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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风险—治理:财政政策的新逻马儿啊你慢些走简谱 辑


更新日期:2018-09-11 17:33:07来源:网络点击:1184961

  传统的“补偿性”财政政策是一种“冲击—支出—乘数—总量”的逻辑,即外部或内生的冲击使经济发生波动,根据冲击调整财政支出安排,正向冲击紧缩财政支出,负向冲击扩张财政支出,通过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作用于经济总量,最终平衡经济总量的波动。这种乘数效应得以实现的前提是确实存在乘数效应且具备财政支出调整的空间。抛开是否存在乘数效应及乘数效应的大小不谈,多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已使增加财政支出的空间大大缩小,以扩大财政支出来提振经济增长的路子已不再可行,新时期财政政策的“积极”性应有新的逻辑。

  银行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显示,2013年到2016年,中国营商环境的世界排名提高了18位。

  三是盘活存量财政资金。2015年,我国政府出台了10项举措,有针对性地“唤醒”趴在账上的财政资金。相关政策落实后,中央财政收回了中央部门及单位的大量财政资金,统筹用于促投资、稳增长的急需领域;地方各级政府收回同级各部门及单位更大规模的财政存量资金,统筹用于发展急需的重点领域和优先保障民生支出。

  四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随着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财政政策在调控总量的同时,也更加注重调控结构。2017年,中央财政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增长9.5%,重点增加均衡性转移支付和困难地区财力补助;压缩非重点支出,中央部门一律按不低于5%的幅度压减一般性支出;配合“三去一降一补”,设立了专项奖补资金,重点支出化解钢铁、煤炭行业过剩产能过程中职工分流安置;优化财政支农投入供给,实施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改革,将补贴政策目标由数量增长为主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

  国内生产总值已达80多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在庞大的基数之下,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在所难免,受各种内外部因素影响的经济总量的波动也属正常,可控范围内的增速下滑与总量波动已经不是公共风险的主要来源。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高,生态环境问题、民生领域的短板、社会利益格局的固化与冲突等已成为新时期公共风险的主要来源。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的社会矛盾的解决要靠经济总量的增长,更要靠经济结构的优化、利益分配的均衡。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政策作为国家治理的工具,就应在调节经济总量的同时,更加关注利益的调节。

(责任编辑:DF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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