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股市加速下跌的背景下，深圳市政府向企业伸出了援手。
近日，多方消息称，深圳市政府出台促进上市公司健康稳定发展的若干措施，安排数百亿元专项资金从债权和股权两个方面入手，构建风险共济机制，降低深圳A股上市公司股票质押风险，改善上市公司流动性。据悉，改善上市公司流动性的“风险共济”资金目前已经到位，首批逾20家获“救助”企业也已敲定。
受益于此消息，深圳20只本地股曾一度在大盘指数连续下挫的情况下股价强势封于涨停。
不过，有专家认为，广州是否会跟进深圳的做法、出台相关的方案，目前还存在不确定性因素。首先，这与资金的充裕度相关；其次，如果开了这个先例，那么以后再出现类似的情况，是否也采用同样的应对措施，即这是个案还是规则的问题。
对此，深圳市政府新闻处相关负责人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在网上看到相关的文件，但对于是否有这个文件、以及文件的具体内容并不清楚。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投控”)方面也表示，不清楚这个事情。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系教授林江认为，政府出台这些举措，应该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做法，即政府拿财政的资金去支持新兴产业、甚至解决一些融资问题，这是一种维持市场稳定的做法。
对于企业而言，目前大环境是一样的，只是受影响程度不同。有些企业可能抵押在银行的股票比例不是很高，这种情况也许还好，但如果抵押在银行的比例比较高，同时股市下跌的幅度又很大，那么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就会很大。
业内人士分析，深圳国资“相中”的上市公司，多数符合“在深圳市工商登记注册的高新技术企业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优势传统产业和现代供应链等领域的实体行业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状况良好，具有较好发展前景”“实际控制人无重大违法违规和重大失信记录”三大条件。此外，大股东质押比例较高、股价跌幅较大、属于高新技术企业等也是重要备选条件。
“广州也会存在深圳那样的情况，但至于广州是否会跟进深圳的做法、出台相关的方案，目前还存在不确定性因素。”林江向记者指出，因为深圳市不需要上缴财政资金给广东省，直接对接中央，但广州市既需要上缴给广东省，也需要上缴给中央，所以相比起广州市，深圳市的财政自由度更高。
按照其说法，广州若要像深圳那样驰援上市公司，首先需要资金实力雄厚，因为如果覆盖面太小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覆盖面广，要看财政能否拿得出这么多资金；其次，如果开了这个先例，那么以后再出现类似的情况，是否也采用同样的应对措施，即这是个案还是规则的问题。如果这种措施成为规则，相当于政府帮助企业“兜底”，以目前市场经济的背景来看，并不是一种理想的做法。另一方面，政府动用财政资金帮助一些指定的企业，而不帮助其他遇到困难的企业，又会涉及到公平的问题。
2018年5月，怡亚通控股已将其持有的13.30%股份转让给深投控，当时受让价格约为每股6.45元，股份转让总价款为18.21亿元。两笔交易完成后，深投控成为怡亚通控股股东，总持股比例18.3%。
在上个月，怡亚通方面发布公告称，怡亚通控股股东深圳市怡亚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怡亚通实际控制人周国辉与深投控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书》，怡亚通控股以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持有的怡亚通106134891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占怡亚通总股本的 5%)转让给深圳国资委旗下全资子公司深圳投控，转让价格为5.5元/股，转让总价近6亿元。
据怡亚通内部人士向记者透露，目前深投控还没有参与到怡亚通业务当中去，也没有参与的必要性，还是怡亚通在操作。
而怡亚通方面在深交所互动平台上回应投资者：“深投控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后将会逐步开放其旗下参股、控股及合作的公司，怡亚通将获得更丰富的企业资源，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为更多优秀的企业提供优质的供应链服务；同时，公司在企业评级和银行授信方面也将得到相应提升，公司将与深投控保持紧密沟通，促成更多资金方面的合作，实现更高效的催化效应，驱动供应链的创新发展。”
另一方面，今年7月，英飞拓发布了公司定向增发上市公告书，英飞拓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资资金总额6亿元，而深投控成为英飞拓此次非公开发行的唯一认购者，以6亿元现金获得英飞拓12.7%的股份，成为英飞拓第三大股东。
英飞拓方面称：“深投控对英飞拓的出资入股，应是看好英飞拓多年来在智慧城市、平安城市、智能家居和数字营销业务上的布局和积累，也体现了深投控对英飞拓的行业地位的认可和支持。”
“有些企业可能已经进入经营很困难的阶段，如果没有人来兜底，拿不到新的资金，本身的资金可能都已经不足以支持企业的发展了，所以它们希望国企入股。但是国企入股，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暂时入股，为民企解决燃眉之急，如果后期运作正常了，国企就退出；另一种情况则是国企入股民企之后就不打算退出，收购、兼并民企，这种情况是始于民企的经营困难，但表现出来的结果是国企以较低的价格去接管民企。”
今年以来，国资接盘民企的案例明显增多。中金公司研报指出，据不完全统计显示，年初至9月底，A股公司中，49家公司的企业属性已经发生变化或者即将发生变化，企业属性变化数量超过了2017年(47家)。
不过，有市场观察人士表示，这场表面上的“国进民退”，实质是“国救民”，根源在于民营企业对经济周期、信贷周期和行业景气周期的误判，尤其是过去几年，中国产业形势、金融环境处于周期上升阶段，而民营企业家将这种上升期误判为成长期趋势，导致在周期上升阶段的中后期盲目扩张，不顾自身承受能力过度负债。当经济周期性下行时，民营企业家承担了巨大压力。
（文章来源：中国经营网）
(责任编辑：DF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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