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国内三大攻坚任务之一是防治污染，特别推出的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已成为环境治理工作的一把利剑。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要“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从2016年开始，中央开始第一轮环保督察，多个督察组到国内多地督察环保工作，在国内引起了不小的震撼。今年，中央环保督察组又进行了环保督察“回头看”，再度对地方进行了严格的督察工作。
在再次督察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仍然不少。比如重庆，今年推动的省级第二批环境保护督察组分别对当地14个区开展环保集中督察，结果发现问题共620个，并发现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44个，主要涉及74个单位，包括重庆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区、重庆农投集团等。今年从6月5日至7月6日，中央第六环保督察组进驻云南省开展“回头看”督察刚刚结束，就曝出昭通市镇雄县两名儿童放牛时疑似被“垃圾山”掩埋事件。据了解，除了云南，广东、河南、河北等多地同样被中央环保督察组“回头看”点名。
从媒体披露的案例看，环保督察并不算顺利。比如，一些地方顽强地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做法，保护当地的污染企业和产业；还有的地方则采取另一种极端的做法——“一刀切”，用全体停产、停业来应付环保督察，结果影响了当地的生产和民生，引发当地怨声载道。从这些案例所反映的情况看，环保督察遇到的阻力不小，实际问题也非常复杂，并不是一两轮督察就能完全解决的。
作为研究公共政策的独立智库，安邦咨询(ANBOUND)的研究团队一直认为，要从系统角度来看环境保护政策及执行问题。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指出，环境与生态保护都涉及到一个关键问题——如何在发展和保护间求得平衡。在上级与下级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舆论与现实之间，在发展观的问题上并不一致。现实之中，地方还是尽量在中央政策与地方实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上边的事情也办了，下边的国情也不受影响，总之尽量在寻找一种平衡，寻找一种地方现实利益不受挫伤的方式来应对环保督察。有意思的是，在中央级政策的制订过程中，似乎也在回避着某种东西，非常讳言一个今后不得不说、今后不得不发生作用的客观规律。
陈功指出，这个客观规律就是——任何环保、绿色、有机、生态之类的政策，同时都会产生减产、减收的效应。这是客观规律。如果在搞环保、绿色、有机、生态的同时，还指望能实现增产、增收，这样的事情在现实世界里根本不会存在，或者一定存在某种程度的欺骗。举例来说，化学肥料的施用，可以达到催产、催熟、催大，从而实现增产、增收的结果。不过，其代价就是对环境的严重污染。而施用有机肥料，每亩地的价格通常会贵100-200元，肥力一般也只有化学肥料的30%左右，但好处是对环境极为友好，实际上恢复了上千年的原始种植方式。而使用有机肥料一定会导致减产、减收，这里的减收是指单位产量意义上的减收。从经济收益来看，有机农产品在市场环境建设比较完善的条件下，其销售价格会有大幅提升，通常有5倍以上的价格差，所以农民的绝对收益会因为环保、绿色、有机、生态模式而大幅提升。
同样的道理，使用化学肥料赚取的快钱，虽然相对来说又多又快，但却无法持久，由于污染环境甚至造成对人体的伤害，意味着这种生产活动是不可持续的，早晚都会被自然环境所终止，绝对不会有施用有机肥料的可持续特性。与此类似，对于中国的农业生产来说，中央的大政策也必须建立在这样的客观规律基础上，才具有系统上的完善意义。现在的农产品总规模如果说“够用”的话，那么严厉执行环保督察，确保环保、绿色、有机、生态的落地和执行，结果可能导致减产、减收，中国的农产品总规模可能变得“不够用”了，甚至产生一定程度上的粮食危机。只有在意识到这种系统复杂性之后，中央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才会变得更加完善，更加切实可行。
所以，“任何环保、绿色、有机、生态之类的政策，同时都会产生减产、减收的效应”这一客观规律，对于中央政策和地方政策，对于中国环保政策措施的落实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回避不是办法，只有全面认识，并且在全面认识的基础上，对现有政策体系加以完善和修正，才是未来正确的政策路径，才能避免各种政策后遗症，再也无须未来在压力之下做什么反思和总结了。
任何环保、绿色、有机、生态之类的政策，同时都会产生减产、减收的效应。我们的环保政策应该基于这一客观规律来制定，才能避免各种政策后遗症。
(责任编辑：DF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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