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失衡，主要有三类：一是房地产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表现为资源进入房地产领域过多，不愿意进入实体经济领域。二是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表现为资本不仅蜂拥而入金融领域，而且在金融体系内部自我循环、自我膨胀，为实体经济服务不到位。三是实体经济内部的失衡。表现为高技术、高质量的产品供给不足，而一般性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跨越关口。对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一些基础问题进行分析，不但有利于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有利于推动经济全面转型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经济工作和经济政策的实践。
第二，历史背景：短缺与过剩。在高速度发展阶段，中国处于人均几百美元的贫困发展阶段，因而赶超战略自然而然地成为国家经济战略的主要选择。这时，好坏不是主要矛盾，有无和多少才是问题的核心。在资源短缺的条件下，有什么办法可以快速地增加生产能力、提供更多的产出，就是最优的办法，就会成为政策追求的目标。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过剩经济成为常态。从需求结构的变化看，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变成了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需求层次迅速上升，除了对物质的需要体现为更好而不是更多外，对服务的需求上升速度更快。从供给侧的变化看，落后的社会生产变成了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供给的总量问题转化为供给的结构问题，宏观经济管理不再是为了解决有无的问题，而是要解决好坏的问题，解决满意不满意问题，解决结构的不均衡问题，解决质量的高低问题。
第三，实现手段：计划和市场。高速度发展阶段，生产力的低水平和消费的低层次，决定了经济活动的内容和标的均质性和单一性，企业产出间的差异度。市场范围、市场门类和经济规模都比较小，相对来说，决策者掌握这些信息容易，成本较低，这时计划手段是效率较高的方式。因此在高速度发展阶段，政府作用的范围和领域可以比较大，政府替代民众选择、实现集中的非均衡发展是完全有可能的。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随着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方面美好生活需要对应着的市场和非市场的范围和规模都在扩大，另一方面需求结构也呈现为多样性、多元化、差异性和多变性。这时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获取信息的成本都很高。对于政府来说，集中获取信息和处理信息的成本更高。实施信息分散收集和处理，让市场主体自己决策、责任自负的内生调节方式，仍将是最优的资源配置方式。但是也应该看到，迅速增长的非市场调节领域的扩大，会使经济生活中出现更多的市场失败现象，这就要求政府必须转移作用领域和改变基本职能，从干预市场主体决策和干预市场活动，转向进入非市场领域发挥基本的调节作用，为市场活动提供更多的外部经济性。
二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扶贫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底线，也是为了兑现2020年全国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承诺。我们不能说一方面中国进入了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又存在很多的绝对贫困人口。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基本要求，是不能随意拔高或者降低贫困的标准。精准扶贫的形式有多种，如，产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就业扶贫、教育扶贫和健康扶贫等。其中，产业扶贫是最重要的。
三是生态环境污染的防治。生态环境也是我们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短板之一。重点是结构性政策要发力。要做到：调整产业结构，即减少过剩和落后产业，增加新的增长动能；调整能源结构，即减少煤炭消费，增加清洁能源使用；调整运输结构，即减少公路运输量，增加铁路运输量；调整农业投入结构，即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增加有机肥使用量。
三是在资本市场活跃度上升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政策鼓励上市公司兼并收购，消灭僵尸企业、化解产能过剩和提高企业集中度，提高企业对价格的控制能力。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资本市场是进行产业结构和组织结构调整的最有效的工具，也是实施破、立行动的最灵敏的微观机制。有时，产业内或产业间复杂的结构重组，往往只需要一个大规模的增发、一个反向收购就能完成，因此它作用要比行政命令的效率高得多，摩擦小得多。
四是金融市场支持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它们在不同的发展演化阶段需要有不同的金融市场支持。在新技术应用的早期阶段，需要由风险资本来扶持，不适合由商业银行的稳健货币资金投入。后者只适合成熟阶段的技术创新活动。金融部门通过对技术创新活动的资产证券化，可以让更多的科技型企业与资本市场一起成长，同时也能鼓励技术创新活动为社会提供更多的质量更高、收益更高的可投资资产。
五是打破要素市场的垄断，通过竞争降低企业要素成本。要素市场存在各种垄断，是中国实体经济企业盈利能力弱的重要原因。以商业银行业为例，在中国3300余家A股上市公司中，大小银行虽然只有25家，占比不足1%，但2016年这些银行的利润总额占全部A股上市公司利润总和的30%以上。这一现象除了说明中国融资结构的传统性外，更多地反映了商业银行业的垄断地位，以及银行利用自身的市场地位对实体经济日益严重的挤压。因此，商业银行包括国有商业银行，不应该成为反垄断的法外之地。只有抓住反垄断这个“牛鼻子”，才能把银行业的改革引向深入，才能使金融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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