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1951～1956年,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生。1983～1990年历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校长；曾任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禁令下的爱情
在苏联留学期间,江平遇到一段真正的爱情。这段爱情故事先甜后苦,让江平刻骨铭心。
战后的苏联,满目疮痍；战争中男性大量死伤,酿成社会上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中国男生颇受苏联女性欢迎。这可能也是出国前宣布的纪律中,首要的一条即“禁止与苏联女性恋爱”的重要原因。
但对于江平来说,“我胆子比较小,没有敢在这方面有所尝试。我觉得,不同民族之间差异很大,无论是性格还是习俗,沟通难度很大,甚至根本就没法沟通。所以那时候尽管一些中国留学生都跃跃欲试,想娶个苏联姑娘回来,但我还是不敢去尝试”。
江平等人在出国前集训时,已被明确吿知：不管是中国留学生与外国学生之间,还是中国留学生内部,都绝对不允许谈恋爱。这是一条铁的纪律。1954年4月,与江平一道留苏的穆谟和司马念媛就撞到了这条禁令的枪口上。
囿于三令五申的恋爱禁令,穆谟和司马念媛的恋爱完全处于地下状态。但后来,司马念媛想公开这段恋情,就跟代表组织的刘鉴汇报。这下子,他们都面临着被处分。
1954年4月,穆谟以“调回国工作”为由,被勒令离开苏联归国。穆谟回国时,江平、魏敏和吴建璠还赶到车站送别。古川在其回忆文章中提及,这件事后没几天,高等教育部在1954年4月19日专门发布《关于颁发留学生管理注意事项的通知》。其中第七条规定：“为了集中全力完成学习任务,对恋爱问题应自觉约束,正确处理,在留学期间,不得结婚。”
由不得恋爱变为不得结婚,中国留学生内部谈恋爱的禁令实际上悄悄放开。江平和陈绥的相识相知由此开始。
江平与陈绥的相识,与穆谟不无关系。穆谟回忆说：“那时派到苏联留学的女同学很少。跟我们来往较多的,除了司马念媛就是陈绥。司马跟我在一起,女生就剩下陈绥了。陈绥长得不算太漂亮,但人挺好。我走的时候跟陈绥说,江平特别好,你可以考虑跟他好。我跟江平在一起时,也常说陈绥的好话。就这样,陈绥和江平后来好上了。”
陈绥比江平低一个年级,于1957年回国,被分配到北京政法学院。回国不久,他们在短短的时间内结婚又离婚,成为大时代背景下个人悲剧的典型。
洞房花烛夜
1957年7月,江平的女友陈绥学成归国,可能出于对他们的照顾,陈绥也被分配到北京政法学院刑事诉讼法教研室。
陈绥是1952年去苏联留学的。她们这批留苏生出国前,已经在留苏预备学校完成近半年的俄语培训,使这批学生在苏联,不再像江平他们那样先学一年俄语,而是直接接受为期5年的本科教育。
江平和陈绥相恋后,在苏联度过两年多幸福时光。由于允许恋爱、禁止结婚的政策,江平和陈绥约定：等陈绥回国即完婚。
陈绥在北京政法学院报到后,两人便举办婚礼。江平当时在北京政法学院民法教研室的同事李逸尘具体操办这次婚礼。他说,“他们的婚礼很简单,请了一些朋友和同事,我记得有陈汉章。大家来之后,一起说说吉利话,吃了几块糖。他们喝了两口水,权作交杯酒。大家说,你们亲亲吧,他俩接个吻,这样就算结婚了”。对于这次婚礼,江平回忆说：“我们是在三号楼里结的婚。一些朋友来祝贺,场面很热闹很温馨。大家都觉得两个苏联回来的留学生结婚,多少有点新奇,这样的情况至少在北京政法学院不多见。”
在那人生的大喜日子里,他们对未来一定充满憧憬吧？殊不知,命运的魔掌在那个时候,已悄悄伸向这对新人……
离婚
被划为“右派”,对年仅28岁的江平确是很大的打击。这种遭遇等于说,将参加革命近10年的江平,从此将不再会被称为“同志”,他将成为革命的对象,他必须努力地自我改造以便早日回到人民的阵营……这对于刚刚从苏联留学归来的江平,不啻是一场噩梦,至少在当时看来,他的政治生命已经终结。
但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新婚妻子陈绥在组织的压力下,向江平提出离婚。
陈绥是著名国际法学家陈体强的侄女。她父亲曾担任国民党高级官员,由于该原因,1949年后追查出身问题,组织认为她出身不好,在政治上曾给过她不少压力。
新婚未久,厄运降临到了这对新婚燕尔的年轻夫妇头上。
时任北京政法学院刑事诉讼法教研室负责人的张子培,这位来自华北革命大学的老干部给陈绥提出两个选项：要么与“右派”分子江平继续生活,不划清界限,但入党转正问题免提；要么与江平离婚,划淸界限,组织方面会考虑使她成为正式党员。
陈绥沉思良久,最终选择后者。在离婚之前,江平的三姐江伟珣也曾前去劝阻陈绥,她回忆,“我说,我弟弟会改造好的。但因为陈绥是预备党员,她要不离婚就不好转正,我劝也劝不住”。
关于江平和陈绥的离婚,坊间有各种各样的传闻,如两人离婚后,还一起去吃“最后的晚餐”,随后两个人又抱头痛哭。
如果说意气风发学成归来即被打成“右派”分子是当时江平经受的第一重打击,那么新婚燕尔的妻子陈绥提出离婚,则是江平肩上所承受的另一重打击。
江平的苦闷
数十年后,回忆起这段让人心碎的往事,江平依然感喟不已：“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们不是因为感情原因离婚,是因为政治原因才迫不得已离婚的。现在想起那段时间,还是心有伤痛。结婚刚刚一个礼拜,就被划为‘右派’分子；划为‘右派’分子不久,又匆匆忙忙离婚,世间的悲惨最多也就这样了吧！”
更让江平难以接受的是,陈绥与他离婚没多久,又与他人组建新的家庭。江平说：“这个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打击。我仍然被过去的恩爱无情折磨,她却表现得如此无情无义。”
我们无法获悉陈绥当时内心的想法。1957年12月13日,北京政法学院的《政法院讯》第2版刊登的一篇报道中,提及陈绥和她跟江平的离婚,从中我们或许可以一窥端倪：
陈绥说,昨晚看了“桃李劫”,深深体会到个人前途和国家前途的关系……。想来想去,根本问题是有无决心和革命不革命的问题。此外母亲可能搞不通,但走不走在我,我绝不会受他影响。至于和爱人分开也没什么,过去人家革命,多年和家庭分开不是有的是吗？这正是很好的考验。
李桂芳告诉笔者一个细节：1958年3月8日,“三八国际妇女节”,北京政法学院的广播里发布消息,说陈绥已经与“右派”分子江平划清界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离婚后的江平,苦闷万分。但好强的他,又从来不愿意在别人面前流露出来。再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右派”分子普遍被视为“过街老鼠”,被划为“右派”后夫妻反目、亲朋绝交的悲剧比比皆是,估计也没几个人愿意搭理江平。江平在口述自传自序中写道：“我一生中真正能称得上是故友、至交的人几乎没有,这可能与我的人生信条‘君子之交淡如水’有关吧！也许是因为自己年轻时被划了‘右派’,故友和至交逐渐离去,人情淡漠,我也不敢奢求于故友和至交了！”此感叹良非虚言。
在当时山穷水尽的绝境中,住得不远的三姐江伟珣成为江平唯一的倾诉对象。江伟珣介绍说：“那时候我妈住在和平里,我们都骑车去,我从北医走,他从政法学院走。我去,我妈妈欢迎,我有孩子；他去,我妈妈口头上不欢迎,说你成家了顾不上来就好了。他每次去,我妈都牵挂他,又离婚,又没再成家,一门心思让他再娶一个。”
2005年江平出版《信是明年春自来：江平诗词选》,我们才发现,即便在10多年后,其中好几首诗词都依稀可以看到这段失败的婚姻的影子——
1969年春,江平写下《如梦令·无题》：
如梦如雾似非,半依半恨还悲。
风流曾无限,朦胧眼底成灰。
成灰,成灰,伤心往事莫追。
1973年9月15日,写下《鹧鸪天·无题》：
已是死水寄此生,何事昨夜又双逢。
春柳拂地疏狂态,秋瞳剪水旧时情。
音难辨,影分明,从来三万六千梦,唯有此梦忆得清。
20年后,江平在《忆秦娥·无题》中,仍然对这段婚变难以释怀：
心儿醉,桂花枝头桃花媚。桃花媚,秋波何坚,灵台何脆。
雀儿山上尽皆美,少年梦中浑是味。浑是味,而今忆起,情思难退。
心儿碎,覆巢之下尽成罪。尽成罪,欲笑无因,欲哭无泪。
沧海已逝空剩水,巫山不见彩云坠。彩云坠,破镜难补,破心难熨。
诗乃穷而后工。江平内心的痛楚,声声溅泪,字字泣血,莫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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