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雄关：大明王朝1644年的山海关 作者：刘剑
帝国雄关 楔子
这是一个与一座城池有关的故事。一###四年,中国历史上千载难逢的大变局曾在这里揭开了序幕,而后上演的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个诡谲难测而又充满变数的时刻。任何曾在这里生活过的人都不应该忘记这段历史。纠缠在这里的人和事,他们的命运和抉择、结局和悲欢,演绎着一段比小说还要好看的历史。
“马迹北阙,犬嗷西方,###数尽,日月无光。”
这是一个古老的谶言,出自于一部在民间颇有影响的占卜书——《推背图》。《推背图》相传写于唐代,书中此谶写的却是后世——一###四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事情。
这句谶言写了三个王朝、三个人以及由此产生不同的三种命运。“马迹北阙”写的是当时大顺王朝的建立者李自成,预言中他正骑马向北京进发；“犬嗷西方”写的是李自成的战友张献忠,此时他在四川
明王朝乃至中国军事史上最杰出的将领有很多在宁远驻守过,吴三桂是最后一个,但他注定不会再有作为。曾经最有作为的袁督师,十年前的肉身已经被北京百姓吃光了,在这个时候,没有人会想起他。那个下令杀他的人,惶惶不可终日,心里充满怨恨与恐慌,但唯独没有一丝一毫的忏悔与愧疚之心。
吴三桂的铁骑开始由宁远向山海关挺进,除了他的几万军队外,他还带来了宁远的军民数十万人。当吴三桂带着他的关宁铁骑向海关进发时,不知他会不会想起这些前辈的命运。他或许会,因为就在不久前,在明王朝与满清王朝似乎总也结束不了的战争中,他的恩师洪承畴降了,他的舅父祖大寿也降了,当时情形下明朝臣子不是战死、冤死,就是投降,,没有其他的路好走。
由一###四年三月上旬开始出发,心情复杂的吴三桂军队行进并不迅速,日行只有数十里左右,这个速度对于行军中的队伍来说,无疑是很缓慢的。吴三桂和他的关宁铁骑保持着这样的速度,于三月十六日进入山海关。
山海关,这座自明朝修建起已经有了二百多年历史的名城,在当时被世人称为“天下第一关”。这个名称的得来与明建都北京有重要关系,山海关与北京城相隔不过三百多公里,是京师的护翼,更是阻挡关外游牧民族的最后一道屏障。今天我们从地图上看山海关的位置,仍可以看到,它的东面是如今的辽宁省。这一片地方从辽宁锦州直至山海关下,共长约四百里,过去称为辽东,自古就是少数民族的盘据地,也就是俗称的“关外势力”。而关内,则一马平川,直通华北,全部是汉民族的活动范围。由关外到关内,山海关就像一把巨锁,在从东北进入华北的要道上了保险。“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之名也就由此而来。
山海关由明初的大将军徐达修建,后来经谭纶、戚继光、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洪承畴等明朝几代军事天才重修,由城里到城外,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这套军事防御体系在当时看来,非常先进：由里面看,关城呈四方形,外用砖砌,四面均有关门,即东楼镇东,西楼迎恩,北楼威远,南楼望洋；城外设护城河,城南城北则是两座翼城；还有两座罗城,分为命名为东、西罗城,护城河则由其中穿过。山海关的东门面向辽东,是防御之重点。由东门开始,作为当年宁锦防线的最后一关,山海关与辽东整个军事防线形成一条锁链式的结构：出东门三十余里,是山海关第一个前哨军事据点“中前所城”
就在吴三桂带兵拥进山海关之时,崇祯皇帝朱由检正面临着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抉择。
对这位三十五岁的年轻帝王来说,他现在面临的形势是：在山海关以外的辽东大地上,他的老对手满清军队虎视眈眈,蓄势待发,在山海关以内的中原大地上,流民李自成、张献忠势力越来越大,但可用于对付他们的人才却越来越少。对于这位年轻皇帝来说,山海关这座关城如同一道薄弱的门,门里门外,全是敌人,而在这危机四伏的时刻,明王朝又出现了自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财政危机、人事危机与军事危机,内忧,外患,一并而来,并且来势凶猛。
在这个时候,崇祯的脑中一片混乱。不知这个时候他是否有这样的后悔：为何要我入皇家？
在历史上被称为明思宗的崇祯皇帝朱由检,生于万历三十八年
中兴之路,似乎指日可待。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仔细分析一下,我们发现其实并非如此：在大多数人眼中,崇祯是很沉稳很英明的干掉了这个本朝最大的奸宦,但是,即使是朝中最聪明最有眼光的人也没有发现,这件事对于挽救整个明王朝的命运来说,其实并没有决定性作用。事实上自明开朝以来,太监专权一时,再被新主干掉的事屡见不鲜,前朝已经有好多例子：比如刚刚下台的大太监冯保,早一点的刘谨,汪直,还有更早一点的曹吉祥等等。干掉他们的主子,无论是神宗,英宗,还是武宗,都谈不上是什么高明的君主。太监专权,真正的内因不在于太监的能力有多强,而在于内阁制度的不合理。皇权在高度集权下的体制下的畸形发展,说到底了,这是个制度问题,不是太监个人能力来决定的。但是,明朝并没有这么思想前卫的臣子提出或有能力改变这种状况,连前朝的第一中兴之臣张居正都不能。明朝的臣子,都清楚一件事：无论你做出多大的贡献,皇权是不能撼动的。远有太祖临朝杀尽功臣的前事,近有建朝以来第一权臣张居正死后的其派系的迅速败落,都是臣子斗胆撼动皇权的样本。在这个大前提,群臣只有一个念想,就是盼着在朝政腐败时,有一个明君出现。这种念想是有传染性的,不但臣子以此为真理,皇室成员更是如此。崇祯上台后,扳倒了本朝自开国以来最厉害的太监魏忠贤,无疑是这种神话的人间体现。
魏忠贤的死,为一个新生的时代敲响了新的乐章。但死掉一个太监,对于整个衰微的国势来说,只是赢来了一个转机,形势并非已经完全乐观了。在这个时候,国家面临的那些压力与问题仍然存在,如果不能合理解决,本质上就是换汤不换药。崇祯并非完全没有这个意识,但因为年龄的关系,心理上他对此不会有太充足的认识。
随着历史向后发展,我们发现,崇祯曾经表现得坚忍刻苦雄才大略的面目开始走样了,在清算了魏忠贤以后,他的好运气或者好品性就基本上走到了头。
即使如此,这些也似乎并没有影响他的好名声,连他的敌人都不愿意把更多过分的言词加在他的身上。可能是因为十七岁那年清算魏忠贤这件事过于大快人心,人们对这位屡犯错误又从未更改的皇帝寄予了太多的感晴色彩,甚至在面对着他一而三再而三的做明显的蠢事时,依然没有太多的苛责。即使明亡之后,还有一种说法：“是亡国之人,但非亡国之君。”这是他评价自己的话,大家也都认可。
但是,历史同样有另一种说法来评价这件事。抛开这些溢美之词,我们发现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扳倒了魏忠贤以后,崇祯开始成为一个矛盾的结合体。有关于他的行为评价,自这个阶段以后,就进入另一个极端。
在史官们笔下,这个人一方面是“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另一方面却又“用非其人,益以愤事” , “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而最搞笑的是,他当年因清算巨宦魏忠贤而被世人称道,到后期却又“复信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
历史写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崇祯的面目越来越狰狞了。他成为了历史上最不值得同情的皇帝之一,这位幻梦少年,突然变成了昏君。与他哥哥天启皇帝朱由校相比,崇祯虽然有些许好名声,但实际上做的也好不到哪儿去。而最倒霉的是,他还背上了亡国的罪名,这恰恰是他最怕的事。
几百年来,对崇祯的评价一直颇有争议。孰是孰非,探究这个问题对我们更有效的了解一###四年前后明王朝的命运至关重要,所以,作为本书第一个出场的人物崇祯,他的衰亡之路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规律,封建制度的高度集权化不断泯灭人性与理性,最后产生的恶果也直接导致了皇帝的孤家寡人之路。崇祯在登基以后面临的一切问题,不光是他个人的问题,更是整个明王朝乃至中国封建王朝集权制度在高度膨胀后的必然归宿。崇祯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不走运的皇帝的事实,揭示了中国封建历史上的一个悖论式的规律——愈要集权,愈要溃败。
有多少债可以重来
十七岁的崇祯比较走运。他病歪歪的哥哥早早的死了,并在临死前做了一生中唯一做过一件好事：他没有让他宠爱了一生的魏忠贤公公有机会伤害到这位孝顺的弟弟,早早的立了弟弟为接班人,使崇祯的上位,完全合理合法,合乎一切法定继承标准。
崇祯又比较不走运,因为他有一个缺心眼到了极点的哥哥——天启皇帝朱由校和个人品德败坏到了登峰造极地步的爷爷——万历皇帝朱翊钧。这两个人留给他的,除了别人眼中值得羡慕的皇权,还有他终其一生也没有能力偿还的巨债。
我们要想分析明白崇祯是怎样从一个有梦想的少年变成一个无德无能的昏君的,那就要先看一看,他在登基以后接过来的都是什么东西。
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崇祯的爷爷,留给他的,是积重难返的土地与财政问题。自明神宗时起,明朝财政已经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这一切,与明神宗破坏本朝第一权臣,也是明朝乃至中国历史上最懂经济的内阁首脑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有直接关系。其实明朝能持续到崇祯这一年,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没有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缓解土地兼并与税收问题,稳定了政府的财政,可能明室早就崩溃了。
神宗皇帝在他的老师兼帝国首脑张居正死后,出于对他个人的厌恶,任性的破坏了“一条鞭”法,设矿监税监,并且从我做起,鼓励以他为首的皇亲内侍兼并土地,最大的恶果不是增加了人民的赋税,而是破坏了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土地政策,而对于财富的迷恋,也让神宗成为明朝开朝以来最贪婪的君主。他掠天下财富于一身,个人财富空前积累,但国家财富却残失殆尽；而且他又在皇位继承问题完全凭性子来,搞得上下不同心,君臣不同路,对国家的凝聚力的破坏无法估量。
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比神宗更不走运。他留给亲弟弟的不但是更加溃烂的财政问题,还加上溃烂的人事,和近于溃烂的国土问题。
天启年间最初的问题不是来自宫廷的变乱,而是战事的紧张。辽东出现了几次大败战,丢掉了土地,也让以往人们并不重视的关外后金势力直趋而入,与明朝廷分庭抗礼。在这个形势下,比较不幸的是明朝内部又出现了几次大的党争,更有如火上加油。
党争的导火线是“三大案”。“三大案”分别为“红丸案”、“梃击案”、“移宫案”,三个案子发生在万历至天启初年,表面上看来似乎与崇祯无关,但对明朝整个朝政的影响却是巨大的。这三大案由此派出出来的问题,同样是万历与天启这两位皇帝留给这位十七岁少年的又一笔债务。
这三起案子源头在于明神宗朱翊钧在皇位继承权上的昏昧举动。神宗有两个儿子,长子朱常洛为王恭妃所生,次子朱常洵为郑贵妃所生。朱翊钧宠爱郑贵妃,有意立朱常洵为太子。按照明朝各代立皇太子的一般原则,应当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即嫡长子继承制。嫡子必须是皇后所生,现在皇后无子,自然应当以长子为尊。因此,多数大臣主张立朱常洛为太子。这种争论一直持续了很多年,最后,终于还是以皇帝妥协为结束,是之为“国本之争”。
三大案就是在国本之争的背景下发生的。明神宗处理不好的家事,后来引发了极大后患。万历四十三年,先出现梃击案,这是针对太子朱常洛的一次有意识的刺杀行动。一名叫张差的人进宫手持棍棒行凶,被当场抓获后由此牵连到了郑贵妃与福王朱常洵,朝中大臣对此事的态度分成两派,但因万历皇帝不愿深究,此事在几次廷审后不了了之。此后又现了红丸案,这是在万历死后、太子朱常洛刚刚继位后发生的事情,又是针对新皇帝朱常洛的行动。郑贵妃送给新皇帝几位美女,因耽于酒色,朱常洛病重,鸿胪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丹,治得了朱常洛的病。结果这一粒红丸就要了这位短命皇帝的命,朱常洛死后,有人怀疑是郑贵妃暗中下的手,朝中再起纷争,但终于还是未揭明真相。再往后,又发生移宫案,主要是针对一手带大朱常洛长子——后来成为天启皇帝朱由校的李选待
这三大案的产生是历史遗留问题,根源在于神宗时期对皇位继承问题的暧昧不清和偏私情结,但真正卷进去的却是整个文官集团。在三大案中,文官集团绕着国本问题,后宫问题,皇权归属问题,与皇室中的各种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争论激烈,斗争残酷,因东林党出力较大,成为党争中最大的派系。东林党人虽以清流自居,但在行事上仍然走党同伐异的路子,由此也为党争埋下了伏笔。这三大案之后,文官集团与后宫集团形成了明显对立的格局,朝政内部围绕国本问题历经数年,始终斗争激烈。
从明朝建朝起,朱元璋就唯恐臣子结党,后来杀功臣蓝玉、宰相胡惟庸都是借结党为由下的手,但他不曾料到,在他死后,党争依然是明朝政治最大的特色。到明朝晚期,营私结党已经成了一种官场潜规则,明朝的政治不是清明政治而是唯亲政治。党争的最直接后果,破坏了文臣内部正常运行的环境,甚至破坏了表面上的和谐。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党争削弱了文官集团的核心控制能力,而让皇权真正的落入到了另外一种政治势力的控制下。文官集团与后宫集团的矛盾空前激化,给太监——这种后宫的特定的人群提供了一个更大的操纵一切变局的空间,因为真正亲近皇帝的人,不是铁骨铮铮的清流,而是他们。
后来魏忠贤当政后,三大案的翻案之风抬头,本来在这次国本之争中一直如同行尸走肉般的天启帝此时已经由少年变成青年,突然间也“醒悟”,借三大案打击自己讨厌的文官势力。党争之战,再次掀起高潮。
天启对曾经维护了他利益的文官集团突然翻脸也是有原因的,即出于对政治的无兴趣,更是出自于一个未经风雨的少年对复杂世事的本能的厌恶,及对党争之中乱哄哄的局面有意识的回避。天启信任魏忠贤,在某种程度是出于文官集团的深深厌烦。
文官势力是洪水猛兽？这个说法,实在是令那些拥戴过崇祯的文官们委屈了。事实上,年轻的皇帝对这些人,一开始同样也抱有着美好的幻想。
魏忠贤伏首后,崇祯面临的第一项工作是拨乱反正。在人事上要做重大的变革,抑制魏忠贤的党羽,重新起用清流,这是稳定全国、平伏人心的最重要的一个举措,在这一点上,崇祯开始做的并不逊色,定阉党的“逆案”确实惩治了很多魏阉遗党,而随后被重用的洪承畴、杨嗣昌、徐光启、袁崇焕等人,也确实都是能干而又治世的能臣。
但是不久,崇祯就发现自己驾驭这些文官非常的力不从心了。
这位少年从最初的雄心万丈到后来的焦头烂额只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而最直接、也是最开始的原因就在于他的在用人制度上。因为他发现自己和爷爷,父辈,兄长们一样,对于文官集团也产生了既倚仗又厌恶的情绪。一开始他急于求成,求才若渴,对有才能的人都愿意委以重任,但不久,他又唯恐臣子结党,撼动皇权,对与自己意见相左或比自己更高明的人,心存偏狭之念与防备之心。这种矛盾的情绪贯穿了他的一生,也害苦了为他卖命的臣子。
“任人唯贤”,年轻的皇帝努力想做到这一点,但知人善任,却是他一生也搞不清楚的问题。这并非完全不可理解,崇祯多年来长在深宫,且一直备受压抑,对他来说,继位并不是一件预料得到的事,只是他的哥哥太短命了,又无子嗣,否则也不会轮到他。所以非但政治上他没有成熟,甚至性格上还只是停留在少年时代。突然间一下子,所有的重担都压了上来了。这种压力对于他可想而知。
何况用人制度的问题并不仅限于统治者的性格缺陷,而在于当朝更深层次的制度体系。很不幸,崇祯是在一个并不高明的制度体系下有着极大性格缺陷的人,于是,当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时,他的困境就必然要出现,并终其一生不能解决。
那么对于十七岁就干倒了魏忠贤的崇祯来说,在人事管理与调控上他做得如何呢？可以用两个字形容——糟糕。
这首先取决于能力问题。后人经常把干掉魏忠贤作为崇祯能力的表现,其实对于一个继任君主来说,干掉一个太监并非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事。明朝的集权制度太严密了,这是老祖宗朱元璋定下来的规矩。魏忠贤权倾一时之时,同样掌握不了皇帝最近的武装力量——禁卫军资源。只要这个保障在手里,皇帝是急难被太监以武力推翻的。对于崇祯来说,他是以正常智商干了一件理所应当的事——除掉太监,但接着需要他做的,却是要以超常智商来面对更加困难的事——治理国家,收拾烂摊子。这对于一个十七岁的少年来说,智力体力能力都是极大的挑战。
不幸的是,与后来以同样年龄面对同样问题的清朝皇帝康熙相比,崇祯似乎并不具备超常的智商。
因为缺乏对世情人情的认识,也因为自身眼界的狭窄和内心的不自信,崇祯用错了两个人,于是短短的一年里,本应走向清新的朝政被带入了新一轮的党争之祸中。
这两个人,是继魏忠贤倒台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担负起内阁首辅职务的温体仁和周延儒。
温体仁,字长卿,浙江乌程人
周延儒的人品同温体仁相比,在伯仲之间。他在万历四十一年
这场温周党争之乱,至此持续了整整十年,朝纲破裂之势,已经形成。
周延儒上任后,其用人政策并无变化。可以说,与温体仁相比,他只是政治上的老练动物,但绝非治世之臣。崇祯年间,后金势力越来越大,辽东败绩连连,可是周延儒却一心玩党争这一套,于是不但党争不断的事没有解决,辽东战事吃紧,他也没有良策,令崇祯对他逐渐失望。就是在这个关头上,周延儒犯了不该犯的错误：他自恃已经取得皇帝的信任和各派政治势力的支持,于是奏请削弱厂卫缉事之权。
厂卫是明朝特殊的特务组织,与内阁不同,厂卫直接听命于皇帝,所以刺激厂卫,无疑是太岁头上动土。于是,与厂卫关系恶化后,锦衣卫渠帅骆养性和东厂太监“尽发所刺军中事”
后人因为崇祯对阁臣的虐杀,多以其残暴刻薄而名之。其实分析明朝建国的制度,我们不难发现,自太祖建朝至明神宗的国本之乱,明朝的阁臣制度已经走到了末路,而党争之乱,崇祯心态的转变,不过是这种末路制度的必然体现形式而已。
太祖朱元璋建朝之始,就发现了权力过分集中于宰相一身的弊端,于是借胡惟庸一案,废除宰相,设立六部,形成了六部分权制度,六部各省长直接向皇帝负责,彼此职位相等,并无统管关系。但如此一来,皇权高度集中后又有问题出现了：因为皇帝没有那么多的精力能力同时处理各种类型、性质完全不同的事务,于是设立内阁,以秘书班的形式为皇帝决策提供帮助。
只是这个制度从一开始就有本质的缺陷,那就是阁臣的地位较低,只有议事权,没有参政权,对于封疆大吏并无多少震慑作用,于是后来又将各部尚书拉进内阁,成为省长兼秘书班成员的格局,如此一来,前面的矛盾似乎解决,但其实内里是更加激化。这个只要想一想就清楚,内阁虽然多为各部尚书组阁,但按照分权原则,内阁大员与各部的关系是平等的,内阁大学士只是对皇帝负责,有顾问的性质,但并非上下级关系。内阁想要左右朝政,在法理上是行不通的,所以内阁的决策必须要求阁臣首辅首先摆平各部同等级别的官员,这样才不至于被人指责为明不正言不顺,但即使摆平了各部,各部的所有要员都是自己的人了,还是有问题,内阁想要做点事,必须要有皇帝的命令才能行得通,你摆平了所有人,摆不平皇帝也是没辙。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阁臣想要办点事,靠一人之力根本不行,只能利用人际关系,搞制衡战术,这样怎能不结党,不弄权？因为不弄权就办不了事。
这成为明王朝直至灭亡也没有解决的问题,而且明朝还有一个完全可以把好皇帝变成坏皇帝,把清正君子变成阴骘小人的制度,那就是“批朱”制度。
所谓“批朱”,相当于现在的盖印。批朱权是皇帝的权利,也是明王朝办事的最后一道程序,批朱之后,意味着最后拍板,而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利,本该由皇帝完成,后来却落入了内宫的手中。
明朝内宫的司礼监,也是一套秘书班子,所不同的是,这是“生活组”,直接和第一首长接触,与群臣在道义与行政上没有隶属关系。但是司礼监却是阁臣意见上情下达的一个重要环节,因为司礼监的工作包括对阁臣奏章进行立卷分类,然后进奏皇帝,再转发下去。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明朝的太监会有这么大的权利,。中间的环节全是由太监完成的,哪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卡壳”,这完全取决于太监是否愿意对这件事上情下达。明朝的大多数皇帝,从小在“讲筵”的氛围长大,生下来就得面对四书五经,家国大事,还有那些语言乏味面目可憎的阁臣讲师,因此皇帝们对于处理琐碎事务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厌倦,把阅读文件的繁琐事假手太监,乐得自己清静,竟然成了很多明朝皇帝最愿做的事。从明朝的正德皇帝开始,上情下达这个环节就全部掌握在司礼监的手里,甚至最后批朱权都落入他们手中了。国家大事,就这样视如儿戏了。
但对阁臣来讲,这绝不是儿戏。于是,阁臣要想办事,除了要有能力摆平其他各部外,还必须要与太监勾结,这成了要完成一件事情必须要走的程序,反之则事必不成。这方面有最好的例子,就是张居正,他在位十几年,如果不是和内宫中司礼监头领冯保联成一体,政令哪得畅通？这就是明朝官场上的一个潜规则。后来温体仁干倒周延儒,魏藻德骆养性再次干倒周延儒,都是掌握了这个窍门。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在明朝,阁臣不弄权,不结党,根本行不通,这不是阁臣道德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内阁与六部的权力问题,是一切党争的根源,本来是为了防止阁臣弄权才定的制度,最后竟然反噬过来,成为阁臣弄权的原因。阁臣弄权,大都源自于与内宫勾结,而阁臣整倒阁臣,同样可以利用这个“内外勾结”的牌说事,张居正死后,就有人指责他勾结太监冯保专权,于是这个名誉本来极为好的人一夜间就成了道德败类。明朝大臣的弄权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勾结内宫,第二步则是打反“勾结内宫”这张牌,两步都同样有效。到了国本之争的时代,籍贯亲疏,个人好恶,亲情乡情,都成了结党的条件,令党争越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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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的文官倾轧
制度上的巨大缺陷在崇祯一朝开始充分暴露出来,崇祯不是昏君,他在执政后也发现了这个制度上的怪圈。制度上的弊端导致了群臣以弄权为已事,导致群臣在道德上的空前低下,办事效率上的空前低下,忠诚指数上的空前低下,虽然他一心想中兴国运,但是他自己对这个制度却既无任何修正的本领,也没有完善的对策。在这种挫败感和无力感面前,崇祯把失望情绪转为对整个文官集团的不满和不信任。崇祯没预料的是,在这种对立的状态下,文官集团对皇帝也同样的高度不信任。于是这种对立成为了大明王朝在人事制度上的主旋律。
在这个主旋律的指引下,本应该是国家公仆的群臣一方面纷纷寻找能自保的方式,明哲保身,用一些表面化的东西来欺骗皇上；另一方面则是继续结党营私,来避免随时出现的迫害。崇祯杀掉魏忠贤后的那种君臣一心的局面很快就被君臣离心的局面取代了,至此,高度集权的用人制度的弊端正在一步步的走向顶峰,由用人制度上的失败则导致了国家陷入权利与党争中,办事效率的极端低下,其面临的三大社会问题不但得不到解决,反而越演越烈,正如人的心脏如果出了毛病,那么身体的其他部位也不能再发挥正常的机能一样。对于崇祯来说,这些制度上的死结在一###四年空前膨胀,成为大明王朝帝国轰然倒塌的导火索。
天大地大钱最大
崇祯上台经过了梦想的兴奋期以后,觉得最沮丧的事情不是文官的内斗,而是财政上的匮乏。
任何朝代从由盛而衰的过程中,财政问题都是最关键的问题。经济是决定社会进步的前提,无论古今,都是如此。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战争都与钱有关,明朝末年的战争也同样如此。无论是满清还是农民军,攻城陷地,最后的目的都是来掠夺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流民作乱,是袋中少钱,吃不上饭所致；游牧民族作乱则是为了获取更大的财富,争取更好地生存。
明君贤臣都明白一个道理：经济是决定政府是否能健康生存的基础。明朝太祖朱元璋建朝伊始,就对农业生产极为重视,到成祖时代依然走的是“重农抑商”之路,后虽历经战乱,但农业为本的宗旨未变。明朝在财政上第一次大的危机来自明武宗执政的正德年间,当时因为土地兼并严重,财政上出现了较大的赤字,后经明世宗嘉靖一朝,严嵩任首辅间,只忙于弄权,媚上,党争,视人民疾苦、国家经济于无物,终于令得明朝财政一败涂地。
直至明神宗万历年间,中国历史少见的大政治家张居正上台以后,朝政形势才有所好转。张居正不但精于政务,更是明朝史上少有的经济学家,对于财政问题看得极为清楚。他推行的“一条鞭法”简化税收,用货币来取代实物,不但促进货币的流通,形成商品经济,更限制了官吏巧立名目,巧取豪夺；还起到了抑制土地兼并的作用。张居正执政以来,明朝的赋税增加,国库粮食充盈,足够全国民众十年的消耗,“太仆金亦积四百余万”。
崇祯上台以后,发现他的钱极不够用,主要的一笔大头,就花在了这个军备开支上。而他哥哥和他爷爷留给他的这个烂摊子,不仅仅是溃烂的人事制度,惨遭破坏的土地所有制,还有军事制度上的问题,那就是历经几朝没有解决的欠饷问题。
自万历年间后,满清皇朝的前身——后金国的兴起和掠夺性的进攻对明王朝的财政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因为土地制度已经破坏,荒地增加,地方官吏的横征暴掠,人民的生产资源和生活资料极度缺乏；同时因为皇室巨大的开销,阁臣间的奢侈用度,地方官吏的对税收的瞒报漏报,张居正年间填得满满的国库很快就空了。与之相对应的是,明王朝还有一支庞大的军队和相当冗积的官僚队伍。此时的明王朝如同一个全身插满吸管的巨人,需要不断的补充给养,才能负重前进,与之相比,努尔哈赤领导下的后金军队则是完全轻装上阵。
在这样的紧急关头,偏偏崇祯的运气又不好,他在位的几年间不断出现天灾,这直接造成了生产资源的严重破坏,人祸加上天灾,使财政上的困难达到建朝以来最严重的地步,而崇祯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如何在政府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确保必要的军事开支。
对于崇祯来说,这又是个历史遗留问题,这是他的爷爷、父亲、兄长留给他的又一个不得不背负的债务。明朝从万历后期开始,军饷问题始终没有妥善解决,各级军队战斗力低下的一个主要内因,就是军饷拖扣。在中国封建王朝中,很少有像明朝这样既绝对倚赖军队,又恶意拖欠军饷的政府,拖欠期最长的竟然有十几年之久。这种情形到崇祯年间则愈演愈烈,因为如此,军队首脑为保持自给,只能暗中默许士兵在百姓身上明抢豪夺,明军所至之处,烧杀抢掠之恶行,比流寇更甚。于是政府遗留给军队的问题又被转嫁给了民众。
崇祯年间的三大社会问题彼此在一起,纠缠不清,产生了恶性的连锁反应,那就是：关外问题没有解决,导致战事不断,军备开支增加；土地流失,农民无地可种,税收无以为济,使流民人数增多；天灾不断,人心流离失所,资源破坏严重。这些也是明朝自万历以来横征暴敛,残民以逞,忽视经济的恶果。其实任何有识之士都会明白,在这个时候,发展生产,降低捐税,抑制土地流失,让农业生产恢复正常才是正路。大明一朝,是农耕社会的代表,农耕社会里以农业为重,这个道理,朱元璋明白,张居正也明白,可是,万历不明白,崇祯比他们更好不了哪去。残杀阁臣,刻薄寡恩,这是史书上对于崇祯的评价,但史书往往忽略了一点：他其实是一点建设能力也没有的庸人！对于在他一朝出现的这三个问题,特别是如何把经济搞入正轨的问题,他表现出来的弱智还真差不多可以赶上他哥哥天启了。
当农耕社会的农业被破坏殆尽时,当庞大的军费开支无以为济时,在这个节骨眼上,崇祯做了一个极其低能的决定。他使出了他爷爷的招数,动用强蛮手段：推行毫无理性的“三饷加派”的制度。而提出这一制度并大力鼓吹的人,正是崇祯后期继温体仁、周延儒以后最信任的兵部尚书杨嗣昌。
“三饷”即辽饷、剿饷和练饷。三饷是各有名目的,辽饷是针对辽东后金军的,剿饷是针对流民起事的,而练饷,名义是练兵之用,其实就是为了解决军费。这三饷从里到外,体现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眼前的经费难题,可惜的是,这种解决方法却是“加派”,加派就是在其他赋税之外强行再征收这一部分。这样把政府遗留问题直接转加给老百姓,所以一经推出即引起轩然大波,不但老百姓反对,各级官吏因为有摊派任务,也叫苦连连。对这些意见,崇祯的态度就是：不听话者撤,再严重者斩！
三饷加派对基层官吏和普通民众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它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军队的腐败与战斗力低下并未能解决,过度的强征暴敛还把普通民众与基层官吏推上绝路,官吏不得不贪,人民不得不反,崇祯在政府财政问题上除了强蛮手段外,似乎一筹莫展。
天大地大钱最大
明朝的财政如此紧张,但崇祯是真的没钱吗？错！其实他有钱。他的私银并不比万历少。一个月后,李自成进入北京时,在他的国库里搜出了白银三十七百万两,把李闯王都吓了一跳。这个情况,当时阁臣多数也都心知肚明。所以针对欠饷问题的解决方案,从袁崇焕到杨嗣昌、孙承宗、洪承畴,历届军事首脑们都曾无数次请示过崇祯,他们中间也有很多人暗示崇祯动私银救急,但是崇祯对此并无反应,不是装聋作哑,就是断然否认。
崇祯十七年
前文说了,在用人制度,财政制度上,崇祯都变现得一筹莫展。他既没有能力阻止文官内斗,结党营私,又没有能力解决国家经济问题,无法阻止流民猖獗、军费开支困难的现状,至于军事上的部署决策与知人善任,他也是庸人一个。
这个庸人手中的明室天下其实早就该亡了,即使没有李自成,亡国也是必然的。亡国之势,在崇祯冤杀前辽东督师袁崇焕的那一天就注定了,或者说,在他的哥哥天启皇帝任阉党残杀辽东第一统帅熊廷弼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注定了。在亡明的征程中,这哥俩儿象比赛一样,不遗其力的帮满清铲除一个又一个的对手,又都比赛似的为自己的江山充当了称职的掘墓人。
其实明朝从万历年到崇祯年,虽然一步步走向内忧外困的境地,可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政治与军事人才也在那个时候纷纷出现过,为明室天下能够多存在了几十年,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这几个人的名字将会永远载入史册,他们是张居正、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可惜的是,在这几个光彩熠熠的名字后面,还有这样几个名字,他们是朱翊钧、朱由校、朱由检,这后面的几个充满了耻辱的名字,令前面的光彩人物一生注定活得灰暗而悲惨。
前面的几个人,是为后面的几个人相继清算的,他们一生的悲剧都是后面几个人造成的。尤其是后三个,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作为中国军事史上不世出的奇才,同样也是道德上无懈可击的文官,清算这样的人,对于任何一位封建帝王来说,都本应是最不道德的事情,可惜的是,在这个最不道德的征程里,朱家爷们几个你追我赶,争先恐后,辽东军事败坏,后金能够占领天下,他们出的力不小。以至人们后来说起这段史事,无不悲愤,将之称为“自毁长城。”
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全部都是文人出身,都做过进士,既能行伍又能诗文。他们的文人身份,是明朝文人带兵的军事体制造成的,但也正因此,创造了这三人独特的儒帅性格。
他们也确实当得上儒帅这两个字。因为他们的身上都有很浓的儒家正统观念,从小受正统教育长大,忠君爱国思想浓厚,行为品行端正无私。他们又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强人,在镇守辽东期间,他们继承了前辈徐达、谭纶、戚继光等人的遗志,将明室天下固若金汤的梦想忠实地贯彻了下去。为了修建大明王朝的最后一道屏障山海关,他们也都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前后几任辽东主帅,明朝也因为他们的存在,才令清军多年来始终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进展,甚至曾有议和之念。他们是大明王朝真正的保障,应该说,在精神与道义上,也是最具有威信的旗帜式人物,与他们相比,万里长城,不过是一道道砖墙而已,这些忠心耿耿的军事人才对大明来说,才是真正的长城。
但是,无能无知无情的几代朱家天子,再加上积年不断的阁臣内斗,一步步地毁掉了这道本来固若金汤的长城。
第一个被清算的是熊廷弼。熊廷弼,字飞百,江夏
可惜,在一个已经习惯了纸上谈兵朋党政治的文官集团面前,实干性人才总是因为其稳健作风、特立独行的风范遭人诟病。性格刚正的熊廷弼也不例外。因为与当时的巡按御史荆养高发生矛盾,熊廷弼被其拿一个小小的“杖死诸生”事件做引子,竟然被免去了职务,回家听候处理。
对于熊廷弼来说,这是他仕途上的第一次被打压。世故圆滑的人,当从中吸取教训,以免重蹈覆辙,不过熊飞百却不是那一类人。他在家中沉寂的数年间,没有反思如何练成政治动物,而是仍然关注和研究辽东军事,充满了报效国家之情。
万历四十六年,女真族的新领袖,以十三副盔甲起兵的努尔哈赤突然起兵,攻打抚顺,辽东经略杨镐仓促应战,结果在抚顺附近的萨尔浒被打得大败,戚继光坐下名将刘显之子刘挺、武艺高强的大将杜松等人均阵亡,此战历史上称为“萨尔浒之战”
对于明朝来讲,此战的胜负是关键性的,由此开始,女真与明廷之间的战争攻守之势逆转,明廷为之震动。几十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这次也终于坐不住了,他挑选了人员去辽东。可是闻知努酋凶残,满朝竟无人敢来应征。于是,有人又想起了赋闲在家的熊廷弼。论对辽东之熟悉,谁又能比得上他？
于是,熊廷弼第二次出山,再次进驻辽东。对这位能双手开弓的文人将军来说,这是一个突然出现的转机。
熊廷弼带着文人的天真情怀与武将的英勇禀性走马上任了。他接任了因为兵败而满门被责罚的杨镐的职务。为了安抚这位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的将军,明朝廷赐予了他一个至高无上的信物——可以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命他经略辽东。但事后证明,这把尚方宝剑还真不是个吉物,拿他的人,难保善终。
还没有到辽东的要塞山海关,传来了消息,开原陷落,将到山海关时铁岭陷落,沈阳一带,后金兵出入如无人之地。一时间百姓被屠杀如刍狗,方圆百里炊烟断绝。
在一个大风雪的日子,熊廷弼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了山海关,关城内外,一片狼藉,将士离心向背,斗志萎缩,更有无数将军级别的人已经存有了投降之意。
文人出身的熊廷弼开始大开杀戒,斩降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诸人,斩贪将陈仑,罢免、关押无所作为的总兵李如桢,造战车,制火器,修战壕,整顿军纪,短短数天,辽东军纪焕然一新。
熊廷弼坐镇山海关,经常在大风雪之日出关寻访,在当时,面对后金兵的勇武,很多将领产生畏难情绪。初到辽东的熊廷弼对此颇有体会,他命佥事韩原善去沈阳抚慰军情,韩不敢去,他又命阎鸣泰去,阎走到一半就不敢走了。最后没办法,熊廷弼出关只身前往,在风雪交集中,见到几百里没有人烟的旷野,熊廷弼曾气得放声痛哭。
就是这在这种情况下,熊廷弼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策略：对付女真骑兵,以守为主。这是一个很大胆的提议,古往今来,人们印象中的功臣良将,多为进攻型人才,破关入城,势如破竹,但是如今这位辽东总指挥却提出了以防守为主的方针,怎能不让人跌破眼镜？
但在这个防守的策略下,辽东得以平静。在很多时候,以退为进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面对女真人凌厉的骑兵攻势,丰富的游击战经验,“守”无疑是一个以逸待劳的良策。
可惜的是,在以纸上谈兵为乐事的明朝廷里,阁臣集团因为并不直接接触军事,对保守和稳健的作风从来都是质疑的,而熊廷弼的耿直性格且对不依附权贵的行为也为他们所不喜。明泰昌元年
努尔哈赤的探子向这位女真英雄报告,熊廷弼去职了。努氏大喜,于是发兵,书生出身的袁应泰,被迫应战。
此战对于明廷来说是一个摧残性的打击。明军大败,袁应泰最后只能自杀身亡。但辽沈尽皆失陷,而其间七十余城,竟不战而下,方圆百里,逃得空无一人。
朝中大乱,这时有人又怀念起实干家熊经略。阁臣刘一景面见皇帝,言明：“若熊廷弼在,局面决不于此。”
经抚不和,必然导致最后的失败。熊廷弼很不幸,他是第一个处在这漩涡中的将领。明朝军队的策略之争一直延续了几十年,争论的焦点就是在面对辽东的形势,“守”与“和”是否可行的问题,多年来,面对满清,“守”与“和”这个非常正确的作战策略一直被不懂兵法的所谓阁臣“主战派”打压,也直接影响到皇帝的判断。这年的十月,辽河冰冻,广宁人以为后金军队一定会渡河袭击,纷纷逃窜,兵部尚书张鹤鸣认为辽东形势不稳,要熊廷弼强攻,熊不从。但王化贞却坚持执行这个错误战略,经抚之争,最后以熊廷弼的妥协告终,王化贞几次进攻,无功而返。反而被努尔哈赤知悉了其实力,熊廷弼不得已将指挥部由山海关移至右屯。
决战的日子终于到了,天启二年正月十八日,知悉经抚不和内幕的努尔哈赤率大军进逼广宁,在西平堡
上任不久,孙承宗发现他举荐的辽东新任经略王在晋是个平庸之辈,毅然将他换下,以兵部尚书亲自督军山海关,这一点,在当时一个绝对了不起的行为。为表彰他,朝廷下职,命他对总督山海关及蓟镇、辽东、天津、登、莱诸处军务,并享受特权,可以便宜行事,不受朝廷节制,批给八十万军费供其使用。其风头之劲,一时无人能及,即使当年的戚继光,也未免要甘拜下风。
辽东军备,这时焕然一新。但就此时,在军事上无所不能、深受将领与边关军民爱戴的孙承宗,却没想到,因为在无意间得罪了一个人,竟然在转眼间令自己如日中天的功名事业一下子跌进了谷底。
孙承宗得罪的这个人,就是天启皇帝身边的红人,大太监魏忠贤。
由于孙承宗曾经是帝师现在又是帝国军队最高首长的身份,魏忠贤对他最初采取的是拉拢的姿态。但是孙承宗从不买账,甚至连与他普通的交往都不屑于敷衍,令魏阉怀恨在心。后来孙承宗坐镇辽东时,魏忠贤又派太监刘应坤借犒劳之际表示了拉拢之意。孙仍不理睬,魏忠贤更是大为嫉恨。
天启二年,因为边关失守之事,魏忠贤借机将熊廷弼的过失与东林六君子拉到一起,实施栽赃陷害,并大杀东林党人。因为与上述这几位都交好的缘故,孙承宗非常不齿于魏忠贤的行为。但他也知道,用上奏折的方式根本无法起到什么作用,于是,借给明熹宗上寿之际,他想面陈天启皇帝,希望可以让他诛除魏忠贤。孙承宗刚一上路,此举就为魏阉党羽魏广微所知,报知魏忠贤,于是魏忠贤哭求天启帝,终于令天启帝下了圣谕,以边关重将不得离开驻防之地的要求阻止孙承宗入京,已经到达通州的孙承宗,只得留在原地,而这一次不能觐见天启,对他来讲,所起的负面作用是巨大的。
孙承宗的这一行为,等于是在公开向魏阉宣战。由此开始,魏党诋毁弹劾他的奏折越来越多。终于,孙承宗手上大将马世龙因为一次冒进行动战败,折杀许多将士,这次失败成了阉党攻击孙承宗无能的借口,奏折屡上,而自己当年的学生,现今的皇帝又不能朝见,孙承宗知道,自己下台的时间不会太长了。
天启五年,一直将孙先生称之为“吾师”而不直呼其名的天启皇帝终于下谕了,免去孙承宗的职务,由高弟——魏忠贤的党羽接任。帝王的老师,帝国的栋梁孙承宗倒了。在这期间,天启暴毙,崇祯继位。奇怪的是,被孙承宗贬斥的王在晋居然又东山再起,成为兵部尚书。作为孙承宗的宿敌,他当然力阻孙承宗的复出。这位王在晋打仗不行,但玩起党争的一套却颇有手段,不知他用了什么方式,令得崇祯也不买孙承宗的账。尽管百官多次上奏,但与孙承宗无师生之情的崇祯,不予理睬。于是孙承宗始终不得重用。直至后来袁崇焕身死后,他才再度临危受命。
孙承宗在山海关四年间,堪称是辽东的再造之功臣。他起用了袁崇焕、祖大寿、赵率教、满桂等一批卓越将领,修建关城,抚恤难民,整顿军纪,以一筑城、二驻防、三屯田的计略,使关外防务大为起色,并建立起宁远至锦州一条钢铁般的防线。史称：“自承宗出镇、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也。”
因为袁崇焕崇高的威望,瞩目的战绩,崇祯刚开始对袁崇焕也是寄予厚望的,他对袁崇焕的尊宠程度,在当时无人能及,但是袁崇焕无意中的一句错话,却让这位偏执狂皇帝动了疑心。
明史载,“崇焕入都,先奏陈兵事,帝召见平台,慰劳甚至,咨以方略。对曰：‘方略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愿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帝曰:“复辽,朕不吝封侯赏。卿努力解天下倒悬,卿子孙亦受其福。’崇焕顿首谢。” 袁崇焕说了句不该说的大话,五年平辽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不过崇祯信以为真了,崇祯本人虽然经常说了不算,出尔反尔,但对臣子说到不能做到的行为却极为反感,此人有明君之志,但无明君之德,更无贤君之能,于是,一句错话就此种下了祸根。而后袁崇焕经人提醒,意识到话中有误,再作弥补,声称五年之举,要多方配合才行,崇祯表面应承,但是心中不信,由是两人开始离心离德。
这是因为毛文龙也不是等闲人物,他功劳极大,名声亦佳,更重要的,他也是手持尚方宝剑的主,现在袁崇焕杀他,没经过皇帝,而且还在杀他之后一个月才报告的,当时朝中对此颇有非议。
就是在这个心理基础上,其后出现的一件事,更让崇祯完全丧失了信心。
这个事就是“议和”。
有明一朝,这两个字对任何臣子君主来说,都是烫手山芋,“议和”代表着大汉天下的妥协,代表着绥靖政策,代表着明朝天子的让步,所以尽管议和在当时是一个最可行之路,但是,却无人敢公开以此事作为解决问题的渠道。这个禁忌,一直持续到崇祯死,仍没打破。
所以,尽管明屡战屡败,但基于天子的威严与帝国的尊严,“诸将罔敢议战守。”但在这个形势下,袁崇焕却主动接过了这个烫手山芋,“议战守,自崇焕始。”
太监监军是明朝治军最大的弊端,历史证明,只有有太监参与,军队鲜有不出现问题的,可惜,因为杀太监出名的崇祯也玩了这一阴招。于是,这几个太监果然不负众望,他们听到了这个惊天大阴谋之后,第一个反应是震惊,第二个反应是兴奋,因为发现了一个可以立大功的阴谋事件！原来袁崇焕是间谍,回到京师这个消息马上密报给崇祯。
反间计成功了,崇祯竟然信了！与其说是崇祯信了,还不如说崇祯正想找个借口清算袁崇焕,这次终于来了,于是事实真伪,他甚至懒得再查,何况袁崇焕有与敌和议的事实,有书信,有证据,有舆论支持,有民意呼应,于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大冤案就这样具备了足够的条件产生。就在袁崇焕还在京城外面为大明江山拼死抵抗时,一直好谋无断的崇祯这时很迅速地下定了决心,他急召回了袁崇焕,不等袁崇焕明白出了什么事,马上将其缉拿入狱。一六三○年九月二十二日未时,崇祯帝在平台召见内阁、六部、九卿、科道、大理寺、都察院、锦衣卫等各衙门官员,以议和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前、坚请入城等罪名对袁崇焕处以极刑,磔立决,籍没家产,妻孥流徙两千里,而这一切,由捉捕到定罪,由国家功臣,帝国元勋到成为千古罪人,最后处斩,不过九个月时间。
崇祯的心,这时似乎比野兽更狠,他把自己因挫败感而带来的恐惧心理全部发泄在当年的这位帝国功臣上了。居然判了凌迟罪。凌迟,又称千刀万剐,这是最残酷的刑罚,几个月前,他要剐的人这个人为了他险些丢掉性命,几个月后,他如此回报。
崇祯对袁崇焕的恨其实是在期望值过高时,发现无法实现目标后的一种畸形心理反应,但这只是外因。在内里,崇祯其实对文官集团是非常厌恶的,因为他虽然经常用暴力手段对付这些人,但依然根本无法控制住局面,他总是一而再而三的有种被他们欺骗的感觉,却只能倚仗他们来行事。而在这些人中,袁崇焕崇高的地位与威信,还有那种淡定从容的姿态和把握全局的能力,肯定是深深刺激了他灵魂深处非常阴暗的地方。崇祯用袁崇焕是因为爱其才,但他杀他时,是否也是因为恨其能？这个不得而知,但有一件事是毋庸置疑,在一个明显的莫须有的罪名面前,以如此极其极端的手段对付一个曾经有功于国家的人,崇祯的行事,比当年残杀岳飞的宋高宗过分得更多。这说明他的心态已经处于一种需要看心理医生的非常不正常的状态下了。
袁崇焕在临死前却依然做了一件对得起朱由检的事,他手下的第一大将祖大寿因为主帅被捉而一时激愤,叛出了山海关,袁崇焕在狱中写了一封信,劝他回头。祖大寿回师山海关,继续与清作战,而正当用人之际,崇祯竟然放过了他。祖大寿的回头对明室的贡献是极大的,他回来,不是因为崇祯的天威有多可怕,而是他要打胜仗,救当年提拔自己的袁督师,他甚至提出削职为民,以自己的官阶获大帅一命,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袁崇焕的信救不了自己的命,他老师孙承宗跑回来执掌大局据理力争也无益于事。他还是如期被杀了,除了他在外面打仗的兄弟们和老师孙承宗外,朝中没有几个人为他说话,明朝阁臣的道德底线,在经过长达近几十年的党争斗法后,已经跌到了最低。即使有识之士,也没有人对此发表一句不同的意见。而对袁崇焕最痛苦的事,不是死,而是成为汉奸,成为帝国最卑劣最下流的公敌,这种名誉上的彻底损坏,是中国历史上最极致的迫害。迫害狂朱由检,在这个时候终于发挥了他最有天分的表演。他竟然允许京城百姓论价购买,吃掉这位公敌的肉,于是,中国历史上最惨的一幕爆发了,不明真相的愚民们,在押送袁崇焕处死的途中,他们竟然真的在凌迟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开始吃人了,“咬穿肚腹,直达内脏”。
袁崇焕死的时候不知道天空是否会下起六月雪,或是降下一片阴霾？他心里又会是什么样的想法？也许,当这个命令下来时,他就已经死了,是心死了,被吃也不被吃对他来讲,都不重要了 他已经在九个月前被捉的时候就已经死了,与心死相比,肉身的痛苦并不是最重要的。
从成长的经历上看,袁崇焕是一个比较精明的人,与熊廷弼的刚烈和孙承宗的固执相比,他更变通。也因此,他可以在魏阉时期确保平安,虚与委蛇,并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让崇祯对之充分信任,也没有像熊廷弼和孙承宗一样,多次成为文官集团攻击的目标,可惜的是,他毕竟不政治动物,他是军人,不是政客,最后死在暗箭之下,不是敌人多厉害,而是自己太不擅长“揣摸君意”。他不了解崇祯这个偏执狂,所以送了命。
袁崇焕死了,最应该下地狱的人依然苟活着,而其他留下来的人,都被吓破了胆。“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明史》上这样说,但这本明史,不是明人所著,而是清人所著,朱由检的子孙们始终没有给袁大帅平反。直到康熙二十一年
史书上记载,孙承宗率全家拒守,最后城破被执,因为不屈服被活活勒死,也有一种说法,说他是自尽的,死时“望阙叩头,投缳而死。”
在用人、财政、军事这三个事情上,崇祯连续的下了三盘臭棋之后,发现他最后倚仗的,就只有勤王这个选择了。然而与阁臣的对立,让崇祯成了孤家寡人；与军人之间的对立,使他发现自己根本调不动勤王的军队。无人勤王,这将成为崇祯也是大明王朝最后的悲剧。
两个机会的错失
其实崇祯为了勤王,还是颇费了一些周折。凡有能力勤王的军队,比如当时的吴三桂、左良玉、唐通、刘泽清、刘良佐、马士英等人,他统统加官晋爵,甚至他还想办法给这些军队增加军饷。当然,他的这个办法也不高明,就是逼迫阁臣捐款,这个办法效果甚微,大家到这个时候纷纷哭穷,百官、皇亲、国戚、宦官加起来捐了不过二十万两,这也怪不得众人,在这个事上崇祯一毛不拔,皇上都如此,别人当然不会太卖力了。在钱财的问题上,崇祯表现的出奇的吝啬,经常犯他爷爷万历才有的毛病,这也是个怪事,都死到临头了,他还在想拿别人的钱买自己的命,此人的智商不是个低能解释的了。
崇祯对一生恨尽阁臣,但唯独没有提及军阀,说明他对勤王之师还是有所倚重的。但他却不知道,其实勤王对他来说,不过是个梦话,悲剧早已发生,相对于阁臣与他的对立外,军人和他早已离心。其实早在辽东三帅相继被清算以后,已经不会有多少人肯为他效忠,崇祯是自己断了自己的路。
但在这最后抉择之前,明王朝曾有过两次重要的机会,如果选择正确,也可能会有转机。但是却这两个机会却都葬送在崇祯的手中了。在面对这两个机会时,崇祯的性格缺点与君臣之间的无形对立更加激化,干脆成为摆在桌面上的事情了。
一次是南迁。南迁是在李自成大军压境之后,力图把首都迁往南京以图恢复的应急方案。南京是当年太祖发迹之地,后来又被成祖定为“陪都”,是明王朝又一个根据地。崇祯最早有这个想法的时候还是内阁首辅周延儒在位之时,当时忧于内外交困的局面,崇祯曾私下秘密与这位首辅商议过南迁之议,并叮嘱其不得向外泄露,但后来,这一机密还是传到了懿安皇后
此后崇祯一直思议南迁之事,但此事却遭到内阁大臣的反对,反对者最烈者为曾经成功扳倒过周延儒的内阁首辅陈演,甚至以辞官相威胁。在这种涉及祖宗庙器的大事上,崇祯不敢太过擅专,直至三月,南迁时机已过,崇祯虽有此意,但也无法再做决定。此人也真是狠人,他索性不但自己不走,干脆连太子、家人也全部留下了,只不过他这一狠,成全了后来的满清王朝,让人家不费什么力就顺利接管了大明王朝的一切,且没有什么太大的后顾之忧。而嫡子落陷,更导致后来的南明王朝在王位继承人上暧昧不定,最后形成派系倾轧。这一时机的丧失,是崇祯不智之充分体现。
除南迁外,明朝当时还有一个机会,就是议和。这个想法也是崇祯早在两年前就有的,当时是崇祯十五年,洪承畴所统大军全军覆没后投降满清。松山、锦州失守。崇祯就想和满清议和,以便专心对付李自成、张献忠军。这一决定得到了兵部尚书陈新甲的支持久,他向皇帝坦明：两线作战决无体力。他于是暗中与皇帝筹划对满清讲和。崇祯和陈新甲反复商议,但此事不知如何又走漏了风声音,朝中其他大臣得知,纷纷上奏,反对和议。崇祯对此的反应是矢口否认,说根本没有议和的事,暗里却写手诏给陈新甲,郑重警诫：这是天大机密,千万不可泄漏给让群臣知道。
同年八月,崇祯派亲信又送一道亲笔诏书去给陈新甲,催他尽快设法和满清议和。恰逢陈新甲出外办事去了,这时一件极为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使者将皇帝的密诏留在他书房中的茶几上而去,陈新甲的家童误以为是普通的《塘报》
这种废话式的意见一下子开了头,满朝文武以废话为基准,说了更多形同没说的废话。调兵之事于是压下。二月,崇祯再提旧事,众臣又是老样子,最后只有吏都科给事中吴麟征积极主张调兵,到这个危急时候,明朝的大臣们出于明哲保身,仍然拿不出个准意见。
崇祯心里是非常失望的,但是他也无法可施,因为这个时候,杀人和换人也解决不了问题。最后,阁臣陈演、魏德藻提出折中意见,请吴三桂之父吴襄进京,担任中军都督府都督,共商大计。崇祯马上召见吴襄,问吴襄,可否弃宁远,吴襄表示可行,崇祯再问,吴三桂手上有多少兵可用？这位身世显赫的老将军实话实说,注册八万,可用者三万。
三万！崇祯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明朝军队全盛之时,有百万雄兵可用,如今,能够撑起这一片天的,竟然只有三万！而接下来吴襄的话更让他寒心,吴襄告诉他：“这三万人能够用的也不过三千人可用耳。”崇祯惊慌之极,问这三千人如何能够退敌,吴襄说了实话,这三千人并非进行的军队,而是自己的家丁与兄弟,为培养这股私人力量,自己父子费尽心力,“臣所食者粗粝,三千人皆细酒肥羊；臣所衣者布褐,三千人皆纨罗纻绮,故臣能得其死力。”
可是,历史是不等人的,吴三桂还没来得及赶到,李自成就先到了北京城下。
大败局
一###四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大军开始攻城。
事实上等不到这一天,五天前满朝群臣就已知这场角逐的胜利者是谁了。三月十五日,李自成军队一路势如破竹,到达居庸关时,那位曾表示决不辱君命的第一路勤王大将唐通竟与监军太监杜之秩率部不战而降,这最后的八千人也没能把“勤王”的使命贯彻下去,也就是说,最后为崇祯卖命的连八千人都没有。居庸关是北京对关内的第一道门户,这个门户此时轻易就洞开了。不战而降,在明朝众将中他们当然不是先例,事实上从山西会战开始,这些降将已经是逐级增加了,最搞笑的是,崇祯派去代替自己出征的“替身”李建泰也投了降,这仗,不用打,结局已经内定。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军队进入高碑店,西路挺进西直门外,城墙开始接受炮轰,轰轰之声震天动地,崇祯上朝之时,连脚下的大地都可以感到震动,大家相对而泣,惶恐难当,各自说着不着边际的应敌对策,但心中却都隐隐觉得,勤王的军队不会来了。崇祯却一反常态,显得极为镇定。他呆立那里,在御案上写了几个字,司礼大监王之心发现,随即将之抹去了,崇祯在这上面,写有六个字：“文臣人人可杀。”
这个一生好谋无断、刚愎自用的偏执狂,直到临死之前仍在怨天尤人,一个心中从无感恩之心的人,其实一生也是活在痛苦与积怨之中,崇祯死到临头,仍不悔误。
就在北京告急之时,崇祯一直期盼的吴三桂的军队一直没有出现,由山海关出发,三百里的行程居然拖了四天还没有到。不知道吴三桂此时是什么心情？可能他也知道自己要打的是一场必败的战争,而因此心情极度复杂吧。
没到中午,西直门就被攻下了,接着,平则门、彰义门全部失陷,军队围了上来,守城的军士几乎一点战斗力也没有。潮水一般的大顺军队围住了北京城,后人如此形容“四面如黄云蔽野”——四面全是穿黄色衣甲的大军。
三月十八日一早开始,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但这雨并没有挡住大顺军队的攻势,李自成开始冒雨攻城,明军开始放空炮了,当然这于事无补,最后连空炮都放光了。李自成开始在彰义城外喊话。
这是李自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帝国的最高首脑间对话,虽然他们并没有亲自见面,替他们传话的是一个名叫李国祯的守将,但是,其实他们之间已经开始有了真正的对话,这次,不是一个流民与帝皇在交流,而是一个胜利者与一个丧家犬的对话。
李国祯要求自己为人质,令李自成派人去谈判,李自成狂笑道：“何用人质！”胜利者已经不需要在那些细节上费口水了。李自成提出了条件——“割地求和”,并精心挑选了一个特使——崇祯一度宠信的投降太监杜勋前去谈判,当崇祯看见杜勋的时候,这个场面一定会令所有人百感交集,崇祯自己呢？依然怨天尤人吗？
李自成的条件很简单：划分天下,赏银一百万两给他的军队,承认陕西和山西为其封国,作为条件,大顺与大明联手,抗击清军,保卫辽东。
平心而论,这个条件开的不错,李自成虽然起事多年,但多少还是对崇祯给了几分面子,也许在潜意识里,这位流民领袖还认为,崇祯罪不至死。而他自己也确实还没有足够的准备,想要征服整个天下。任何有头脑的人,对这个条件都应好好考虑,崇祯当然明白这一点,可惜这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家伙又开始玩起了他一贯的伎俩,他想找一个人挺身而出,替他接受这屈辱的绥靖政策,这个人,是他现在的传话筒,日后东山再起、局势稳定时,就如同当年的周延儒、陈新甲一样,再成为他的替罪羊。
崇祯开始问计,但满朝文武,谁不知他的心意,以前每逢议事时,还有几个人说点不着边际的话,今天,无人发出一言。崇祯无奈,直接问内阁首辅魏藻德：“此议如何？今天事情到了这地步,你只说一句,行还是不行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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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败局
曾经非常漂亮的将崇祯第一阁臣周延儒干掉的魏藻德一言不发。崇祯不悦,再次追问,还是不说。
崇祯看群臣,一片哑然,崇祯气得头疼了。三个月前,他碰上这种场面肯定要大开杀戒,但今天,杀人的人已经没有了资格了,他不能再杀了,杀完之后,下一个就是他了。
谈判破裂了。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崇祯,不能接受这一极具诱惑力的要求,当杜勋走后,他气得险些动手殴打魏藻德,但此时,这位暴戾天子所做的,也只不过仅此而已。
崇祯此时可用的,已经没有几个人了。曾经,他手下有用兵如神的袁崇焕,深谋远虑的杨嗣昌,忠心耿耿的孙传庭,威仪天下的孙承宗,还有见识卓越的洪承畴,战无不胜的曹文诏,而此时,除了一个慢吞吞的吴三桂以外,他一个可用的人也没有了。他写了一封自欺欺人的诏书,胡吹了一些“朕将亲率六师以往”的大话,然后急忙召见驸马巩永固,要他率家丁护送太子南行。巩永固告诉他,这是不可能,一是按明律法,哪敢蓄家丁？二是,城外全是李自成的人,这些人如何有战斗力对付李自成的精锐军队？愚蠢的崇祯,为了一时之气,也连累了他的后人注定不能活着离开北京了。
最后可用的人,只能是一个叫王承恩的太监了,此人倒是一个真正的忠心之士,崇祯命他备好武器和人员,做最后的挣扎。
三月十八日,李自成再次攻城,这次,又是崇祯宠信的一个太监出来了,太监总管曹化淳开了城门。这位曹化淳,当年在联手周延儒赶走温体仁一事中,是个关键人物,这次开门计划,是他早就和大顺军密谋好的。彰义城门一开,平则门、德胜门全开了,北京外城全部陷落了。
崇祯如惊弓之鸟,他问大臣：“外城破了,怎么办啊？”阁臣们纷纷回答：“陛下之福,不用忧虑,实在不行,我们巷战,誓不负国。”这是世上最大的谎言,几小时后,城还没全部沦陷,说这话的人大多数都投了降,这里有兵部尚书,也有皇亲国戚,当然也有那位一言不发的总理大臣,整个过程,没有一场巷战发生。三月十八 夜,内城攻破,李自成军队进入北京,此时雨仍未停,炮火硝烟 ,细雨竟然夹着雪花,在烟雾中洒向北京城。
崇祯还在等着奇迹,当他听说城已经完全陷落后,问：“大营兵呢？李国祯呢？”这位李国祯是京城禁卫军头子,也是一开始自愿给李自成做人质的那位,此时,他早就逃命去了,军队全部溃散了。崇祯终于明白,除了一个太监王承恩以外,他身边已经没有一个人可以用了,更不会再有多一个人会为他献身。
崇祯与王承恩等人来到乾清宫,在逃命之前,他还有心事未了。
北京城内炮火纷飞,人声沸腾,但乾清宫内,一片死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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