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全球经济已经不是撒点钱，然后就“你想涨，想涨就能涨”的。
进入2015年后，全球央行的货币宽松马力均有所减弱，这并非因为各国经济已完全复苏，而是长期过度承压的货币政策已近“黔驴技穷”。无论是中国、日本还是美国，“流动性陷阱”似乎成了“通病”——无论如何释放流动性，都无法进一步刺激企业的投资意愿、提升通胀。
2016年第三次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7月23日、24日在成都举行，如何应对上述症结成为重要议题。24日公布的G20公报重申，要用尽一切工具，结合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政策，以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性增长的目标。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24日表示，货币政策的边际效益在下降，要实施更多增长友好型的财政政策，有财政空间的国家要加大财政支出力度。此外，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应对低增长态势。发达经济体要继续提高劳动力市场弹性，促进投资和生产率增长；新兴经济体应增强经济韧性，放松管制，促进竞争，推进金融部门改革。
今年以来，中国央行也对降准等措施有所顾虑，M1(狭义货币)和M2(广义货币)数据间的“剪刀差”不断扩大，并在今年6月创下新高，这令中国企业的“流动性陷阱”备受关注。甚至有学者表示，降准及全年M2增长13%的必要性正在下降。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货币政策回旋空间小，西方国家的财政空间也十分有限，相比之下，中国仍可动用财政空间来辅助结构性改革。
无独有偶，央行调统司司长盛松成近期表示，本轮经济下行压力的本质是有效需求不足、供给结构失衡两大问题的叠加。应更重视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例如，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降低企业成本、扩大社会需求、改变供需两弱局面，并可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
盛松成认为，中国政府部门杠杆率整体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方面更有优势。截至2014年底，全国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为249655亿元，与当年GDP的比为39.2%；中国企业税负较重，降税能迅速增加企业利润，有效推动企业生产积极性。2013年，中国企业的总税率为67.8%。
“经测算，可将我国的财政赤字率提高到4%，甚至更高水平(2014年实际财政赤字占GDP的2.1%，2015年为3.5%，首次超过3%)。由此可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更好地支持供给侧改革，且不会给我国政府带来较高的偿债风险。”盛松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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