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软预算约束问题的最大根源，是国有资产。因为国有资产资不抵债时，政府会来帮。而私有资产在资不抵债时，不太可能会有政府来帮忙。因此私有企业运作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小心，提防破产。这就是国有资产运作的基本规律，和私有资产不同的基本点。
软预算约束问题对国有资产的致命性，是学术界和政策界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清楚认识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体制的整体崩溃，其背后最基本的一个重大机制就是全面国有制下的软预算问题。因为他们在二十多年的改革中(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末)，不能克服软预算约束这个致命的问题。
和苏欧早期的改革相比，中国改革最大的成绩，就在于民企的大发展，私有产权的大发展。伴随私有资产的硬预算约束性质，当硬预算约束下的资产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大大增加时，抵消了部分国有资产软预算约束问题带来的负面后果。这使得中国避免了苏欧经济当年的失败遭遇。
在改革早期，中国的学界、政策界，以及曾经对中国改革有很大帮助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都曾对软预算约束的危险性有很强的认识。把治理软预算约束，或硬化预算问题，当作头号目标。即便如此，在1990年代末，国有部门的不断恶化的软预算约束问题，也曾给中国带来很大困难，甚至危险。面对这个重大挑战，当时的中央政府推动了一系列改革，使国有部门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得到遏制。【编者注：有数据显示，1996-1998年，国有企业从11.38万家下降至6.5万家，减少幅度达到42%，同时减员增效、下岗分流，1998年至1999年间，国有企业就业人数下降约2200万。】当时国有部门的大量下岗，就是在治理致命的软预算约束问题时，不得已进行的痛苦改革。虽然过去的改革在遏制软预算约束问题上取得成效，一度把软预算约束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降低了。但是，由于国有部门比重仍然很大，问题不但没有从基本上解决，而且由于在最近十几年里对这个问题的忽视，软预算问题在过去几年里，以新的形式卷土重来。最突出的就是人所周知的产能过剩和高杠杆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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