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金融机构人士以及国企并购部门人士了解到，以中下游制造业行业为代表的民营企业自2016年以来确实在经营环境上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方面，内外部环境变化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大趋势，叠加环保大督查等政策上的变化，导致企业经营层面利润空间被明显压缩。
与之同时，从金融去杠杆的结果上来看，不管是债市集中暴露的违约事件，还是股票市场接连下跌引发的股权质押爆仓风险，民企均首当其冲。
债务压顶之下断臂求生是必然，记者从多个不同渠道了解到，大量民企在积极寻求实力雄厚的“靠山”。
另一方面，国企则忙于制定和落实战略扩张计划，比如上海地区某大型国有企业近来就将并购扩张冲刺世界500强计划提高至集团战略层面。该集团一位负责并购的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其所在并购项目组自去年以来团队人员就翻了一倍之多，“今年上半年尤其火爆，每天从不同渠道都有几百个项目塞进来。”
债券市场亦类似。一位机构投资人对记者说，去年以来市场出现大量的债券违约主要集中在民企，现在根本不敢碰民企发的债券。债券发行统计上，今年以来民企债券的净融资额较去年大幅减少，比如7月份为负205.66亿元。
比如，上市公司金一文化7月25日就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上海碧空龙翔以1元的转让价，将73.32%的股份转让给具有国资委背景的北京海淀科技金融资本控股集团。作为接盘条件，海淀国资承诺将根据上市公司情况，适时提供不低于30亿元的流动性支持。
“这两年来，国企和民企的情况就进入了各自的循环，前者利润率增长、规模扩张速度一年比一年快，后者则相反。”一位券商投行部门人士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市场上出现的“国资接盘民资”现象很好理解，本身就是市场使然。
对于国企而言，“虽然战略层面没有明确引导去大量收购民企，但并购扩张本来就是既定的方向，市场上有那么多便宜又合适的项目主动找过来，我们不可能不要啊。”一位国企相关业务人士对记者说。
据上述上海地区大型国企并购部门人士介绍，确实能明显感受到市场的变化，尤其今年上半年，一是数量上，项目大批量出现，每天从不同渠道能接触到几百个项目，二是价格上，作为收购方，谈判空间大了很多，初步接触阶段对方不像以前有一些强行的条件，比如要求收购方只做小股东，不能获得控制权之类的约束性要求。
他同时对记者指出，作为国企，现在并购扩张比以前理性了很多，前些年出海并购概念比较热，现在回过头来看，基本还是赚吆喝，投后管理等后续整合上有很多问题，现在不那么热衷海外资产，看国内资产比较多。
另一方面，今年8月国资委下发《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法(试行)》，明确国有资产流失将对国企管理层终身追责，对国企的收并购行为产生了很大约束。据记者了解，此文下发后，国企管理层在收并购策略上谨慎很多，不再像此前一样激进。
多位金融机构人士对记者表示，从融资角度来说，对民企一直更为谨慎，在货币和金融监管环境收紧时尤为凸显，“我们做业务肯定是首选国企，风险小。”一位券商投行部人士说。
事实亦如此。尽管中央政策层面多次明确不支持对平台债务兜底，但有一线银行业务人员对记者称：“政府融资平台这两年可是典型的收益高风险低，国家一方面不让借，平台借款难成本就上来了，可是最近发现平台还是安全，一出问题省里还是想办法还。”
但如果民营企业遭遇相似问题，比如现金流只够还利息，就几乎不可能继续融资加投资。曾有一线支行行长“实话实说”：“我给政府钱，挣得少但规模大，还有存款，给民企，十一都过不好，唯恐一觉醒来老板跑了。”
合肥地区一位城商行对公业务经理对记者说，其实那些真正做业务，为业务经营而融资的民企，银行并不吝惜放款，他们也并不缺钱，“更多出问题的情况是民企拿到贷款之后乱用，前些年拿地投资扩建，又没有合理规划，结果烂尾；还有就是拿到钱去放高利贷收不回来。”
据他透露，其所在支行几笔不良贷款一大半都是数年前因为民企拿地投资房地产，而四五线城市房价并未如预期迅速涨起来，待到房价上涨时，贷款已成为不良，抵押物被处置。
一位股份制银行苏州分行人士则对记者指出，当年民企这种没有规划的肆意扩张行为，银行起码要承担一半责任，当年金融危机的刺激政策背景下，银行信贷经理的日子与今天截然相反，追着民企放贷款，“当时很多企业本身没有扩张想法，但银行硬是要把钱塞给人家，我们一个同事当时为了给一笔不愿意贷款的企业放贷，在人家公司待了三个星期。”
以某国有大行苏州分行为例，2008年时全行存款规模400亿不到，到2011年时，3年时间就翻了一番。值得一提的是，彼时市场及政策层面还未大力强调产业升级，创新创业，这些拿到大量资金的企业进行所谓的多元化扩张并没有科学规划，仅凭借自身最浅层的嗅觉，什么业务利润高就做什么，这也一定程度导致后来房地产市场节节攀高、民间非法集资放贷等乱象丛生。
不过国企此时的进取，亦引发争议。一些学者在公开场合提出，国企收购民企股权后将原有的管理方式引入民企，不利于民营经济的活力。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姚洋进一步认为，国企在目前民企困难时推进“逆向混改”不合适，可以考虑对部分陷入债务危机的民企展期半年到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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