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中美的历史坐标”的第六篇写了从1979年邓小平访美之后到1989年年初老布什访华，中美的“相濡以沫”。这十年是中美建交所谓的“蜜月期”，即使在中美关系“犬牙交错”和“相互依存”的今天，双边关系的性质还是没有恢复到那十年的深度和广度。
1989年，中美关系似乎又进入“跌宕起伏”的状态。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高瞻远瞩，以高超的政治技巧、不卑不亢的处事风格和坚持改革不动摇的决心制止了双边关系的下滑，为中国尽早突破国际封锁，保证改革开放之船不搁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7月2日上午，邓小平在会见斯考克罗夫特前，对李鹏总理和钱其琛外长讲：“今天只谈原则，不谈具体问题。制裁措施我们不在意，吓不倒我们。不要说7国制裁我们，70国也没有用！”他还说，“中美关系要搞好，但不能怕，怕是没有用的。中国人应该有中国人的气概和志气。我们什么时候怕过人？解放后，我们同美国在朝鲜打了一仗，那时我们处于绝对劣势，制空权一点儿没有，但我们没有怕过。中国人的气概就是不怕鬼，不信邪。”
在与斯考克罗夫特会谈时，邓小平说，“目前中美关系处在相当危险的境地。对于导致中美关系向着危险的、甚至破裂方向发展的行动，在美国方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停止的迹象，反而还在加紧步伐。好在双方领导层中，都还有比较冷静的人。在美国方面，有布什总统；在我们方面，有我本人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但是，这个问题不是从两个朋友的角度能解决的。布什总统要站在美国的利益上讲话，我和中国其他领导人，也只能站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利益的立场上讲话和作出决定。”
邓小平最后告诉斯考克罗夫特，“在中国，没有任何力量能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不是空话，这是经过几十年考验证明的。任何国家同中国打交道，都应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括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我们希望中美关系能在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妥善处理各种问题。否则，关系变化到什么地步，责任不在中国。”
邓小平于11月15日回复了布什总统11月6日的来信。他在信中说：“我一直把你看作中国的朋友，并非常希望在你任期内中美关系得到发展，而不是倒退。在我退休的时候，改变中美关系目前恶化的局面是我的心愿。读了你的信后，我对中美如何共同采取步骤恢复和发展友好关系问题，产生了一些想法。”
这些想法归结起来就是：一，中国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中国的内政要由中国人自己来管，绝不允许任何外国干涉。中国政府绝不会在压力下让步。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二，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中国没有做出伤害美国的事。美国在很大范围内直接侵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要解决问题，美国要采取主动，解铃还需系铃人。三，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要好起来才行，因为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世界局势总的比较稳定，中美关系占的分量不轻。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互相帮助的作用。四，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在着眼自身长远战略利益的同时，也要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双方都让点儿步，总能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较好办法。恢复中美关系需要双方共同努力，不要拖久了，拖久了对双方都不利。
12月10日，已经退休的邓小平又一次与斯考克罗夫特会面，重申了他在给布什总统的信中表明的中国对中美双边关系的立场。邓小平当时似乎已经预感到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在会见的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请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布什总统在1991年6月曾说：“我不愿成为使美中关系倒退的总统。”然而，由于经济萎靡不振，失业率飙升，财政赤字严重，布什在1992年的总统大选中的选情并不被看好。也许是为了争夺几个摇摆州的选票，也许是迫于国会的压力，布什总统在1992年9月2日宣布向台湾出售150架F-16A型和B型战斗机。这一决定严重破坏了支撑中美关系的三个公报奠定的对台军售原则，使得本来就处于低谷的中美关系再次出现冻结。尽管如此，布什还是在选举中输给了克林顿，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继英国首相丘吉尔之后，世界上第二位在国外赢得了战争，却在国内输掉选举的大国政治家”。
当年早些时候，已经88岁的邓小平视察了深圳，并与地方领导举行了座谈。这便是有名的“南巡讲话”，其为中国改革开放持续注入了新的活力。邓小平说，“我讲过几次。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89’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为什么‘89’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所以，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
1993年11月19日，江泽民在美国西雅图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与美国总统克林顿会晤。这是两国最高领导人自1989年2月以来首次举行正式会晤。克林顿承诺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恪守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中的各项原则。1994年11月14日，江泽民和克林顿总统在印度尼西亚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举行了会晤。1995年10月24日，江泽民参加联合国成立50周年庆典时，在美国纽约与克林顿总统会晤。克林顿强调同中国进行“建设性接触”的重要性，重申一个中国的政策。
吴建民大使在他2007年出版的《外交案例》一书中这样总结邓小平在处理中美关系的成功：一是“处变不惊”，他“能够在极端严峻的形势下沉着应对”，这是因为他有“对全球形势的全面分析和观察”；二是“把握时机”，“接触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就要提出方案，而方案提出的时机很重要”，邓小平在1989年下半年提出“一揽子方案”的时机可谓恰到好处；三是“分清主次”，“外交是要维护国家的利益，但国家的利益要分核心利益、重要利益和一般利益”，邓小平是有“‘大智慧’的人，‘大智慧’就在于对大利益、核心利益有正确的认识，并且牢牢抓住”；四是“指明方向”，邓小平认为“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这为中美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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