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金融宏观调控的指标经历了一系列变迁。2010年我国首创社会融资规模指标,近年来社会融资规模已为社会各界广泛接受与应用,成为衡量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状况以及资金松紧程度的重要指标,是我国货币政策与金融调控的重要指标。我国历来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强调金融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社会融资规模恰恰提供了行业、地域、融资结构等信息,全面反映实体经济融资状况、地区发展差异、行业发展动向、金融对经济薄弱环节的支持等。
作为社会融资规模的最主要构成,新增人民币贷款占比从2002年92%下降至2014年59%,而随着表外融资表内化,2018年1-8月占比重新回升至93%水平。相应地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等表外融资占比经历了前期快速上升、近期缩减的过程。社会融资规模与货币供应量M2分别反映了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和负债方,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长期走势非常接近,而近期社会融资规模与M2增速不一致主要是金融去杠杆进程的体现。金融强监管、去杠杆的结果最初表现在M2增速上,从2017年5月起M2增速开始跌破10%,至今已超过一年,而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开始下降则是金融去杠杆的进一步表现。今年1-8月社会融资规模中除了人民币贷款,其他融资几乎没有,表外融资的萎缩带动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下降。2018年10月7日央行宣布再次降准置换MLF,向银行体系释放增量资金约7500亿元,能够对冲10月税期对流动性的扰动,进一步增加银行体系资金稳定性,降低银行体系资金成本。
而银行体系资金成本是否能够顺畅地传导至实体经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则取决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力度,即体现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及其结构上。社会融资规模与主要经济指标之间具有密切联系,符合金融宏观调控的需要。通过监测社会融资规模指标,有助于更好地把握金融防风险与支持实体经济之间的动态平衡,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提供指引。
社会融资规模指标由我国首创和独创,我国也是唯一统计该指标的国家。201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指出,要“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迄今这一指标已连续8次写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管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广义货币M2、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维护流动性合理稳定”。
随着经济金融的发展变化,社会融资规模指标的修订是正常的,但万变不离其宗,社会融资规模指标反映的是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
社会融资规模指标诞生之初,有人说该指标有重复统计,这是一种误解。社会融资规模指标并没有重复,但是有遗漏。有些东西没放进去,比如说P2P没放进去,私募股权没放进去,股权众筹也没放进去。为什么不放?因为统计有要求,要放进去就必须能够准确统计,而当时我们没有办法获得这些指标的确切数据,无奈只能舍弃。当然舍弃的前提是数据不能很大,对社会融资规模指标形成的误差很小,不妨碍指标的应用。
社会融资规模指标具有深厚的经济理论基础。我们开始做这一指标时,周小川行长曾问我,社会融资规模是否有理论基础。我当即回答,有理论基础,这就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信用观点理论。我们知道,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一根很长的“链条”,从理论上来讲,大致可以从金融机构资产和负债两个角度分为信用观点和货币观点。货币观点强调央行通过政策工具改变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存款量(负债端),影响实际利率水平,从而影响总产出。信用观点则强调货币政策的变化通过改变商业银行的贷款量(资产端)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资产方(如债券融资、股票融资等资产方的变动)来影响企业资金可得性,改变私人部门投资和最终产出。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托宾、施蒂格利茨以及伯南克等著名经济学家陆续提出并最终形成了货币政策传导的信用观点理论。例如,托宾Q理论指出,扩张的货币政策会使股票价格上升,当企业股票市值超过资本重置成本时,企业股票融资额增加,投资需求上升,带动总产出水平上升。
但是,货币观点在西方国家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中始终占主导地位。基于货币观点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以市场经济完善、信息充分为前提,而信用观点则能弥补信息不充分、金融市场不完善的缺陷。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市场经济远非完善,金融市场尚不发达,信息往往既不充分也不对称,因此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仅关注货币渠道是不够的,还需要同时关注信用渠道。
社会融资规模是我国独一无二的指标。尽管信用观点诞生于西方国家,但是他们对此只有理论没有实践,直到我国首创了社会融资规模指标。实践中西方国家往往单一地关注负债端,因为资产端复杂度高且难以统计。由此导致的信息缺失进而监管不利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我国首创的社会融资规模指标开国际先河,是我国为弥补统计信息缺口而努力探研和创新的结果,日渐被社会各界接受与应用,得到IMF、BIS等国际金融组织认可。
利率实行上浮,该比例比3月上升0.89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提高10.85个百分点;执行基准利率的贷款占比则为14.83%,比3月下降1.21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下降4.64个百分点;而执行利率下浮的贷款仅占9.93%,较去年同期下降了6.2个百分点。贷款以外融资渠道的成本也在上升,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信托主动管理项目的融资成本在12%左右,民营企业发债融资的综合成本已达8%以上,而P2P平台一年期资金成本在15%-18%。而最新数据显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已连续两个月下降,2018年1-8月为6.43%。
![表8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利率上下浮占比 表8](https://z1.dfcfw.com/2018/10/10/20181010021908937248644.jpg)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等)均具有较高的相关性(相关系数0.89-0.94),且相关系数均高于M2、新增人民币贷款约0.1左右。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与GDP、投资和物价等经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和显著的因果关系。
目前我国金融宏观经济调控正朝着金融防风险与服务实体经济动态平衡的方向发展。社会融资规模能够反映金融防风险与服务实体经济的统一。社会融资规模能够多角度、全方位反映全社会各类融资支持实体经济的状况,对于促进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社会融资规模在综合反映实体经济融资总量的同时,还提供了类型结构、地区流向和行业投向等信息,有利于更全面地反映我国经济金融运行情况,前瞻性地反映实体经济融资规模变化的方向、地区差异、行业发展动向、宏观杠杆率变化等,符合金融宏观调控的需要,有助于实现金融防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之间的有机统一、动态平衡,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提供指引。
(文章来源:中国金融信息网)
(责任编辑:DF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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