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露惊心动魄的真相：历史问题与问题历史 作者：张秀枫
序 言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便有了历史学。据说甲骨文中就有“史”字,其字型取人手握笔记事状。殷商以降,历朝历代都专设史官,尽管太史、内史、外史、左史、南史等等名目不同,但其职司却是大同小异,就连孔子的《春秋》也是依当时鲁国史官的文字为据而整理的一本春秋时代的编年史。至于到了太史令司马迁的《史记》问世之后,中国的史学更是蔚为大观,成为一门显学,卷帙浩繁、连绵不绝的史学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规模之宏大,令人叹为观止。
“历史上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了解和学习历史,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是人类共同的追求。唐贤相魏征过世后,唐太宗李世民痛哭流涕、感慨深长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历史不但可以给人以学识,重要的是可以给人以智慧。它教人用具有历史纵深感的深邃眼光去看待过去,品读现在,观照未来。只有深刻地认识过去,才能不被眼前所发生的光怪陆离的现象所迷惑,而从容地做出判断和选择,寻找出符合历史规律和发展逻辑的前进道路。
然而,这一切有个重要的也是必要的前提,那就是这个历史必须是真实的历史。否则不但是咫尺天涯,而且可能背道而弛。
收入本书中的《谁在编造历史？》一文中有这样一段叙述：“我还要谈谈李四光。这个被称为‘地质之光’的原国家地质部部长,因为提出了‘地质力学’的理论而誉满神州。据说正是靠着这一理论,中国才在东北大庆找到了石油,从而甩掉了我国贫油的帽子。可是最近有人读完了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秘密档案——大庆油田发现真相》一书,才知道这原来是一个弥天大谎。大庆油田明明是真正的‘中国石油之父’黄汲清先生运用他独创的‘大地构造理论’和‘陆相生油论’,首先提出并且坚持在松辽盆地进行勘探才最终发现的。‘大庆等东部油田的普查与发展与地质力学的理论无关’,而‘地质力学理论至今也未得到国际地质界的承认和采用’。天哪！这样的事实,这样的结论,全中国的男女老少有几个知道？受到‘知遇’之恩的李四光,至死一言不发,而‘有关方面’也不出来澄清。大家都被蒙在鼓里,就连中学的地理课本上,还在教孩子们运用‘地质力学’找石油！”
大庆油田被发现的真相是在所有相关人员、相关部门不但健在而且活跃的背景下被主流舆论粗暴清洗甚至篡改的。这与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有着重要的关系,与某些人的社会良知也不无瓜联。五千年来不真实的历史有多少？这是一个无法统计的骇人数字。鲁迅先生在他的《伪自由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颂》诗早已拍马,《春秋》已经隐瞒。”连孔夫子的著述都在隐瞒,何况他人？有良知的史学工作者就是要对所有可疑的历史进行坚韧不拔地追问,以求把历史的真实还原给历史。这是一项艰苦卓绝的探求,其方向价值远远超过文本价值。
不真实的历史主要的表现首先是真相的被隐瞒、遮蔽或者是对真相的躲躲闪闪、语焉不详。事件发生时,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当时蓄意保密,事后或过了保密期也不披露,甚至死无对证,遂使历史成为千古之谜。其次是对真相无意或有意的放大和夸大,添油加醋,生拉硬扯,这实际上是对真相的歪曲。最恶劣最有害的是对真相的篡改以及根据一己或小集团需要而进行的杜撰,利益驱动,颠倒黑白,公然编造,无耻虚构,误人百代,贻害千秋。学术的无良是灵魂的堕落。
究其原因,有的是由于忌讳,为长者讳为尊者讳为威权者讳,几乎贯穿了我们历史的始终。老实说,这与执笔者的传统观念有关,也与他们的安全甚至身家性命有关,因而面对真相时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于是故意隐去了许多不该隐去的史实,造成史上的许多悬案或错案。然而,具有公正无私、大无畏精神、宁可献出生命也要对历史负责的史家也是层出不穷、不知凡几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并不是孤例,在莽莽苍苍的历史长河中如坚强的玉石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其次,轻信和轻率也是造成历史不真实的原因。有人习惯于对历史的盲从,凡“圣人”所言、书上所云都坚信不疑；即或是道听途说得来的东西,也不愿多问几个为什么,只要是“大家都这么说”,就笃信其实。调查研究,不惮追问,多作考证,恐是较为有效的医方。对待历史,最可怕的是偏见,因为“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缺失客观公正之态度,完全以个人的判断对历史进行肆无忌惮的删改、拼接和陈述,再根据个人的好恶进行臧否和评价,这样的历史如果得以流传,其祸害更为严重。
什么是历史学？答案可能众说纷纭。英国历史学家卡尔说：“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流。”荷兰历史学说盖尔说：“历史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辩论。”他们的见解要言不繁,十分精辟。历史学并不是老古董,而是常学常新的。历史学的职责不仅在于对历史的复述和阐释,还在于不断地对历史进行追问,不断地做出新的解释,不断地“交谈”与“辩论”。如果没有“交谈”与“辩论”,换言之,如果没有质疑与追问,就只有盲目崇拜,其结果只能使真相被掩饰,谎言就必然盛行。长久生活在谎言的环境里,人们或者会陶醉于一片虚幻的世界里；或者相反,造成真相的雪崩,其后果是“川壅而溃,伤人必多”,那是很可怕的。
对历史的追问,可以从下列几个层面来理解。其一是把历史上长期被忽略、各种记载又都语焉不详的真相告诉读者。这里没有大轰大嗡,只把真相默默地摆在那里,有心的读者自会感觉到岩浆涌动、火山爆发般的力量。其二是把被遮蔽的历史真相或全貌或细节原原本本地加以再现。平实的叙述,必须要读者读出新意。其三是把被歪曲或被颠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恢复其本真。其四是对一些人物或事件重新认识,进行再评价。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把近年来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有关文章精选辑录,并大体上分类以便读者查阅。
在稿件的取舍上,不追求学术深度,也不一定是前沿研究,但必须是唯陈言之务去,不做四平八稳之论,而要观点新颖,角度独到,虽是一家之言,却言之成理,言之有物。文字要灵动优雅,叙述要有节奏并引人入胜。不但要向读者提供丰饶的精神资源,而且要给人们冲击、震撼和思索,使僵硬的历史充满活力,对发现保持好奇之心。
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需要创造性的思维,标志着真正的进步。高尔基在《克里姆·萨木金一生》中说：“要想把情况弄清楚,就不要急着去相信；知识的力量就在于怀疑。”英国哲学家罗素说得更为发人深省：“如果你从肯定开始,必将以问题告终；如果从问题开始,则将以肯定结果。”在这个速成的消费时代,探究历史的真相,将浮躁的社会心理,引向艰辛的追问和思辨,虽非易事,但我们必须做出自己的努力,一点一滴地勾画出一份有益的精神地图。
让追问坚韧不拔,让发现日益成长,让思想愈益铿锵。
张秀枫
2008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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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亡国妖女的历史写真
文/朱大可
中国历史上三个亡国妖女,分别是夏朝末年的喜、商朝末年的妲己和西周末年的褒姒。她们是中国男权政治话语的最大牺牲品,并且由此开始了女人亡国史的漫长历程。此外,从西施、赵飞燕姐妹、貂蝉、杨玉环到明末的陈圆圆,尽管美貌倾城,却多是颠覆男权的罪人,她们中的大部分被钉上耻辱柱,只有少数人侥幸成为女烈士,享受丽人牌坊的不朽待遇,继续成为男权世界的点缀。
忧郁症女病人和国王的爱情
在这个女性颠覆者序列的开端,我们看见了喜的惊艳身影。刘向兄弟编撰的《列女传·孽嬖传》声称,高大魁梧的夏朝末代君主桀,喜欢把她的娇小身躯放在自己膝盖上,像把玩一件精美柔软的乐器。而她的性情却是如此忧伤,以致我们不得不确认她是严重的忧郁症病人,而博取她的每一个笑容,都是桀的最大乐事。他甚至为爱妃起名叫“喜”,希望这个语符能够推动她的欢笑。
桀是喝酒的高手,他所创意的时髦游戏是建造酒池,其规模大到可以划船,然后强逼三千名饮酒高手在击鼓声中下池畅饮,结果他们中的一些人因酒醉而淹死。面对这种荒谬的场景,喜嫣然一笑,由此激发了国王的情欲,令其行为变得更加“荒淫”。在《列女传》里,笑就是喜的最高罪恶。
喜的另外一项笑罪,是酷爱倾听撕裂绢帛的声音。《帝王世纪集校》记载了她的这一奇怪癖好。宫廷生涯过于无聊,即便饮酒杀人带来的乐趣,也是转瞬即逝。那些日夜回荡的丝竹乐声,更不能驱除她心中的忧伤,只有裂帛的噪音才能博得她的欢心。桀为此下令宫人搬来织造精美的绢子,在她面前一匹一匹撕开。那些裂帛声刺激了麻木的神经,令忧郁症女病人再度嫣然一笑。
在农业时代初期,丝绸织造业刚刚兴起,破坏这种稀有昂贵的物品,无异于暴殄天珍。但桀却沉浸于精神疗法的狂热之中,对国事置若罔闻。桀是喜的热爱者,也是她的精神医师,他用王国的命运作为代价,为治疗美丽的病人殚精竭虑。他耗费民脂打造豪华的瑶台,又征用美女和演员排练大型戏剧,演奏华丽的乐章,如此等等。所有这些举止,都旨在构筑一个狂欢的心灵现场。
桀并非像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是十恶不赦的暴君。他没有砍下向他进谏的伊尹的首级,也没有杀害被囚禁的殷族首领成汤,而是在受贿之后颇有风度地释放了他。他唯一下令处死的,是阻止其建造酒池的臣子关龙逢。桀是低能和弱智的武夫,他的爱情不可遏制地燃烧在衰败的年代,演出了一幕气息诡异的悲剧。他最终并未完成对喜的医治,却跟患病的情人一起,为成汤起兵造反提供了冠冕堂皇的政治借口。
纣王,一个精神病人的政治病历
喜的这种忧郁症,仿佛是一种传染性恶疾,一直延续到了殷代的妲己身上,而国王纣的性格也继承了夏桀。殷朝末年的政治状态,犹如一份被放大的拷贝,更加夸张地再现着夏朝末年的腐败图景。
据《史记·殷本纪》记载,纣花费了七年时间打造高层建筑鹿台,高度达到千尺,几乎上了云端,实在是当时建筑工程学的重大成就,只是耗费民脂民膏太甚,成了万民咒骂的对象。他还用酒做成池塘,悬挂肉条充作树林,让男女们裸身在其间嬉玩追逐。这种涩情游戏,似乎是对夏桀的刻意模仿,却又更加疯狂无耻。他是中国式的罗马皇帝卡尼古拉,在荒淫的岁月中探求醉生梦死的经验。
在中国历史上,纣王的凶残是无与伦比的,因为妲己的忧郁症似乎比喜更为严重,需要更加刺激的疗法才能生效。《列女传》说,为了引美人妲己开心,纣亲自发明了“炮烙法”,也即把抹了油的铜柱横陈在烧红的炭火上,让罪犯光脚在铜柱上行走,一旦滑落下来,就会被炭火活活烤死。看着濒死者的挣扎和惨叫,眉心紧锁的妲己这才嫣然一笑。
但纣王的暴虐大多与妲己毫无干系。《水经注》记载说,当年纣王看见老人在冬天渡河,表情踌躇,便问这是为何。手下人解释说,老年人骨髓不够严实,所以在早晨怕冷。纣王竟然下令杀了老人,剖开腿骨去查看里面的骨髓。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三大亡国妖女的历史写真
《史记》说,纣的叔叔比干是正直的大臣,他向纣王进谏,直言批评他的暴虐,纣王勃然大怒道：“我听说圣人的心脏都有七个孔窍。”就命人杀了比干,剖开他的心脏细加端详。
《史记》记载的纣的另一杰作,是强索九侯的美丽女儿进宫,但这个少女不愿屈从纣王的淫威,纣一怒之下杀了她,还把她的父亲剁成肉酱。九侯的同僚鄂侯为他鸣冤,纣连他也一并杀了,把他的身躯制成了肉脯。
纣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并且还可能是一个性无能者。他的观淫癖暴露了他在这方面的极度自卑。他是比妲己更为严重的病人,沉浸在性和权力的诸多焦虑之中,并试图用屠杀来证明自身的强大。这种“反应生成”的精神病理,就是产生商末政治暴行的根源。
尽管纣王的暴政与妲己无关,但这个女人却因她的性别而承受了道德极刑。《列女传》记载说,周族的首领武王起兵###,纣眼见大势已去,就登上一座叫“廪台”的官方建筑,穿上价值昂贵的玉衣点火自焚了。他所采用的隆重的死亡仪式,再度证实了这个暴君的自卑。周武王下令砍下了纣和妲己的头颅,悬挂在白旗之下,宣称这个女人是惑乱和败亡殷商的祸端。于是,可怜的妲己被钉死在女妖的耻辱柱上。
妲己的狐狸尾巴和山鸡脚爪
妲己究竟来自何方？这个疑问始终缠绕着世人的心智。据《国语·晋语》宣称,她原本是诸侯有苏氏的千金,多少也是贵族的后代,因为有苏氏反抗殷商的暴政,结果遭到国家军队的镇压,有苏氏寡不敌众,输掉了战争,而妲己则被当做战利品带回京师,从此沦为商王室的###。但她终究以自身的美丽和聪明赢得了纣的宠爱。她是利用晴色找回尊严的高手。
但在殷商灭亡之后,妲己的真实身份却遭到了世人的严重质疑。六朝李逻所注的《千字文》“周伐殷汤”,就已明确宣称妲己是九尾狐的化身,可见“狐精说”早已在民间广为流传。《封神演义》第四回“恩州驿狐狸死妲己”,描述妲己父亲把女儿进献给纣王以换取和平,但其魂魄却在路途上被千年狐精借妖风摄去,早已悄然死去,而此后出现的妲己,“乃借体成形,迷惑纣王,断送他锦绣江山”而已。这是关于妲己真相的最详尽的揭发,它加剧了世人对这个末代妖妃的猜疑和憎恨。
只有《古今图书集成·禽虫典卷一》力排众议,说出了有关妲己身份的另类看法。它声称妲己本是一头“雉精”,即某种由羽色斑斓的山鸡变成的精灵,虽然幻化为人,但其脚踵却依然呈现为鸡爪状态,所以只好用布帛把它们缠绕包裹起来,以掩盖它的本来面目。这是关于妲己身世的最奇怪的论述,它旨在向世人说出有关缠足风俗的起源。
不妨让我们考察一下山鸡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的语义。晋代张华《博物志·物性》形容这种动物有美丽的羽毛,自恋它的色彩,看见自己的水中倒影,就欢喜得翩然起舞。南朝宋刘敬叔《异苑》说,早在曹操的时代,南方有客人敬献山鸡,曹操想叫它跳舞,却不知如何是好,最后还是大臣公子苍舒想出一个办法：放一面大镜子在山鸡面前。那鸡望着自己的镜像,就跳起舞来,不知终止,结果因疲惫过度而死。从这些“山鸡叙事”中,我们只能发现它的两种特性,那就是美丽与自恋,此外没有其他跟妖孽相关的线索。山鸡不是人类的仇敌,更不是男人的阴险克星。“雉精论”由于过于古怪,未能在民间流传开去,而“狐精说”却变得沸沸扬扬,被世人所认可,成为有关妲己身份的最权威的阐释。
汉人对狐狸精的想象,是这个民族的第N大发明,至少也是其伟大的精神遗产之一。《太平御览》称,“狐者,先古之淫妇也”,表明它是有关古代荡妇的一个戏剧性隐喻。《古小说钩沉》辑《玄中记》告诉我们,狐狸五十岁能变成女人,一百岁变做美女,善于蛊惑,令人迷失心智,到了一千岁就与上天相通,叫做“天狐”,其能力足以消灭一个强大的帝国。
《搜神记》、《聊斋志异》和《三言两拍》之类的笔记小说,显示中国人面对狐狸精的精神分裂：一方面对其摄精勾魂的诡异功能感到恐惧,一方面又满含着热切的晴色期待。狐狸精多半是美艳惊人的女子,身形袅袅地穿行于人间街巷,把情欲和祸害传递给男人,而男人则心情复杂地接受着这件风情万种的礼物。
三大亡国妖女的历史写真
忧郁症的女人最美丽
在三大亡国女妖中,褒姒的身世故事最为离奇曲折。她原是孤儿,被褒国人作为赎罪的女奴进献给周王室,既而被好色的幽王从后宫觅得,从此青云直上,成为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妃子。但褒姒完全继承了喜和妲己的忧郁症传统,她的表情是如此的落寞忧愁,郁郁寡欢,对身边的荣华富贵视若无睹。这种与众不同的奇妙韵味,加剧了幽王对她的宠爱。他们的爱情故事,简直就是夏桀与喜的第三度翻版。
为了博取褒姒的欢颜,周幽王废立王后申氏和旧太子,把她扶为正宫,从而激怒了文官集团。在一个吏治逐渐完善的时代,文官的立场变得至关重要。《史记》记载说,拥戴前王后的御前史学家伯阳,为此发出了周朝即将灭亡的叹息。为了证明褒姒有罪,他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从有关夏朝的记载中找到所谓证据,然后精心附会,炮制出一段离奇复杂的身世故事。
今天,我们从《国语》、《列女传》和王逸注《楚辞》等典籍中,仍能分别读到那段奇诡的传奇,它向世人揭发了褒姒的所谓“身世”,说的是夏朝行将衰亡的时候,天上突降两条神龙,自称是褒国先祖,在宫廷里当众做起爱来,弄得一地都是米青.液。国王下令叫人用匣子盛了那些米青.液,隆重收藏起来,以为是大吉大利之物。此后从夏朝到商朝和周朝,都无人敢动那个宝匣。
文献记载原本到这里戛然中止,而后面接续的故事,则多半是史官伯阳本人的手笔：在数百年之后,周厉王打开了这个“潘多拉之盒”,结果米青.液不慎洒在地上,聚形为一头黑色大鳖,在众人的驱赶声里逃到后宫,一头撞上某位只有七八岁的小宫女,令她感而生孕,诞下一个女婴。因无端产子会受责罚,这个女婴便被人抛出宫墙。当时民间流传童谣说,山桑木弓箭和萁草箭套是灭绝周朝的祸害,周幽王下令在全国抓捕有关人士,一对因贩卖这种兵器而逃亡的夫妻经过宫墙附近,被女婴的凄厉哭声所惊动。他们怜惜这个婴儿,就抱着她逃亡到褒国。她长大了之后,又被卖给一个褒国人当奴,后来此人触犯了刑律,周王朝要取他性命,他便进献这个美丽的女奴来抵罪。这就是褒姒的全部“履历”。史官伯阳把两个毫不相干的故事接驳到一起,褒姒的孤儿身世,就此被狡诈的史官纳入了妖孽故事的框架。
这是史官滥用话语权和从事政治陷构的范例。似乎只有屈原这样的聪明人才会在《离骚》中对此发出质疑：“那个妖精为什么要在集市上号哭？周幽王被谁诛杀？他又是如何得到那个褒姒的？”而更令人诧异的问题在于,就算褒姒来自龙的米青.液,也只能证明她是龙女,有着神圣的血统,跟妲己“狐妖”身世截然不同。但在一个男权昌盛的时代,这些疑问并未获得正确解答,相反,无辜的女奴成了妖精的化身,由此酿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话语冤案。
褒姒一笑起恩仇
褒姒是一个苦大仇深的女人。她的孤儿身世如果属实,那么她就是没有父母的弃婴、褒国的奴隶和周王朝的宫廷###。这三重卑贱身份构成了她的全部苦难。但在周幽王的宫廷里,无人知道她内心深处的痛楚。她的忧郁症是如此深重,以致没有任何事物能够触发她的欢喜与笑容。
周幽王的政治智商本来不高,坠入情网之后,成了一个更加“愚蠢”的精神医师。他不理朝政,每天与爱妃一同出入,跟她形影不离,又经常外出放马狩猎,或通宵达旦地饮酒行乐,让那些演员在堂前献技,却不能令褒姒喜悦。他费尽心机,终于找到了一个引美人一笑的妙法,那就是派人去点燃烽火台上的狼烟,同时擂起了报信的大鼓,结果酿成了亡国的惊天大祸。
这烽火台是周王朝的主要军事警报装置。它们按一定距离,分别建造在从京城到边境的交通要道附近,有专门的瞭望员把守。边境一旦有敌寇入侵,瞭望员便会立即点燃狼烟或火焰,像接力棒一样依次传到京城,反之也一样。这种通讯方式,犹如一个庞大的视觉神经传导网络,比任何驿传系统都更为便捷。
《史记·周本纪》记载说,周幽王点燃了狼烟和烽火之后,各路诸侯误以为天子蒙难,派遣军队星夜兼程地前往救驾,但到京城后才发现是个恶作剧的玩笑。京城里外,此时已是兵马云集,一片混乱,这种狼狈滑稽的场面,被站在高台上的褒姒看见,禁不住哈哈大笑。幽王心花怒放,以后又数度重复这个荒谬的疗法,以致无人再相信狼烟信号的意义。
周幽王没有料到,被废黜的王后有个权势很大的老爹申侯,他联合缯、西夷和犬戎等部族,向京师发起了猛烈进攻。幽王大惊失色,高举狼烟烽火求援,结果无人应答,最后在骊山脚下遭追兵杀害。而褒姒则被犬戎军队逮捕,带往他们自己的部落,重新沦为###,从此下落不明。幽王的爱情终于得到悲惨的回报,而“狼来了”的寓言,似乎也有了一个闻名的中国翻版。
在这场宫廷爱情悲剧中,周幽王扮演了一个可笑的丑角,为解除情人的忧郁,竟以国家社稷为代价,因而遭到世人的奚落与声讨。但他其实是历史上罕见的情种,敢于为自己喜爱的人罔顾一切,甚至不惜牺牲王位与性命,这跟那个为自保而抛弃杨玉环的唐玄宗相比,实在有天壤之别。查看那些历史典籍,史官们罗列的幽王罪状,比如废立王后和太子,重用奸人虢石父等等,没有一项是站得住脚的。周幽王不是暴君,也从未滥杀无辜,他的唯一弱点就是过于天真,像人格尚未成熟的孩子,对宫廷权谋毫无兴趣,热衷于玩烽火游戏,同时对他所挚爱的女人忠贞不渝。但在一个礼教昌盛的国度,他却为此蒙受了长达数千年的羞辱。
“喜—妲己—褒姒”的忧郁症三部曲,和“夏桀—殷纣—周幽”的精神医师三部曲,形成了奇妙的对偶关系。这些末代君主都企图充当治疗者,却暴露了自身严重的精神疾病。其中夏桀是一个怯懦而弱智的武夫,殷纣是十恶不赦的暴君,而周幽王则是一个耽于儿童期的小孩,但他们彼此不同的影像,却总是被史学家混为一谈,简单地纳入了末代暴君的漫画式图谱里。经典史学家的另一个低级错误,就是诱导民众相信女人是引发三个帝国崩溃的主因。我已经注意到,近年来,一些历史学作者开始为“三大女妖”平反,但似乎很少有人看到,在那些坏国王的行列中,同样站立着话语审判大刀下的冤鬼。周幽王是这方面的范例,他的个案显示政治胜利者之“正义阐释”的高度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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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遂其实还有自惭
文/刘诚龙
毛遂在平原君那里当了三年食客,才不露,能不显,不惊不乍,不咸不淡,平原君没有正眼瞧过他,国有疑难怎么也想不到问他。秦国围住了邯郸,平原君想从千儿八百食客里挑选二十个“有勇力文武备具者”到楚国去游说求救,“合纵于楚”,选了十九人,想凑个整数,硬是想不起来凑谁,此时毛遂便自告奋勇,自个儿推荐自个儿,平原君还是有点不相信他,问他在这里几年了,毛遂说已有三年,平原君说：“你在我的布袋里三年,是锥子应当早就刺破布袋显露出来了,可是你一直没露出来啊。”毛遂说：“我今天就是要请求你把我放进你的布袋。”平原君见他如是说,就把他凑了个整数,同意带他出使楚国。结果,毛遂不辱使命,在平原君结结巴巴、不得要领向楚君陈述得夹缠不清之际,毛遂抱剑上前,巧舌如簧,舌灿莲花,以雄辩的口才说服楚王联赵结盟,共同抗秦。
毛遂这番举动,是人人皆知的事,但关于毛遂人们可能也仅仅只知这件事。毛遂这样露了一把,我曾经想当然地认为他此后一顺百顺,人生就此撰写满辉煌篇章。其实不是,毛遂后来死了,在他自荐之事没满一年,就死了,死因还真跟他自荐有关。原来,公元前二百五十六年,燕国趁赵国大战方停喘气不赢之机,派遣大将栗腹攻打赵国,派谁挂帅出征以敌强敌？赵王便想起了敢于自荐的毛遂,欲提拔毛遂为帅,统兵御燕。毛遂听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赶忙到赵王那里去,不是去“推荐”自己,而是去“推辞”自己：不是我怕死,是我德薄能低,不堪此任,我可披坚当马前卒,不能挂袍任率印官,如是,则上可保国之江山社稷,中可保您知人之明,下可保我毛遂不为国家罪人。当年自荐,意气风发；此时自辞,何其乃尔？一个毛遂,判若两人,简直让人难以置信。赵王很是不解：先生去年自荐,才情高迈,真伟丈夫；如今脱颖而出,正是建功立业之时,怎么忸怩如小女子？毛遂说：“寸有所长,尺有所短,骐骥一日千里,捕捉老鼠不如蛇猫。逞三寸舌我当仁不让,仗三尺剑实非我能,岂敢以家国安危来试验我之不才之处。”按说,毛遂此话说得入情入理,但赵王却为了展示自己求贤若渴,怎么也不听毛遂之言,硬是要他挂帅迎敌。
一个靠嘴巴子干活的人,哪里是人家拿枪杆子的对手？尽管毛遂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但也无法抗敌,落得个一败涂地。被赵国精心树立起来的“人才”榜样,是这么个样子？有何面目回去见“江东父老”,除了以死谢罪,别无他途。于是毛遂避开众人,到一个山林子里,拔剑自刎,鲜血淋漓地倒在“毛遂自荐”的神话里。
毛遂的悲剧是不是再次验证了枪打出头鸟？不,根本不是。毛遂不是死在毛遂自荐上,而是死在自己的“一时之能”上。在常人的眼中,只要有一能便想当然地一通百通,一专百专,一俊百俊,一能百能,文史哲,政经军,无所不能,无所不通,赵王认为毛遂三寸舌头转得那么出神入化,肯定是三尺剑也会舞得风生水起的,为了体现赵国对人才多么重视,便霸蛮地把毛遂“滥用上了”。
我读了小半辈子书,对大名人“毛遂”的事迹到前几天读了鄢烈山先生的《毛遂之死》才知道,真算孤陋了,可是这怪不得我,要怪也只能怪老祖宗的“教育思维方式”,我们拿历史人物来“教育”人,要么是一俊遮百丑,要么是一丑遮百俊,很少以“一切人,人的一切”来教的。可笑的是我们一些博士也跟鄙人一样寡闻。博士从政近年来几成风潮,却没几人能展其长的,原因何在？博士们只知有毛遂自荐,不知有毛遂自惭,到现在博士考公务员依然热火朝天,只有自荐,没有自惭,读毛遂只读一半,显然还是不够的。
刘邦掉进厕所里
文/王前锋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有理由的。因为《史记·项羽本纪》里上演了一场“鸿门宴”,那刘邦害怕被霸王杀掉,就借上厕所的机会逃出宴会厅,自己离开,却让张良代他向项羽告辞谢罪,并让张良估计他返回军中之时,才回到宴席上去继续饮酒。两军距离四十里,抄小路步行,就算一半路程,也有二十里,走得再快,也要一个时辰。一个时辰是两小时,那项羽再傻也不至于傻到这个份儿上,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两个小时刘邦都不回来,他也得让人带上工具到厕所里去捞一捞吧。就算项羽是傻子,那范增老先生可不傻,他做梦都想杀掉刘邦以成他所辅佐的项家霸业,既然刘邦送上门来,哪里有随便让他走掉的道理？宴会上埋伏了刀斧手自不必说,那项羽的军营又哪里是让刘邦随便进出的！想来就来,说走就走,过家家啊？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被古人不断忽悠着,包括亲爱的司马迁先生也在忽悠我们,他写的《史记》,相当一部分是他用小说笔法创作出来的。举个简单例子,《史记·平原君列传》里那个自荐的毛遂,跟随平原君和楚王谈判,谈的时间稍长了一些,他就不耐烦,为了显示自己才能不与众匹,他仗剑走上台阶,口出狂言,并威胁楚王：“今十步之内,王不得恃楚国之众也,王之命悬于遂手……”几句话,居然这谈判就谈成功了,楚王居然就在谈判书上签章盖印,这真是在闹着玩儿。毛遂这样做,不将事情弄砸就已是万幸了,哪里还有成功的道理！即使那是一个尚武的时代,这样的事情也绝对不通情理。相同的还有蔺相如对秦王的威胁,他和赵王也是到边境上和秦王谈国事,结果秦王要赵王鼓瑟,赵王吃了亏,蔺相如便让秦王为赵王击缶好打个平手,秦王不肯,蔺相如便威胁秦王说：“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秦王于是无可奈何地为赵王击了一下缶。你看,这是不是在想当然,虎狼之秦,居然是这样好对付的吗？真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说好听点,这是用小说笔法在写史传！
当然,我不是在贬低这位伟大的先生,先生的贡献抹杀不了,我想要说的是,读古书真的要多问几个为什么。那才会真有所得,我们的后生也才不至于成为书呆子。
王安石的名篇《游褒禅山记》里讲到两个洞,一个前洞,一个后洞。为了突出“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这个论题,他不惜将前后两洞之间的距离拉大,我去看时,那前后两洞之间最大的距离也不过三百米,直线距离只有一百多米,而王安石却说是“由山以上五六里,有洞窈然”,真正是想当然。
至于苏东坡将黄州赤壁当做蒲圻赤壁来写,那更是人人皆知了。不过东坡先生比一般人聪明,他知道这么有名的地方肯定忽悠不了人,不如来个实话实说,所以词中有“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好一个“人道是”,即使你认为我是忽悠,那也绝不是我个人的事了。
古人在忽悠我们,不知我们是不是受了这种风气的影响,我们也开始忽悠同辈和后人。我到湖南岳阳,在岳阳楼后面,居然看到了小乔墓,还有一尊极标致的小乔塑像,让人发思古之幽情。幸亏我知道周瑜是赴巴丘太守任时箭伤复发,死于途中的,小乔含悲扶柩回归故里,哪有她将夫君送回去安葬,而后又到巴丘去死的道理？可是那里的解说员眉飞色舞,言之凿凿,不明就里的游者也都深信不疑,徘徊墓前,流连忘返。
而《孔雀东南飞》里那个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据可靠的史料记载,也绝不可能发生在古潜川吧,可是不由你不信,“孔雀东南飞纪念馆”就坐落在那里的青山绿水之间。如果有怀宁人到古潜川东汤池来游览,在这里见到栩栩如生的兰芝和仲卿,岂不怀疑自己来到了本县的小吏巷或刘家山。
我们满怀深情地到柴桑去探访古人陶渊明和白居易。大家都知道白居易在这里曾写过一篇著名的《琵琶行》,而那个送客的湓浦口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湓浦口了。为了方便游客买旅游纪念品,他们将一些名胜古迹挪动了位置,集中到距离原址很远的一条街上。方便是方便了,但一经导游说破,大家都觉得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再去寻访陶公,见到一种酒叫“陶里流霞”,我们在饭馆吃饭时,酒店老板便向我们推荐这种酒,还说这就是当年那个陶潜先生亲自酿制的,现在用的还是那种古老的工艺,就是名字,也是陶公自己命名的。鬼才相信呢！酒是不错,可一顿饭却兴味索然。
当然,这样做大概都是为了招商引资,当代人也大多可以理解。可是,眼前的物质之假已让我们应接不暇,再加上这些精神层面之假,我们可怎么应对？我们将来也都会成为古人,对我们的子孙,即便不能留下什么宝贵的东西,也应该留点真实的,总不能留下这些虚假的东西让他们来考证吧？再这样一代代忽悠下去,何时才是尽头？
受虐的“道德快感”
文/吴 钩
《韩非子》中有个“卞和献玉”的故事,说的是：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献之厉王。厉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为诳,而刖其左足。及厉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献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为诳,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天三夜,泪尽而继之以血。王闻之,使人问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乎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宝焉,遂命曰“和氏之璧”。
每读及这个故事,心头不由暗自悚然。倒不是为楚王残暴无道、滥用大刑所惊。历代草菅人命、屠杀臣民的暴虐之君,史不绝书,何止刖人足,宫、腰斩、车裂、凌迟、诛九族之刑,又复鲜见？不足为怪。我只惊于献玉的卞和,为何对自己的两条人腿竟然毫不爱惜！本来这玉璞拾于楚山,非抢非盗,据为己有亦无可厚非,何苦要“献之厉王”？厉王不识货,刖你一足也就罢了,还不死心又“献之武王”,结果另一条腿也献出去了。两条人腿不是两根汗毛,刖掉了可不会再长出来,这点常识卞和如何不知,但他还要一再进宫献玉,找上门让人家刖其足。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卞和并不十分在乎他的双足,起码与之相比还有他认为更重要的东西。且看后来卞和“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而且“三天三夜,泪尽而继之以血”,哭得何其惨烈。初读还以为卞和因为双足被刖而大感悲痛呢。哪料他“非悲刖也”,悲的可是“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呜呼,原来卞和在楚山之下抱璞流涕痛哭,无非是要向新登基的文王表###迹：我没有存心欺君啊,我可是忠贞之士啊。这“贞士”之名,在卞和看来肯定就比两条人腿值钱得多,被“名之以诳”较之被施以刖刑也更不可忍受。所谓“荃不察余之衷情兮”,所谓“虽九死其犹未悔”,对卞和而言,肉体上的受虐和痛苦非但不能打击他的道德热情,恐怕只会越发坚定他以贞士自许的道德信念,激发他决意“殉道”的悲壮感受。除此之外,我还找不到更合理的观点来解释“卞和献玉”的异乎寻常的行为。
“卞和献玉”所透露的道德信号是比故事本身更耐人琢磨的。正如卞和的古怪行为所说明,一个道德感异常强烈的人是多么乐意于为证明自己的道德高度而不惜放弃他的肢体乃至生命,甚至因为肉体的受虐而获得一种亢奋、激昂、极致的道德体验。这种道德体验我且名之为“道德快感”。与卞和同时代的孟子尝云“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这就是将道德理想主义者的受虐行为赋予浓厚的道德审美价值。以此作为“道德快感”的注脚再适合不过了。在经过道德审美化的受虐过程中,不论是“以道殉身”还是“以身殉道”,殉身者总是可以获得一种十分快意的道德满足感的。由此我相信,“道德快感”首先应是坚定的道德信念的分泌物；其次,“道德快感”通常需要某种刺激——比如身体上的受虐——才得以充分地分泌。
翻开史志,“志于道”的贞士在每个王朝都曾大量产生,他们所承受的虐待和苦难也在每个王朝都大量发生,因此在每个王朝他们都有大量的机会体验“以身殉道”的道德快感。譬如在朱明王朝——这一个朝野上下到处弥漫着一种浓郁而糜烂的道德理想主义气味的时代,这个朝代的廷杖制度不知给当时的贞士带来了多少屈辱和伤害。诚如毛泽东同志所言：“明朝有廷杖制,顶皇帝就打,廷杖打死者几百人,千把人,至于推出午门斩首者更多。但是那些人敢讲,冒死上谏。”那么是什么支持着明朝的贞士们不惧酷刑,在廷杖下慷慨赴死般翘起他们的屁股？只能是他们的极为强烈的道德使命感。在屁股受虐的同时,必须相信他们体验到了由道德信念源源不断分泌出来的道德快感。用一句时语来描述,就是“痛并快乐着”。万历五年,朝廷发生了张居正“夺情”事件,翰林院大臣赵用贤上疏弹劾张居正没有“守制丁忧”而受廷杖之刑。受刑后赵将屁股上的烂肉割下来风干,“腊而藏之”,以示其“负不世之节”。道德炫耀的意图显而易见。这个个例生动说明了在道德使命感发达的贞士眼里,杖刑自有一种残忍的魅力,起码可以成全他们的殉道体验,满足他们的道德快感。因为身体受虐的过程,其实就是道德自证的过程。身体受虐虽是痛苦的,但是道德自证却是快乐的。赵用贤的“肉腊”所隐喻的不是道德志士的受虐记录,而是受虐所带来的道德优势。几十年后,赵用贤的后裔赵士春在参劾另一起“夺情”案时凛然进谏：“臣祖用贤,首论故相夺情,几毙杖下,腊败肉示子孙,臣敢背家学,负明主,坐视纲常扫地哉！”将“肉腊精神”拿出来炫耀了一回,言下之意,似乎他也等着要体验一下屁股受虐的道德快感,以继其祖之志。
如果快感也有格调上的高低之分,我相信道德快感理所当然比生理快感来得崇高。可是,每每想及明朝廷杖下血肉横飞的屁股,卞和的鲜血淋漓的两条人腿,我就对那些所谓贞士的道德形象感到形迹可疑。他们在廷杖或其他酷刑下前赴后继,贡献他们的屁股或者大腿,自视为“以身殉道”,我却总疑心这是奴性的发作。你看赵士春冒死上疏,只是为“不负明主”,卞和再三献玉,也是要楚王许他以“贞士”之名。“不负明主”、“表忠心”之类已然内化为贞士们的道德本能,即使心迹一时为主子所不明,肉体上付出惨重代价,也在所不惜,甚至更显忠烈,心头道德快感油然而生。他们发达的道德信念掩盖着的其实就是严重退化的独立人格,揭开他们的道德面纱,就是一副奴颜媚骨。以前读过鲁迅先生关于奴才的描述：“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摸,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如今看来,奴才何止“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他们还有本事在极致的奴隶生活中体验到“崇高”的道德快感。这个道德快感,究其本质,不过是一群奴才的精神自慰罢了。
我想,大概只有当了主子的人才会倡导这种“道德”吧。因为有受虐者就必有施虐者,当受虐者陶醉于道德上的美妙体验,施虐者的罪责也就没有人去追究和诘难了,他们奴民役世的合法性也不会有人去质疑和抗议了。从这个角度而言,贞士们丰富的“受虐的道德快感”,也是一个“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必不可少的稳定剂。
诸葛亮为何亲张飞而远关羽
文/李国文
《三国志》评价张飞、关羽时说：“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
诸葛亮对待关羽,特别注意分寸,并努力维持一个客客气气的良好关系,因为关羽并不十分买军师账的。孔明的联吴方针,他执行不力,就是一证。虽然关羽远在荆州,但这个人从来未把自己的地位摆正。马超投蜀以后,为解决益州问题立下功勋,获得殊荣。关羽不服气,要离开荆州到西川来同马超较一高低。诸葛亮连忙给他写信安抚,一顶高帽子,才使此议寝息。刘备为汉中王后,要用黄忠作他的后将军。诸葛亮说：“忠之名望,素非关、马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这番话,可以看出诸葛亮对他的态度。
张飞就不是这样了,只要诸葛亮点了他的将,无不悉心为之。而且,多有创造性的发挥,每每创建奇功。对此,诸葛亮和这位莽张飞,往往产生不言而喻的默契。当消息传来,说他所住大寨,逐日间饮酒,酩酊大醉,诸葛亮非但不加怪罪,还派人专程把佳酿给他送去,表明了他们之间心灵上的沟通,和以诚相待的友情。
当初,刘关张起事时,按社会、经济地位,以张飞最殷实富有,“世居涿郡,颇有庄田”,是个有产有业有资财的庄园主。刘备不过是个“贩履织席”之辈,尽管自称皇室后裔,早衰落无考,和阿Q“老子先前也阔过的”差不太离。后来,汉献帝刘协叫了他一声“皇叔”,不过是政治需要罢了。历代皇帝为了笼络人心,还有赐姓一说,所以,不必当真,谁有粉不朝脸上敷呢？他只能算是小手工业者。而关羽,一个推车的运输专业户而已。
由此推论开去,这三兄弟和诸葛亮的关系,恐怕也是由于阶层不同,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不免差异,倒有值得玩味之处的。
刘备起事时,已沦为手工业者兼小商贩,可他早先是没落贵族,大概是无疑的,至少在楼桑村,还能有立锥之地。曾拜卢植为师,自然文化水准要比关张高些,这样,与诸葛亮不但政治观点相同,在文化上,认同的地方也较多。张飞是庄园主,家道殷实,能有供三百余人相聚的桃园,估计虽非士族,也是豪绅一类。所以,他和拥有南阳诸葛庐的这位军师,经济基础相差无几,也许能找到共同语言。关云长是无恒产的自食其力者,他的个体运输行业,无须依赖群体,特立独行,容易产生阶级偏见,而自己又稍稍识得几个字,不大买账于文化和士大夫,对于诸葛亮就不如那两位融洽了。
再加上关羽的骄矜自满,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的性格,特别是封了汉寿亭侯以后,就自我感觉更加好了。到独挑大梁,驻守荆州时,更是目中无人,感觉错位。是件别人看来可笑,而对他本人却很可怕的事情。要是关老爷有些许的清醒,也不至于走麦城,身首异处了。
诸葛亮一到新野,关张就联合起来抵制这位军师,但跳出来责难的是张飞,关羽是个爱作深沉状的人,站在幕后,唆使猛张飞上。从三顾茅庐起,关羽就不大相信诸葛亮的能力。这是那种对知识分子的压根儿不信任的阶级感情,没有办法,他从山西一路推车过来,汉代那些地方小官僚,刀笔吏,少不了压迫他,欺诈他,使他有反抗感。心里说,有什么了不起的,端这臭架子。他说：“兄长两次亲往拜谒,其礼太过矣！想诸葛亮有虚名而无实学,故避而不敢见也。兄何惑于斯人之甚也！”这个“惑”字,是他心里话,因为,孔明一来,他的副手地位就动摇了。从此开始,这将相之间,就绝不会是亲密无间的了。
刘备到东吴招亲,诸葛亮派赵云陪同,而不敢将锦囊妙计授关羽,怕他乱作主张。借东风后,安排赵云来接他,也不愿麻烦这位关老爷,怕他未必如约而来。赤壁之战,诸葛亮迟迟不睬他,是否真的用激将之法,还是有为难之处,或存心让他放曹操一马,于史无据,也就只好姑妄信之。但是,最后才安排他在华容道,可见对这位骄纵的将领,不得不再三斟酌,自然是有许多顾虑棘手之处,是可以想象的。
关老爷见不把他摆在重要位置上,当时责问诸葛亮：“关某自随兄长征战,许多年来,未尝落后。今日逢大敌,军师却不委用,此是何意？”听他口气,到底诸葛亮指挥关羽,还是关羽指挥诸葛亮？令人费解。大概拜把子兄弟便有这份和军师平起平坐的特权。等到华容道放走了曹操,犯了军令状,还是刘备出来给他说情,才算了事。其实,正因为他知道必是这么一个结果,才敢义释华容。特权,和特权阶层,以及被毒化了的社会风气,使得他有所倚仗地不在乎。
如果孔明执法如山,从他华容道放走曹操起,就严惩不贷的话,那么,此后的他,在荆州主政,也许未必敢于自我膨胀、不知天高地厚了。正因为刘备的包庇,诸葛亮也就不得不迁就,既不能责人,更不能责己,也就只好稀里糊涂,不了了之；或者,走走形式,做做样子；或者,深刻认识,从轻处理；或者,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或者,最简单的,就当交了一次学费,下次注意便是了。
看来,诸葛亮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也有其无药可治的软弱性,对于这位身居高位,后台很硬,存心不买他账的,又是劳动阶层出身的汉寿亭侯,除了以顾全大局自勉,大抹稀泥外,还能有什么作为呢？
这类抹稀泥的难处,从古至今,岂是诸葛亮一人的故事吗？但是,稀泥这东西,糊得一时,糊不了长远,最后关羽在荆州大败,不就是这种迁就、马虎、不深究,由他而去,听之任之的结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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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臭自己
文/付开镜
人生名利场上,多半是高者沽名,卑者逐利。所谓富贵人之所欲,贫贱人之所恶,如此而已。
只是,富贵了,有时会出现贫贱时永远也遭遇不到的难堪事。想去向自己脸上泼粪,坏坏自己从前的声望,就是其中一件。
这得先用一个2000多年前身怀经国纬邦之才的富贵者作例。
说的是西汉初年的相国萧何。
萧何是刘邦的重要功臣,对刘邦忠心耿耿。如果没有萧何,大汉王朝的建立,可能还是个未知数。刘邦自己也说,他之所以得到天下,就在于文用了萧何,武用了韩信等人。但是,对这些为刘家天下立下赫赫功勋的人,刘邦都不放心。有一年,刘邦在外镇压反叛的黥布,多次派遣使者回朝追问萧何在做什么事。这时的萧何,身为相国,还一如既往,在地方上安抚百姓,为刘邦筹备战争物资,并不知自己早已身处险境。此时,有位家客向他发出了警告。家客说：“相国不久就要灭族了啊！位为相国,功劳第一,可复加哉？您初入关中,得到百姓之心,有十余年了,百姓全爱戴您、拥护您。皇上多次派人来问您,怕的就是您在关中造反。您为什么不多买田地,贱买百姓的货物,低价赊来,以此自汗呢？只有这样,皇上才会放心呀。”
家客一针见血,令萧何茅塞顿开,于是“相国从其计,上乃大悦”。
再接前言,刘邦以有萧何而傲,但是,刘邦也只是高兴一瞬间,他对萧何仍是放不下心来。打败黥布后回军关中,好多从前爱戴萧何的老百姓,拦在道上向刘邦告萧何的状,说他贱价强买民田民宅数目多多。刘邦听了很是高兴,并不处理,只是让萧何自己向百姓道个歉罢了。
汉高祖怕的就是这位丞相在人民心目中威望太高。因为他担心的是他的皇位。他宁愿他的官员们全都是贪财爱色之人,永远没有大志,只爱金钱美女。看到人民成群结队向他告萧何之状时,他才放下心来。
和萧何躲祸成功做对比的代表人物是韩信和彭越。这二人可谓汉王朝的两大功臣,但是,都因为功高震主,不懂得避祸而先后被杀。韩信被刘邦手下捆上车时,还愤愤大呼：“果如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到了这个时候,心中的不满还敢完全表露出来,被杀也就很自然了。
此后,不少朝代的高官,都要从这三人的生活历程中吸取经验教训。
自汗,也称自秽,恶心一点说,向自己脸上泼粪,臭臭自己的脸,坏坏自己的声望,搞臭自己。要做到这点,就要做坏事,贪钱、贪色,嗜酒、嗜肉；鱼肉百姓、欺男霸女。注意：自汗是中国古代各朝有才华的高官们的“专利”。中下层的官员,如用这种法术,是极易身首异处的。
大凡做了高官的人,如果聪明一点,都要表现出一副“胸无大志”的形象,除自汗外,甚至还想尽一切可想出的办法,以避免帝王猜忌之祸,虽然这些高官有时却不可能完全躲过帝王的猜忌之祸。
隋朝时有个名臣叫高颖,当他刚做仆射时,其母告诫他：“你富贵已极,剩下的事情,只有斫头一件了,一定要谨慎啊！”高颖因此常恐祸变。等被除名为民后,“欢然无恨色,以为得免于祸”。可是,他高兴得太早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其最后还是被皇帝找个罪名杀掉了。
帝制政权专制的本质是独裁。独裁政治,总是不断地弱化着帝王与其官员们之间的信任度。
中国古代的政治是地道的独裁政治,在帝王与臣子这一对关系体中,帝王一般总是处于主动地位,而臣子多处于被动地位。因此,臣子面对帝王的猜忌,不能不做出防卫措施,以应对由于帝王猜忌而带来的种种不利后果。自汗,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应对措施。
避祸手段有多种,为什么高级官员较多使用自汗来躲祸呢？这是因为,像隐退,不合人们为官入世心理,只有极少数人可做到；请求外地做官,要得到皇帝或其他权臣允许方可出京；舍亲,一般人难做到；愚子,不合人情；武装反抗,代价太高。因此,比较之下,自汗优点最大。一方面,既可以继续做官；另一方面,又可避除帝王猜忌之祸。因此古代不少的国家重臣,在功成名就之后,都要学习保身之道中的“自汗术”。
美人计的成本和风险
文/傅 谨
美人计和性贿赂不是一回事
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四大美女都与政治、军事的大历史有关,而且其中至少有两位因为被用来施美人计而名播天下。无论是戏剧还是实际的战争中,美人计都专指用美女去迷惑敌人以扭转对自己不利局面的计谋。它有些像和亲,但又与之本质不同。像王昭君和文成公主那样被送到番邦和亲,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变相的性贿赂。贿赂之所以存在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贿赂者的预期获益将大于付出,多半还是远远超过付出,否则有谁愿意行贿？就以和亲为例,四大美人中的王昭君,本是宫中一位多年没有得到汉帝临幸的宫女,汉元帝欲用以为和亲,只不过是把一笔长期闲置着的资产盘活了；文成公主虽说是唐太宗的宗亲,似乎关系也很疏远。把这样的姑娘嫁到番邦换取两国和平,怎么看都是一笔蛮上算的投资。元剧《汉宫秋》里,汉元帝一见王昭君明艳动人的模样,突然觉得这桩和亲生意的“投入产出比”有些问题,心中的算盘立马噼里啪拉响起,痛感这次他亏大发啦！居然送出去这样一位绝色女子！
美人计不是这样。施行美人计的男主人公们不会有汉元帝这种伤痛——既然以美人设计,不用绝色美女,怎能顺利达成目标？西施就这样被送到吴宫去了,并且因此成为无数诗词和戏剧作品咏唱的对象。西施被送到吴宫去做什么？她完全是被当做一位纯粹的美女,当做纯粹肉体的存在,作为性消费的对象送给好色的吴王夫差的。送一位美女给别人就能叫做“美人计”吗？我们在有名的007系列电影里见多了各种各样的“美人计”,以詹姆斯·邦德为代表的英国情报系统英雄们经常要面对他们的敌国——多半是前苏联——派出的美女,这些美女身怀绝技,除了惯用美色诱人以外还精通十八般武艺,邦德在与她们调情时还需要时时防备美女们暗使出各式阴招致他于死地。真正的美人计不是这样的,西施不是这样的。西施只是一个弱女子,除了美色一无所长——且慢,这样说有点不准确,在《浣纱记》里,梁辰鱼笔下的勾践看到西施时,有点激动,他说：“寡人亲令夫人教演歌舞,即欲献之吴王。看她蛾眉不肯让人,狐媚必能惑主。虽为女流之辈,实有男子之谋。”所以,西施还在越王宫里学会了轻歌曼舞,但歌舞只不过为了给西施的美貌增添内涵,用今人的说法,是要对这位乡村美女强化艺术教育,赋予她的身体以更饱满的文化质地。勾践挑选美女,首先要迎合吴国君臣的喜好。在戏里,吴王见到西施十分欢喜,他麾下的奸臣伯嚭就连忙感慨万千地为越王做说客,他说“我伯嚭见了妇人万千,从不曾见这样娉婷袅娜的。范大夫,你们都是好人。若像我做伯嚭的,留在本国受用,怎肯送与别人。”
这位美人到吴宫去要做的,既不是扰乱后宫,更不是行刺吴王,她的任务只有一件,那就是让吴王尽量享受她的身体——她的美色以及歌喉舞姿。在这背后隐含着一种耐人寻味的社会学理念,就像斯巴达人要经受严酷的训练一样,古今中外的人们对人性有同样的理解,以为只有吃尽苦头才有可能成就伟大的事业,日子过舒坦了,人们就一定会放弃远大的理想,在这里,以消费主义为标志的身体叙事被设定为宏大叙事的天敌。
西施只做一个本本分分的美女,就把吴国给灭了
西施戏和另一出以美人计著称的戏剧作品《进骊姬》不一样。二十四回的秦腔《进骊姬》演绎的是,骊戎国主大败于晋国公子重耳,于是送美貌的女儿骊姬以请和,秦腔剧本里的道白把这叫做“进美和国”。骊姬说她“泪汪汪离了宫院内,不由叫人好凄惨”。晋献公殿上一见这位绝色美女马上为之倾倒,纳她为妃,果然对送美人的骊隆表态,“你妹妹坐了孤家的晋龙宫院,每日侍奉孤家。你我两家割袍换带,永不能动起干戈”。
自从骊姬进宫,晋国再无宁日,重耳被逐,国母遭囚,晋献公自己后来也命丧骊姬之手,一个原本很强盛的晋国被折腾得七颠八倒。晋国之患,不仅仅在于晋献公好色,更重要的是骊姬从中有意耍奸使坏,陷害忠良。西施不是这样。
美人计的成本和风险
西施是美人,但西施不是一般的美人。说她不一般,是因为在美人计里的她,不必有骊姬那样的心计,当然,也不像其他美人计的女主角,比如妲己,还有貂蝉。
泉州傀儡戏至今存有完整的剧本《武王伐纣》,长达四十出,可以连续演出15小时。纣王得妲己,大喜,“一见娇媚,胜似仙女落凡世。玉骨冰肌,且含秋水一池。幸得今旦相随侍,朕心乜欢喜。”有了妲己,商纣王治国就乱了方寸,“九重至尊位临,国政多端无心整,受仙宫里无限情。夜继日,且遣兴,花前月下弄金钟”。纣王是因妲己而亡了国,但妲己是纣王属下侯伯苏护的女儿,被商纣如横征暴敛般强行索要来的,无论最后迷了纣王的那位妲己是原装正版的还是如小说戏剧所言是九尾狐狸幻化而成,迷上妲己,都是商纣王自己的问题,妲己可不是苏护使美人计送入宫廷的,假如纣王不昏庸,何至于此？
至于貂蝉,那当然是最为典型的美人计的工具。京剧有名剧《凤仪亭》,也有干脆称《吕布与貂蝉》的。戏里貂蝉有段南梆子很能表现她的心机：“领群芳卖风流筵前立定,似嫦娥离月府降下凡尘。两旁里陪衬着佳人红粉,故意儿争献媚眉眼传情。似蝴蝶穿花丛飞翔隐隐,又好似莲池出水的蜻蜓。弄花枝指翠袖筵前舞定……”貂蝉是东汉司徒王允府上的歌女,颇有忧国忧民之心,王允为挽汉室颓势,说动貂蝉定下连环美人计,先将貂蝉许配给英雄吕布,再将她献给认吕布为义子的权奸董卓,这段唱就是貂蝉引诱董卓上钩的手段。吕布误以为董卓恶意霸占了他看中的美人,心怀不满；董卓府中,凤仪亭上,貂蝉假意向吕布哭诉,惹得吕布大怒,终于出手杀了董卓,遂了王允的心愿。《凤仪亭》之所以成为一出名剧,是由于其中俗称“吕布戏貂蝉”的表演很是一个卖点。但是假如我们推敲一下前因后果,就不难明白,这哪里是什么吕布戏貂蝉,分明是貂蝉在戏吕布呢,舞台上的演出也不会放过展现貂蝉万种风情的机会,吕布对她的调戏与她对吕布的勾引真叫珠联璧合,貂蝉可一点都不像是在遭受吕布的性骚扰。吕布英雄末路的《白门楼》一出,他最终兵败落入曹操手中,见到貂蝉,开口就是大骂,“见貂蝉不由我心中冒火,骂一声无耻妇胆大贼婆。你本是老王允许配与我,为什么暗地里又嫁董卓。自那日打从那凤仪亭过,你那里使眼色暗送秋波。我为你丁建阳被我刺过,我为你二次里又杀董卓。实指望你那里真心待我,又谁知你竟是里应外合。恨不得用铁锁将尔的头打破……”可惜此时觉悟已经晚矣,吕布盖世英雄,似乎从头到尾都被美女貂蝉玩弄于股掌之中。
如此看来,只要有西施妲己貂蝉这样的美女,要灭人家的国是很容易的。美人计的成本是如此之低,只要君王舍得美女,几乎是无往而不利。但是,在所有美人计里,我们还需要考虑这其中的另一个主角,那就是中计的人。假如换个角度,从吴王夫差的立场看这桩美人计,他将会如何评价西施？在梁辰鱼的《浣纱记》里,吴王夫差对西施确实是一往情深的。直到夫差已经因宠爱西施而走到亡国边缘时也仍然如此。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那就是夫差北征伐齐得胜,正要与晋鲁会盟称霸,而他的基业吴国却被越兵乘机攻破,探子飞马来报,述说国都沦丧太子身亡的消息,夫差想到的却是西施：“佳人日夜住其中,多娇怯,怕边烽。兵戎难道也曾骚动？”所以,这桩美人计的要义在于,夫差必须如此深情且真诚地爱上西施,然而西施却不能被他感动。
西施没有用什么阴谋诡计,没有挑拨离间,甚至都没有争风吃醋,她只是做一位本分的美女,就这样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地就把别人好端端的一国给灭了。
在所有被看成祸国之祟的美女里,无论妲己、杨玉环还是貂蝉,只有西施不需要任何的手段,她在不经意之间就做到了越国让她做的一切。说她是美女中的美女,这可以算佐证。
孙权的美人计在关键的一环掉了链子
戏是戏,人是人。戏可以不顾及西施的心情和难处,但如果要在现实人生中把这计谋坐实了,困难不知道要比戏剧多多少倍。现实地看,无论是越王勾践还是西施,这桩计谋最大的困难就在于既要让吴王夫差对美人入迷,千娇百媚地向吴王投怀送抱,同时她的心里还必须想着自己的越国,想着情郎范大夫,更重要的是她的故国之思绝不能让吴王察觉半分。没有人考虑过做一个西施这样的美人是多么高难度的差使,她每天都在用她的高超表演赢得对方的情爱,内心却不能动丝毫真情；假戏不能真做,始终需要保持感情的分际。
美人计的成本和风险
一个普普通通的山村女子,哪怕她貌如天仙心比石坚,在几年里被一位君王欢喜着宠爱着,她会不会也有弄假成真的一瞬间？换句话说,假如西施哪怕是因那么一两件大事小事,有那么一天两天,猛然心里一动,想着夫差对她真好,那样,美人计是不是就要破产？于是我们才明白为什么妲己被说成是狐狸的化身,原来平凡的女子,要担当美人计里的主角,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吴国既破,西施归国,她却也不无惆怅,“回首姑苏,欢娱未终,树梢留得残红。国恩虽报尚飘蓬,犹恐相逢是梦中。青山路,绕故宫,不堪清漏往时同。浮去尽,世事空,错教人恨五更风。”假如西施这段唱词被安在越王破吴之前,恐怕历史就应该重写了。
戏剧里的美人计,就真有这样结局的,那就是同样有名的《龙凤呈祥》。
《龙凤呈祥》把《三国演义》里刘备东吴招亲的故事敷演成一部大戏,分别由《甘露寺》《美人计》《回荆州》三出联缀而成。刘备向孙权借荆州,有借无还,周瑜为孙权设计,假意说要将她妹妹——吴国郡主孙尚香许配刘备,想借机把刘备诓到东吴,用这美人计将他羁押在东吴,逼他就范。
这桩美人计与越王勾践所设的美人计最为关键的区别,在于孙权不是将一位籍籍无名的民间女子作为钓饵,而是将自己金枝玉叶的妹妹用作工具,他就没有想到自己的母亲不情愿。吴太后得到消息后招来孙权,劈头一顿臭骂,在太后看来,江山固然重要,女儿的前程和名节同样重要。她勃然大怒,斥责孙权：“既为荆州把怨构,你就该与周郎善敌良谋。将胞妹定巧计世间少有,岂不怕骂名儿万古流传？”而且更绝的是太后听从了乔国丈的劝说,索性要求在甘露寺面相刘备。孙权急坏了,“倘若相上,岂不弄假成真！”孙权想在席间做些手脚,未能得逞,太后见了刘备,很是满意,“龙眉凤目帝王体,两耳垂肩手过膝。回头来叫声乔太尉,哀家言来听端的：冰人月老就是你,选择良辰记佳期。”
更绝的是,这美人计在最关键的一环掉了链子,那位孙权本来只想用来做鱼饵的妹妹,本就高不成低不就地几乎要成大龄“剩女”,这回有机会嫁给一位皇帝贵胄,且是一位眼见得会有点前程的好主儿,恨不得那鱼儿反将她一口吞下,对这桩从天而降的美姻缘竟是求之不得地心甘情愿。
这一方孙尚香既然是心甘情愿,另一方刘备更是受之泰然,两夫妻一个说是“千里遥途来配凤”,一个说是“且喜佳期得乘龙”。洞房花烛,哪里还有那煞风景的阴谋诡计在背后？
眼见得这美人计被太后与郡主弄假成真,周瑜索性将错就错,将美人计向下延伸,“命人盖起新府,每日弹唱歌舞,那刘备贪受酒色,不回荆州,岂不老死东吴？”就是这个主意。
至于最后的结局,无论是看戏的观众还是《三国演义》的读者,想必都不陌生。我们都知道“三国戏”的套路,在诸葛亮面前,东吴的种种计策都是要破产的,美人计当然也不例外。即使刘备情愿中这美人计,还有诸葛亮等一干想建功立业的文官武将在后面盯着呢。假如刘备自己真像商纣王和吴王夫差那样老死在温柔乡里,这帮光脚兄弟怎么办呀？哪怕他想让美人误国,那至少也得先和下属们一道,给自己弄上一个可以误的国才是,就为了这个未来的国,刘备回归荆州,郡主毅然同行,想要沿途拦截的周瑜,处处被诸葛亮抢得先机,弄得一个灰头土脸,他那似乎十分精巧的计谋,全是弄巧成拙。
孙权和周瑜的美人计留给观众的只是笑柄,这好像是中国传统戏剧里各种各样的美人计里罕见的失算的例子。但我们还要看到,在《龙凤呈祥》里,孙尚香让他的哥哥孙权和军师周瑜“赔了夫人又折兵”,并不完全是由于诸葛亮棋高一着的机智；假如吴王夫差有英俊的詹姆斯·邦德十分之一的本领,用007的路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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