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泰君安 王剑
我国建国后，计划经济时代，人为布局工业，浙闽沿海作为海防前沿，没有布局什么重工业。东北人在国企工厂领着高工资时，浙闽的农民还在贫瘠的山地里艰苦耕作。改革开放后，经济结构开始调整，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后，国企经营开始陷入困境，直至1993年，首轮国企改革启动，总理说“抓大放小”，大的整合，小的变卖。由于浙闽本身就没布局什么大型国企，只有一些小型国企，一下子全成了“放小”的那部分，于是变卖得一干二净，形成了这一带民企占绝对比重的经济结构，而且整体上，民企比国企单体规模要小，活力大，但抗风险能力弱，一有风吹草动中小民企会先遭殃(比如2004年、2011年宏观调控)。
刚好这时候，全球产业梯次转移刚好进入到了新的一个环节，即日本、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开始把低端制造业往中国大陆转移。 东南沿海的广大民企抓住了这一时机，蓬勃发展。全国经济高速增长，内需外需旺盛。这些民企从事的一些低端制造业，生产一些轻工业产品，产销两旺。于是，沿海地区经济随之腾飞。尤其是2003年我国加入WTO后，这个产业转移进一步加速。
我国各项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为这个世界工厂创造了前提。广大腹地的人口优势，为世界工厂提供了廉价的劳工；而那些被工业污染的青山绿水，也提供了廉价的环境成本；地方政府为参与GDP竞争，呵护民企，征税、监管上也尽量给予优惠。极盛时，遍地小厂，热火朝天，山海一隅的温州，全市竟然有45万家小企业，每20人一家。
我们是这个时代的受益者，我们下岗的父母在民企再就业还领到了比国企更高的工资的时候，东北同学的父母就没有这么幸运，形成了城市贫民阶层。
我们也是这个时代的受害者，我们那些在世界工厂时代的污染中患癌症去世的父亲或母亲，终究没等到五水共治之后江南故乡重现的莺飞草长。
而如果按所有制成分分类，则发现，各类企业的数量均在下降(数据：WIND)：
而其中的大型企业，由于有规模经济，成本偏低，存活的概率大一些。因此，很多行业出现了“头部化”特征。这一现象并不是这两年才出现，其实已经持续好几年了，而近年的“供给侧改革”人为助推了这一进程。行政干预市场的行为受到了争议，其实无此干预，市场也会自然出清(也可能有些“预算软约束”的企业无法自然出清，不得不行政强行出清)。
即便有多少不舍，养育我们30年的世界工厂时代，终于走到它谢幕的一天了。感念低端制造业在创造中国经济奇迹中立下的丰功伟绩，我们更愿意称之为“光荣退休”。
低端制造业的退休，是客观规律，不可避免，我们与其考虑怎么顽抗，还不如考虑如何应对。
应对方式也没那么好找。比如有些老板传统产业做不下去了，于是下定决心再融一笔巨资，投入到所谓的新兴产业中去，没想到新的产业并不容易操作，最后血本无归，自身也成了去杠杆的标的。大家最近看到的很多民企的典型债务违约案例，都属于这一类型，这里就不点名举例了。但请注意，这些民企和前面讲的无利可图而被淘汰的民企完全不是同一群，因为那些被淘汰的民企已经经营失败，很难再借一笔巨资去转型了。新兴产业大多是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跟很多资本密集型、人力密集型的传统产业，完全不是一个玩法，很多老板无法驾驭。我们在调研中也见到过转型升级成功的民企案例。事实上，转型升级的前提是对科研、教育的投入，这些我们尚有欠缺。
这一过程中，从事低端制造业的国企(浙江比较少，内地、北方多)，日子也好不到哪去。有的时候，我们调研中也看到有些国企由于承担了很多民企没有的社会成本，养着大批的员工和“三供一业”，日子比民企还惨。
但是，国企也有一种神奇的“优势”，就是政府信用加持，遇到困境时，总是僵而不死 。这种局面的根源，是因为政府掌握了过多的资源，动用各种资源协助困境国企(企业遇困，股东设法相救，这本身天经地义。民企股东也会动用资源去拯救民企，但它掌握的资源跟国企的股东——政府——完全不在一个量级，这才是问题)。所以，所谓“国进民退”的根源是在于此。这就是国企“预算软约束”问题，国企股东的全能化加上银行的高度市场化(银行选安全的企业做业务是符合市场化原则的)，就出现了信贷资源的错配。其根本解决之法，还是把政府“有形的手”关到笼子里，规定政府在履行国企出资人职责时，所动用的资源必须是清晰界定的(政府处理公共事务时可以动用无限资源)。只有解决了这一问题，才能打破国企的预算软约束，困境国企才能有效出清，腾出所占用的信贷、土地等资源。幸运的是，这些工作目前也已在推进。
预算软约束，或许就是我们苦苦寻找的那堵“透明的墙”，那群“心中的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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