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在“八一”献礼展览上观看反坦克导弹样机
“二战”之中，坦克异军突起，叱咤风云，凸显了陆战之王的威风凛凛，对战争的势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使反坦克作战成为现代战争中的一个突出的重大课题，反坦克导弹因此应运而生。“二战”末期，德国率先研制成功了世界上第一枚X--7反坦克导弹，“二战”之后，反坦克导弹犹如雨后春笋，联邦德国的柯布拉、苏联的AT-1、法国的SS-10、英国的警惕者、美国的龙式等相继面世。白手起家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防工业的基础差，底子薄，在反坦克导弹武器的研制方面更是“一无所有”。1957年9月，聂荣臻率团访问苏联，10月15日签订了《中苏新技术协定》，苏联先后向我国提供了地空、空空、地地、潜地、岸舰、舰舰等6种战术导弹的实物和资料，唯独没有导弹家族中最小的小弟弟反坦克导弹。
1958年，军委常规兵器专业组将反坦克导弹的研制任务纳入了发展规划，决心独立自主地发展中国的反坦克导弹。随之，军械科学研究所、北京工业学院、三机部三所分别开始收集资料和方案论证。北京工业学院的原理样机曾经在国防部举办的1958年“八一”献礼展览会上展出，周恩来总理仔细观看了样机。北工后来也曾经进行过一些试验，但由于技术问题较多而终止了研究。1960年5月，军械所、东北机器制造厂、庆阳化工厂组成了协作组，以东机厂为基地开始了反坦克导弹的研制工作，但不久也下了马。
J-201反坦克导弹
1960年5月，军械所划归军委炮兵建制，炮兵以该所为基础，于1960年11月成立了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炮院一所在所长卢伟如（后来升任广州军区副政委）的带领下，决定重启反坦克导弹的研制工作。1962年1月，卢所长专程赴北京向国防科委三局唐局长汇报导弹的论证情况，申请立项，唐局长同意开展研究。于是，1962年2月代号为J-201的反坦克导弹正式上马，总体方案论证和零备件研究以及相关的建设也相继展开。1963年1月张爱萍副总长来炮院参观，指示炮院要好好抓一抓反坦克导弹。10月，卢伟如所长带着模型又一次进京向张副总长和国防科委汇报论证进展情况。1963年11月，国防科委正式批准将其列为国家项目。不久炮兵研究院正式任命王昌仁为总设计师，曹翟、赵家铮为副总设计师。
卢伟如和王仁德陪同孔从洲参观J-201实验室
我是1962年底毕业后分配到炮院一所的，一来就知道有个J-201，全所重点，压倒一切。其实，当时刚成立的一所条件很差，我们住的是张作霖时代的兵营，没有暖气烧火墙。与导弹有关的试验实施一个没有，人员都是搞火炮、火箭、弹药、引信、火工品以及火炸药的，基本没有导弹专业的人才，也没有可供借鉴的样品。可以说，当时的一所根本不具备研制导弹的条件，几乎是白手起家。J-201是炮院一所建所后第一个独立担纲的大项目，也曾有些非议，有人认为搞导弹是五院的事，不属炮院一所的职责范围。刚从苏联炮兵指挥学院学成归来的老炮兵师长卢伟如（后来调任广州军区副政委，1985年去世），他既懂技术又热心炮兵装备，卢伟如所长坚定而明确地指出，近程战术导弹应该由炮兵来搞。于是他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足见其远见卓识。（孔从洲，军委炮兵副司令，炮院第一任院长，王仁德，炮院一所政委，后调任湖北省军区政委）
曹刚川雪中送炭
国家正式立项了，该是大干一场的时候了。可是这第一步怎么迈？搞个什么样子的导弹？无疑成了摆在年轻的科研人员面前最迫切的难题。
当时他们手中只有一套德国的柯布拉反坦克导弹的勤务指南，对“柯布拉”的结构与性能参数有简单的介绍，这就是他们最重要的参考资料。他们对比分析了柯布拉和法国的SS-10导弹的性能，认为柯布拉比在X-7基础上发展起来的SS-10更进了一步，于是逐步形成了以“柯布拉”为主要参照的总体方案，这是在当时情况下唯一的选择，这也就是J-201反坦克导弹酷似西德“柯布拉”的原因。有人以为，J-201是柯布拉的仿制品，其实，我国获得柯布拉的实物样品是1966年后的事，此时我们的方案早已初步确定，有控飞行试验也进行两年了。当然，有了实物对我们的帮助还是很大的，一是证明了我们方案基本正确，另一方面对于一些局部设计也有不少的借鉴。通过测绘分析，进一步调整了J-201的总体参数，改善了导弹的操纵性能。
在方案选择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导线”问题，许多人对有线制导心存疑虑，不太相信“这小孩放风筝似的东西也能打坦克？”有的担心导线被树枝挂断了怎么办？总之，对这个“小辫子”很不感兴趣。大家正为搞有线制导还是搞无线制导争持不下时，1963年，曹刚川同志从苏联列宁格勒炮兵工程学院学成归来，带回了3M-6（AT-1）反坦克导弹的教材和使用说明。真是雪中送炭，如获至宝。
3M-6反坦克导弹是车载的，虽然不能直接运用于J-201便携式导弹，但是，它也是有线制导，这在徘徊于有线和无线之间难以决策的时刻，无疑对有线方案的确定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此外，这套教材对于我们了解掌握反坦克导弹的结构原理和操作使用都有参考价值。
王昌仁和曹翟向炮兵副司令陈锐霆汇报J-201
求真务实循序渐进
J-201在总设计师王昌仁、副总设计师曹翟、赵家铮、朱列旦等的带领下，在炮兵和五机部的领导下，历经炮院、五机部七所、11院、20院多次体制变迁，历尽文革动乱的磨难，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闯过了一道又一道技术难关，J-201终于于1973年1月批准设计定型，并荣获了全国科学大会奖。
J-201导弹的研制工作严格遵循科学研究的程序，从部件到整机，都是先地面试验再飞行试验，先无控飞行，再有控飞行，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地前进。在无控飞行试验时，又分为三个阶段，P1弹只装起飞发动机，P2弹增加线管与陀螺等部件，P3弹再增加续航发动机、加速开关、点火线路等，经过10多次试验，初步解决了起飞问题、陀螺启动、导线放线、续航发动机等技术问题，然后才开始有控飞行试验，第一次有控飞行于1964年底实现。
反坦克导弹设计的元老、J-201副总师曹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1964年12月18日，第一次有控飞行试验在沈阳德胜营子进行。那时的气温零下10度，准备工作全部在帐篷里进行，试验当日凌晨3点最后一发导弹才完成对接。这次试验一共发射3枚导弹，只有一发听控飞行了600米。然而，这一发600米的有控飞行，却凝聚了近百名科技工作者3年的心血，它证明了我们的方案可行，象征着我国反坦克导弹进入了新的阶段，给我们带来了信心和希望。”
1965年7月军委炮兵与五机部联合召开了技术审查与协作会议，会议期间又进行了有控飞行试验，孔从洲副司令等首长参观了试验，会议肯定了方案与研究方向。1969年8月25日，J-201再次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反坦克武器表演，参试代表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9月24日，“823会战”指挥部决定，J-201反坦克导弹在改进操作、命中率提高到70%以上，并解决自炸后，可生产一小批交部队试用。要求1969年底完成设计定型。(陈锐霆，军委炮兵副司令、五机部副部长）
1969年12月设计定型试验开始，1970年5月完成了补充定型试验，全面达到了战术技术指标。1971年5--7月在三个军区进行了部队试用，经过十几个小时模拟训练的士兵，平均命中率达60%，有的能首发命中，收到部队欢迎。1973年1月总参、总后联合批复，同意设计定型。从1962年12月立项到1973年1月定型，J-201导弹经历了10个春秋，历尽艰辛，在领导机关的正确领导下，在兄弟单位的积极配合下，中国自己设计的第一枚反坦克导弹终于诞生。
铺路的石子
但是，J-201反坦克导弹最后并没有列入装备体制，也没有大批量生产，其原因有多种猜测，有的人则把它归咎于一次表演试验中的一发故障弹。
1977年8月10日、17日和9月15日，J-201在北京南口靶场进行了三次汇报试验，对1400米固定目标和活动目标的射击，取得了21发15中，命中率达75%的骄人战绩。其中有一名射手取得了十发九中的好成绩。试验的组织者与参试者都很高兴。但是就在最后一天，发生了一次意想不到的故障。一发导弹在飞行中意外坠地，失去了控制的导弹，突然掉头向阵地方向飞来，此时，在观礼台上就坐的有徐向前、王震、粟裕、罗瑞卿等多位军委领导，多亏导弹自行坠落在靶场的空地上，虽然没有产生严重后果，但是着实让人后怕。
出现这次故障固然是J-201项目的不幸，但并不是J-201没有装备部队的根本原因。因为当J-201定型之前，我国已获得了苏联“赛格”反坦克导弹的实物样品，到1977年时“红箭-73”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即将定型。并在这次汇报试验时，与J-201同场竞技。竞争结果“红箭-73”胜出。
尽管J-201反坦克导弹没能装备部队，这对于参与研制工作的人们来说多少有些遗憾，其实，大可不必。因为，由于它的研制成功，掀开了中国反坦克导弹事业新的一页，它表明中国人已经具备了独立自主设计制造反坦克导弹的能力。卢伟如所长当年在炮院一所种下的反坦克导弹的种子，如今已经成长为参天大树。J-201用碎石铺就的道路，如今已经变成了一条金光闪闪的大道，在这条大道上造就了一支特别能战斗、作风科学严谨的团队，他们累战累胜；造就了王兴治、杨绍卿两位工程院院士；在这条大道上建成了中国唯一的设备精良、水平一流的反坦克导弹研发中心。在这条大道上，一个个新型反坦克导弹脱颖而出，硕果累累。面对如此的辉煌，J-201所付出的那么一点点学费又算得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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