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资金逃出冲击最严重国家、削弱它们的金融系统、制约它们的贷款和投资能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振兴经济大计的三支“箭”中有一支发错了方向。4月份消费税增加之后的GDP下降进一步证明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好像此前付出的代价还不够沉重似的。
美国的紧缩力度最小，经济表现也最好。但即使在美国，公共部门雇员数量也比危机前减少了约650000名；在正常情况下，这一数字应该增加200万左右。结果，美国也在遭遇困境，增长如此萎靡，以至于工资增长基本保持停滞状态。
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减速主要体现在中国的减速。如今，中国已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衡量)，也一直是全球增长的主要贡献力量。但中国令人瞩目的成功也产生了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迟早总要解决。
中国经济从数量向质量的转型是值得欢迎的——也几乎是必不可少的。此外，尽管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可能导致经济增长进一步减速，因为许多公共合同将陷入瘫痪，但习近平没有理由有所松懈。相反，其他破坏对其政府信任的因素——环境问题、不平等性以及私人部门欺诈——也需要以同样的力度加以解决。
简言之，世界不必期待2015年中国还能顶起全球总需求。中国不拖后腿已属不易。
与此同时，对于俄罗斯，我们可以预期西方制裁将令其增长放缓，而已然十分疲软的欧洲也将受到消极影响。
过去六年来，西方认为货币政策可以充当救世主。危机导致了巨大的预算赤字和增加的债务，这一思维认为，去杠杆化的需要意味着财政政策必须靠边站。
问题在于低利率无法刺激企业投资，如果它们的产品根本没有需求的话。低利率也不会刺激个人贷款消费，如果他们焦虑自己的未来(很应该如此)的话。货币政策可以做什么？形成资产价格泡沫。它甚至推高了欧洲政府债券的价格，从而阻止了一场主权债务危机。但必须搞清楚，宽松货币政策重塑全球繁荣的希望是渺茫的。
这就把我们引回了政治和政策。需求是世界最需要的东西。私人部门——即使有货币当局的慷慨支持——无法提供这个东西。但财政政策可以。我们有的是可以带来高回报的公共投资选项——远远高于真实资本成本——并且还能强化实施投资的国家的资产负债表。
2015年世界所面临的问题不是经济问题。我们知道如何摆脱当前的颓势。问题在于我们愚蠢的政治。
(作者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Copyright:ProjectSyndicate，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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