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的温和支持者。她的共和党对手唐纳德·特朗普则对开放美国市场的贸易协议持完全敌对的态度。与现代共和党传统相反，特朗普准备对福特墨西哥工厂生产的进口汽车和部件征收35%的关税，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45%的关税。
经济学家们一致认为，特朗普的计划将带来灾难性的宏观经济效应。否定自由和开放贸易将严重影响信心、抑制投资。其他国家也将效仿，实施本国关税，拖累美国出口。结果将类似于美国国会1930年批准、由声誉不佳的前共和党总统胡佛签署的史穆特-哈雷关税(Smoot-HawleyTariff)——该措施加剧了大萧条。
但仅仅因为经济学家们形成一致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对的。当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即需求萎靡时，物价停滞或下跌，利率接近于零时——常规宏观经济逻辑不再有效。这一结论适用于关税保护的总体宏观经济效应，特别是史穆特-哈雷关税。我不情愿地承认，我在30年前所撰写的学术论文中就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来做一个思想实验。特朗普总统签署了一项法案，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课以重税。这将促使美国消费偏向本国企业制造的商品。而这又将推高美国物价，当存在通缩风险时，这样做是有裨益的。
但接着，中国效而仿之也实施关税，使其需求从美国商品身上转移。从美国消费者的角度讲，唯一的影响是来自中国(目前必须缴税)的进口品以及美国制造的替代品都变得比以前更加昂贵了。
在平常环境下，这是一个不受欢迎的结果。但当面临通缩时，物价上涨压力正是我们想要的。升高的物价鼓励公司提高产量、家庭增加支出，也降低了债务负担。而由于通胀仍然过低(因为萧条的宏观经济条件)，美联储也没有提高利率以抵消支出增加通胀效应的必要。
为了防止这一思想实验被误解，我想做一个澄清：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在流动性陷阱条件下提高物价、刺激经济活动。显而易见的进口关税的替代方案是，简单的财政政策——减税和增加公共支持。
但是，关税方法很重要。正如关税保护在通缩的流动性陷阱式条件下不构成宏观经济问题，经济学家们所熟悉的秘方——自由贸易也不是解决方案。寻求应对当前“长期停滞”——缓慢的增长和低于2%的通胀症候的良方，不应过度强调贸易协定的宏观经济积极效应。同时也不应援引史穆特-哈雷关税导致大萧条的老观点，因为根本就不是这样。错误的主张，即使它们是出于好意提出，也无法带来任何好处。
但史穆特-哈雷关税确实带来了各种其他破坏性后果。首先，它打乱了国际金融体系的运转。自由贸易和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相辅相成。从国外借贷的国家必须出口以维持债务。史穆特-哈雷关税让出口变得更加困难。结果是普遍的外债违约、金融抑制以及国际资本流动收紧。
其次，贸易战助长了地缘政治紧张。法国议会下院被美国的法国出口专门税激怒，对美国进行了经济宣战。英国对来自美国的进口品课税，并给予英联邦和英帝国属地关税优惠，这又激怒了胡佛及其继任者罗斯福。加拿大总理金(MackenzieKing)提出了“边境战争”的警告——即政治关系恶化的外交语言。稳定国际货币体系、结束全球不景气的措施，因为这些外交冲突而受到拖累。
更糟糕的是，美国、英国、法国和加拿大领导人在本应齐心协力推进其他共同目标的时候互相争斗不止。毕竟，除了经济政策，上世纪30年代还有一个更大的威胁，即希特勒的崛起和德国的再军事化。单方面地采取贸易限制导致外交合作变得更加困难，从而也使动员联盟以遏制纳粹威胁的举动更加复杂。
关税保护或许并非流动性陷阱条件下的坏宏观经济政策。但这并不能让它成为好的外交政策——不管是对特朗普还是对其他任何人。
(责任编辑：DF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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