日本央行第二天则决定维持货币政策不变，并维持超额准备金利率在负0.1%，同时维持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零附近，并暗示近期不会扩大货币刺激政策。
康顿表示：“美国能动用的办法之一就是让日元对美元升值。但很明显现在美国不喜欢多边机制，特朗普又号称自己特别擅长谈判，尤其特指一对一的谈判，所以未来一些‘美国优先’的成果都会来自于双边谈判，现阶段只有日本跟其他三大版块在货币政策上缺乏协同效应，但随着日美之间的博弈，最终会看到日本也将向另外三大版块靠拢。”
韦斯顿告诉记者：“欧洲央行正在考虑今年提高存款利率，而英格兰银行则正在讨论提高英国利率，中国正在提高短期利率水平，在澳大利亚，未来12个月内升息的概率同样高达55%。这些举措都将对流动性带来影响，但并不认为是货币政策发生变化。”
不久前，在第十六届全球宏观经济预测春季年会上，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就发出警示，若美国加息并放松金融监管，这将对全球金融市场的资金流向产生巨大影响。
(原标题：美国金融监管开始松绑 考验全球协同)
(责任编辑：DF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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