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初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这样总结：年初以来世界经济持续疲软，下行风险凸显，复苏仍在延续但力度差于预期。世行因此将今年世界经济增速预期从1月时的2.9%下调至2.4%。
更早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同样下调了世界经济增速预期，并描绘出悲观图景：今后5年内，全球经济产出甚至可能比正常情况下降近4%。这意味着，增长乏力的“新平庸”正在成为“新现实”。
伴随而来的，是已经连续5年放缓的全球贸易，以及疲弱的全球投资。联合国贸发会议预计，今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可能下滑10%-15%，并称这正是“全球经济脆弱性”的反映。
新加坡国立大学学者傅强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变得越来越大，各方面都出现更悲观的局面。”日本富士通总研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赵玮琳也表示，上半年世界经济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各种不稳定因素增加”。
有国际观察人士还指出，在总需求不足、货币政策效用下降，以及财政政策空间缩小的大背景下，全球涌动的技术创新总体也尚未转化为经济增长“主引擎”，对增长疲软的发达经济体更是如此。在世行的最新预测中，今年美日欧经济增长率仅分别为1.9%、0.5%、1.6%，均低于年初预计。
同在“上半场”，新兴经济体因为大宗商品“熊市”震荡、全球金融波动，以及结构性桎梏难消等因素，也面临更严峻挑战。世行预计，除中国和印度仍能保持相对较高增速，俄罗斯和巴西今年经济将分别萎缩1.2%和4%，衰退幅度也均大于年初时预计。
对于另一大发达经济体日本，尽管货币和财政政策双管齐下，也未能避免“安倍经济学”的失效。早在年初，日本央行就宣布实施负利率政策刺激经济，但进入6月，因经济仍无起色政府无奈宣布推迟消费税上调计划。随着国际资产价格波动造成日元汇率暴涨，冲击出口和制造业，日本当局恐还将有所动作。
因为经济形势令人失望带来的被动政策调整，并不限于主要发达经济体。在主要新兴经济体中，发展中国家巴西和俄罗斯的应对也显得被动而艰难。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彭斯指出，资源类产品的价格下跌与资本流动逆转结合在一起，暴露出巴西、俄罗斯等国长期以来的增长模式缺陷。
相比之下，中国和印度的政策空间明显更大。中国正不断深化改革，经济转型效果已经显现。而在印度，莫迪政府也在不断推进改革，尤其是日前宣布的全面外资改革举措受到各方赞誉。
环顾全球，学者傅强认为：“从宏观层面看，很多国家政府或央行已经把政策弹药打光了，现在手上牌最多的还是中国和美国……而中国政府的决策能力和实施力度又好于美国。”
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汇率的美元指数在英国脱欧公投后已上涨约2%。基石宏观咨询公司经济学家罗伯托·佩尔利说，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要谨防美元走强造成新一轮资本外流。
再次，全球性经济危机和衰退风险依然存在。摩根士丹利近期发布的研究报告警告说：“全球性萎缩风险仍在上升。”报告说，私营部门风险厌恶情绪不断扩散，企业和投资者坐拥大量现金，不愿扩大再生产和投资风险资产，实体经济不断“失血”。
国际清算银行日前也警告说，全球经济面临债务水平高、生产率增速低、政策回旋空间窄的三大风险，并呼吁各国尽快采取政策行动。
再次，无论对于发达还是新兴经济体，进一步推动结构性改革仍是寻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努里尔·鲁比尼就强调：“世界经济陷入投资减少、生产率提升缓慢、贫富差距扩大、支出难以增加的恶性循环，改变这一切所需要的就是进行结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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