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秋天,徐枕亚和兄长徐天啸、文友李定夷等一行人奔赴北平,与刘沅颖喜结秦晋之好。那场轰动京城的婚庆是江湖上的一个传说,成为人们久久津津乐道的谈资：那时节天高云淡,大雁南飞,牵走了游子的目光,牵不走的是北平西单同和堂花团锦簇的热闹气氛
民国元年,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恋爱的徐枕亚来到上海,以忧郁的心情开始写自传小说《玉梨魂》。他在案头置酒一壶,干果一碟,每天八九百字,边写边唱,信笔拈来。不料一纸风行,《民权报》连载后,报纸销量直线上升,小说未载完,无数男女青年早已泪水湿衫。一时洛阳纸贵,《玉梨魂》一印再印,出了五六十个版本,又被排成舞台剧,改编电影,在上海滩引起了山呼海啸般的反响——这本书也由此成为鸳鸯蝴蝶派的开山之作。
《玉梨魂》是骈文体小说,古文修养不好的人难得读懂。本应属于贵族阶层的一本读物,却成功猎获了平民读者,范围如此大,影响如此广,历史的吊诡之处常常令人费解。《玉梨魂》延续了元《西厢记》、明《牡丹亭》、清《长生殿》的余波,才子佳人故事一脉相承,又恰逢民国初肇,渴望走向新世界的读者们期盼阅读现代爱情小说。《玉梨魂》旧瓶装新酒,正好满足了读者们的胃口。
徐枕亚,原名徐觉,别署泣珠生、东海三郎、青陵一蝶,江苏常熟人。他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徐鸿基是地方名儒,父亲徐懋生屡次应试未获功名,在私人学馆里当教书先生,业余爱赋诗作词,著有《自怡堂丛钞》。受父亲影响,徐家兄弟二人在诗文上格外用功,乡梓有“海虞二徐”之美誉。
徐枕亚和饶汉祥都是樊增祥的入室弟子,各有一枝五色笔,诗文闳丽,笔札精妙,深得乃师器重。但两人的遭遇却有天壤之别。饶汉祥因结识了黎元洪,黎倚为左右手,委任总统府秘书,青云直上,名满天下。徐枕亚选择从文的道路,《玉梨魂》一炮打响,但是作为鸳鸯蝴蝶派的开山鼻祖,他的个人生活并没有因为《玉梨魂》的成功而走好运,恰恰相反,生活惨史由此拉开序幕,一步步滑向万劫不复的深渊。迭遭惨运后,虽有才情,也只能流寓上海滩靠卖文卖字为生。文人之幸与不幸,莫非冥冥中另有安排？徐枕亚死于咯血症,弥留之际他语含酸楚对满面泪水守候在床头的哥哥徐天啸说：“余少年喜事涂抹,于文字上造孽因,应食其报。”
伤心客,奈何天,绵长一部惨剧,血泪斑驳。
旧时代的儿女私情
1909年,21岁的徐枕亚经同乡名绅苏高鼎介绍,前往无锡西仓镇鸿西小学堂执教。他坐在一辆马车上,蓝布长衫衣袂飘飘,初谙人事的青年出门远游,步履轻盈行囊也轻盈,黑色藤条箱里除却几件换洗的衣物外,就是一些古色古香的线装书了。一套庚辰本的《红楼梦》,一本几乎快翻破了的《西厢记》,一本购自县城西郊书摊的手抄本《珠沉玉碎词》,作者不留姓名,字如■,是徐枕亚的珍爱藏品。此外,藤条箱里还有他日积月累写下的800余首旧体诗词。早春二月,乍暖还寒,道路两旁的柳枝开始变软,柳芽悄然萌动,几声啼莺,初听冷清,细品隐约有春闹枝头的一缕热烈……大地上的一切都预示着春天快到来了。
上一年岁末,3岁的末代皇帝溥仪被人抱着哄着哭闹登基了。年号改称“宣统”后,风雨飘摇的清廷不甘心大船将沉,1909年3月,颁布“预备立宪”诏令,想要扶大厦之将倾。但是已经晚了,变革良机已过,等在前方不远处的是腥风血雨的革命狂飙。
此时徐枕亚身处江南一隅,风声鹤唳的大时代暂时还离他太遥远了。这一年的徐枕亚一直沉浸在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中——那场爱情如此令人心碎,宛如冬日屋檐下的冰凌,既有晶莹剔透的美丽,更有寒彻入骨的冰冷。
徐枕亚在鸿西小学堂任教期间,借宿于西仓著名书法家蔡荫庭家。蔡荫庭已故,留下两个儿子光辅和君弼,先后婚配。不幸的是两个儿子寿命都不长,中年丧亡,蔡家只剩了满门寡母和孤儿,默默吞咽着生活的酸楚。
常言道：寡妇门前是非多。徐枕亚栖身的学馆,正好与寡妇陈佩芬的宅屋遥遥相望。陈佩芬是蔡荫庭的二儿媳,年轻守寡,独力照顾一家老小。她生有一子叫蔡如松,是徐枕亚班上学生。徐枕亚闻知陈佩芬的遭遇后,既钦佩又同情,加上蔡如松学习成绩优秀,性格逗人喜欢,孤独中的徐枕亚,便将一份寂寞的爱心用在了如松身上。而不到30岁的寡妇陈佩芬,既慕徐枕亚之才,又感激他对自己儿子的精心栽培,两人暗生情愫,感情日深。有一天,徐枕亚自学馆归来,发现房间大门洞开,桌案上的书籍明显被人动过,检查后发现自己所写《石头记影事诗》小册子不翼而飞,搜遍房间也没找到,又从地上拾到女子簪于发髻的荼縻一朵,看上去眼熟,这才悟出小册子是被陈佩芬拿走了。于是,徐枕亚写了个字条,让蔡如松带给他母亲,陈佩芬亦如此照办。一来二去,书信往来,蔡如松成了空中传情的那只鸿雁。
一出爱情戏,没等锣鼓敲响,早已迫不急待开场了。发展到后来,男女主角都无法自拔,白天写诗填词,遥相唱和,夜晚翻墙敲门,月光下频频幽会。徐枕亚曾夫子自道：“余著是书,脑筋中实未有小说二字,但愿读者勿以小说眼光看余之书。”他还说,如果读者把这本书当小说看,认为他是随波逐流之可怜小说家,他将会掷笔长叹,捶胸痛哭。若干年后,常熟地方的文史工作者发现了徐、陈当年50多封来往书信和诗词,更是为徐枕亚的夫子自道作了铁证。当年残留下来那些信笺已经泛黄,泪水滴落过的小圆圈,仿佛陈年凋零的花瓣,静默地讲述着旧时代儿女私情的故事。
在徐枕亚、陈佩芬留下的那些信札中,到处能见到泣血文字。
徐枕亚在信中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卿也……我读卿字能不想前思后,百感交集而不大恸乎。故当时又悔又恨又痛又急,不觉泪如泉涌,又邂旁人,欲放声大哭一场而亦不可得,只得吞声饮泣,气噎昏迷。此夜之苦实为生平所未曾经过者。”
年青寡妇陈佩芬这边,用情更是至真至深：“我恨不将身化鸟,飞到床前……奈何,奈何。夕阳虽好,恐红不多时,君情既如此,我何忍乎,或今宵,或后夜,请自妥排行计,我处早已妥排,老姑小女宿外处,夜则无人在内,惟一主一婢,若蒙星夜光临,我门户不扃。”“昨午接血书,如摘我心肝,见字此时,心实痛难止,不如速死……”即使是女性生理的特殊时期,双方也渴求黑夜相见,“今者我有一难言不得不实告,此时恨我红潮到,奈何奈何。乞君肯待四五日否？望伊原谅,此实确语,君勿生疑心,幸甚。君若不肯待我,过期即今宵十二钟时,可到我处一会,虽不能度两情,足慰相思耳……”
他们提心吊胆偷吃禁果,分明是真实场景,却恍若一场梦幻。旧时的封建年代,男女偷欢是美丽的陷阱,一旦发觉,后果不堪设想,绑石沉井的下场比比皆是。他们如干柴烈火般勇猛燃烧,在极度恐慌的境地中体验生命的极度欢乐,彼此都心存一丝侥幸：希望最坏的结局不会发生。
让人不堪的是,该来的还是要来。有一天,枕亚写给佩芬的信半路被人截获。那显然是一场有预谋的行动,徐、陈偷欢的蛛丝马迹早已被人盯梢,儿女私情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自然是伤风败俗的丑事。此时正值学馆假期,徐枕亚仓促逃回老家常熟避难。留下孤立无援的陈佩芬,独自应对恶俗的环境。
这件事最后平息得有些让人意外。学堂负责人蔡子平是新派人物,早年留学日本,思想开通,不仅对此事未作深究,且前去说服了蔡氏家族的族长、蔡子平的胞哥蔡子兴,请蔡家掌门人高抬贵手。
这对野鸳鸯中,最伤心的人是陈佩芬。虽然族长没有声张,但知晓这件事的族人大有人在。脸面已丢尽,恋人又消失,每当静夜思,顿觉万箭穿心。她想去寺庙当尼姑,却又放心不下儿子如松。仿佛置身在一个黑暗的隧道里,看不到光明的那一头,只能在血与火的炼狱中倍受煎熬。
终于,陈佩芬还是从泥淖中挣扎出来了。恋爱中的女人心思特别细腻,像树间缠绕的青藤,织出一片温柔和体贴。佩芬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要将自己一手拉扯大的侄女许配给自己的情人……
陈佩芬的侄女叫蔡蕊珠,是徐氏惨剧中的另一个女主角。
波涛汹涌中的诺亚方舟
当徐枕亚在一场疯狂的爱情中折腾得天眩地转时,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历史的行程被改变了。
民国成立后,上海兴起了一个办报热潮,仅同盟会就办了五家报纸,分别是《民立报》、《天择报》、《民权报》、《民国新闻》、《中华民报》。1912年3月28日,同盟会又一家报纸创刊,名为《民权报》,负责人周浩,主要撰稿人戴季陶、牛辟生、何海鸣等,这一群热血青年,即使在激进的革命党人中也是狂飙派。他们对当政者的批评苛刻严酷,经常见诸笔端的是谩骂。如财政总长熊希龄与四国银行团签订垫款章程后,戴季陶发表的一篇时评只有四句话,标题为《杀》：“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这种杀气逼人的行文风格,是当年的真实写照。
戴季陶与徐枕亚的哥哥徐天啸是好友,多次邀请天啸来报馆共事,都被他以“学业未竞,不愿中辍”的理由婉拒了。但是他向报馆推荐了弟弟徐枕亚、文友吴双热。
吴双热拿着报馆邀请信来找徐枕亚时,徐正处在偷欢暴露后的痛苦期。饱受冷眼和人们背后的指责,这是一重痛苦；见不到情人陈佩芬,这是另一重痛苦；佩芬欲将侄女蕊珠许配给他,徐母百般阻挠,这是第三重痛苦。水深火热的生活,他难于再忍受,因此,看过信后,徐枕亚当即答应前往上海。第二天,他收拾好行李,和吴双热一起搭乘小火轮顺长江而下,要去开始全新的生活。
在《民权报》报馆里,徐枕亚主编新闻,吴双热主编副刊。为了更吸引读者,《民权报》在显眼位置刊登布告,广泛征集小品文字,迎合沪上小市民心理,“众生相、滑稽谱、自由钟等名目,非以嬉笑怒骂之笔出之,必不能博得传阅者之赞赏”。围绕着《民权报》的是一个滑稽有趣的现象：一方面报馆成为革命党的大本营,版面上宣传革命和打打杀杀；另一方面报馆云集了徐枕亚、吴双热、李定夷、刘铁冷、蒋箸超、包醒独等旧派文人,俨然成了早期鸳鸯蝴蝶派才子们的俱乐部,副刊上儿女相思,卿卿我我,泪水浸泡哀情文字,蔚为大观。《民权报》副刊除了辟有“袖里乾坤”、“今文古文”、“瀛海奇闻”等栏目外,还大量刊登长篇连载小说,给了徐枕亚等第一代鸳鸯蝴蝶派文人们成长的空间。
报馆里很多同事都是同盟会员,与一群革命党为伍,徐枕亚有些落寞。对于徐枕亚来说,革命似乎是别人的事情,与他不相干,这个典型的旧文人,恪守“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的古训,在波涛汹涌的大时代面前,他选择了躲进诺亚方舟用文字造梦,每天除了在报馆编辑新闻稿外,就是与三两知己喝酒聊天。闲暇无事时,他想起了远方的情人佩芬,于是铺开纸墨,将那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渲染开来,撰写成自传小说《玉梨魂》。据好友李定夷回忆：《玉梨魂》一书“全仗风花雪月的词藻,弄月吟风的诗篇,穿插其间,引人入胜。每天写八九百字,并非一气呵成,枕亚有酒癖,有时案头置酒一壶,干果一碟,边写边唱,似乎是信手拈来,谁料后来一纸风行,为人侧目呢！”
那虚掩的门扉,那紫檀木的神龛,那雕龙绘凤的屋檐斗拱,那飘浮于幽暗夜气中的一灯如豆,那混杂墨水、眼泪和血滴的信笺,那夹在线装册页中的梨花瓣书签,那女子■发髻的一朵荼縻……浮现在脑海里的情景历历在目,带着昨日的体温和气息。徐枕亚沉湎于幻境,在报馆里乘兴走笔：“瞥见一女郎在梨树下,缟裳练裙,亭亭玉立。不施脂粉,而丰致娟秀,态度幽闲,凌波微步,飘飘欲仙。时正月华如水,夜色澄然,腮花眼尾,了了可辨,是非真梨花之化身耶？”读这样的文字,让人想起《聊斋》里的女鬼,那些美丽可爱又富有智慧的精灵,是文人们心中永远的寄托。
留得断肠文字在
先说《玉梨魂》的故事梗概：无锡乡间教书先生何梦霞与房东年轻女寡妇白梨娘掉进了爱情的漩涡中,经常书信往来,酬唱诗词。白梨娘身陷名门世家,不可能再嫁,于是介绍小姑筠倩与梦霞订婚。梦霞内心仍爱梨娘,始终摆脱不掉她的影子,而筠倩也因被强行指婚而郁郁寡欢。不久梨娘和筠倩相继病逝,何梦霞东渡日本留学。辛亥革命爆发,何梦霞回国参战,在武昌之役中阵亡。
书中男主角何梦霞是徐枕亚的夫子自喻,白梨娘是陈佩芬的化身,小姑筠倩无疑则是徐枕亚的第一个妻子蔡蕊珠。略微不同的是,蔡蕊珠并非陈佩芬的小姑而是侄女。
前面说过,无锡名书法家蔡荫庭有两个儿子,分别是光辅和君弼。蔡蕊珠是蔡光辅的女儿,陈佩芬是蔡君弼的妻子。蕊珠两岁丧父,三岁丧母,先是被蔡氏家族中一耳聋老婆婆收养,后来回到婶婶陈佩芬身边,佩芬把蕊珠当亲生女儿一般对待。
陈佩芬与徐枕亚的恋情暴露后,情人再也做不成了,陈佩芬首先想到的就是让侄女蕊珠去填这个缺。这年蕊珠17岁,“虽幼失学,而德容言工,四者咸备,论貌亦不弱,佳遇也”。枕亚初始推辞,佩芬态度执拗,言词近乎于央求,又请校长蔡子平出面说媒。枕亚踌躇不定,去请示其母,其母坐在一团昏暗的光线中,手捻佛珠低沉地说道：大户人家的千金,哪里过得惯贫寒的生活？其母谭氏性情苛酷,这样的回答,为将来的姻缘预先埋下了祸根。
然而当时,徐枕亚并未想到婚姻会是那么青涩的一枚苦果。哥哥徐天啸极力怂恿,1910年冬,徐枕亚在一种复杂的心境中与蔡蕊珠完婚,洞房花烛,灯影飘摇,去揭红盖头的时候,他心上既有甜蜜和幸福,也有酸楚和惆怅。
度完蜜月,徐枕亚携新婚妻子回常熟,“从此无展眉之日矣”。其母谭夫人怔忡病间隔发作,动辄斥责儿媳蕊珠,夹在风箱中间的徐枕亚,忧母虑妻,终日只能借酒浇愁。
徐枕亚到上海《民权报》后,家庭惨剧越发升级。据徐枕亚在《亡妻蕊珠记事》一文中披露：当年佩芬将侄女蕊珠许配给他,族中多数人是反对派,指责佩芬不该将侄女嫁外乡人,何况男方还是一文不名的寒士。族人愤愤不平地说,蕊珠到底不是她亲生,不惜坑害一生,何其狠毒！
徐枕亚与蔡蕊珠结婚后,蔡氏族人依然围绕陈佩芬争吵不休,又有蜚短流长,说蕊珠嫁到徐家后饱受婆姑虐待,日子过得极悲惨。杯蛇市虎,群情汹汹。一日,有好事者邀集结伴,乘船来到常熟徐家,登门闹事,出言横蛮,口口声声道：“我们蔡家金枝玉叶的小姐,岂能做穷婆子？从没见过她这般窝囊的！”谭夫人一生跋扈惯了,哪里受得了这个气,当场与蔡氏族人一顿对骂,等那群咆哮的女人们走了,叫出儿媳蕊珠,令她跪下,手握鸡毛掸子问罪。蕊珠眼泪婆娑,低头不语,一串不断线的泪珠扑哧往下掉,地上砸出了一圈小水坑。
这场风波导致了徐枕亚的第一次婚变。谭夫人强迫儿子写了休书,要枕亚休掉妻子蕊珠。遭致谭夫人训斥的当晚,蕊珠惊恐疑惧,独坐于黑暗中默默流泪,彻夜未眠。徐家召来亲戚们商量,亲戚们说,谭夫人如此闹法,不休掉蕊珠怕是不行。枕亚暗地里对蕊珠说,只好委屈你了,我们办个假离婚。此话一出,蕊珠更是泪眼婆娑,哭成了泪人。
徐枕亚在《亡妻蕊珠记事》中伤心地写道,蕊珠“略受高堂训责,惊犹疑惧,交迫于胸,亦复深坐颦眉,姬姜憔悴,爰与亲友磋商,决以母病为重,用权术遗君大归……”文中“略受”二字是为长辈讳,蕊珠终日颦眉寡笑,当是事实。母亲的“病”,是越来越严重的怔忡病,借口让母亲安心养病,让蔡蕊珠回到无锡西仓镇娘家,其中用的“权术”就是假离婚。荒谬的故事,夹杂着说不尽的辛酸,故事主人公的一番良苦用心,苍天明鉴。
徐枕亚有《悼亡词一百首》、《杂忆三十首有序》、《杂忆补遗十首》,叙述他与亡妻蕊珠的情缘,其中“杂忆”第32首写道：“廿亩荒田是祸胎,家庭从此启嫌猜。人情轻薄吾无怨,贫贱夫妻本可哀。”诗后他含泪笺注：蕊珠初嫁,有奁田廿亩,其后蔡家忽然变卦,吝惜不与,徐母谭夫人性情乖张,得不到蔡家20亩田地的嫁妆,迁怒到儿媳蕊珠身上,从此埋下祸根,蕊珠难为儿媳矣。
蔡蕊珠返回故里后,蔡家人又改了口风,认为婆媳关系不和,责任在夫婿,女子既已嫁人,就不应常住娘家,要赶她离开西仓镇。蕊珠无所适从,她内心的苦处无人知晓。托人给上海报馆的丈夫带信,徐枕亚让她悄悄来上海,不要对外界透露任何风声。1916年冬天,蕊珠穿一件滚边玉色湖绉短袄,素雅中透出冷艳,乘船来到沪上。此时徐枕亚正与刘铁冷、沈东讷诸君创办《小说丛报》,疲于笔墨应酬。见到夫君,蕊珠哭倒在他怀里嘤嘤私语：“妾生是君家人,死是君家鬼……”枕亚抚着蕊珠柔弱的肩膀安慰道：“汝来大佳,余正感旅居寂寞之苦,今当与汝组织一小家庭,稍享人生乐趣。”于是购置家具,租赁房屋,临时栖居于虹口之余庆里。
据《徐枕亚年谱》载,1917年1月,谭夫人得知枕亚与蕊珠以前是假离婚,已在沪上租房过日子,便与长女徐丽华赴上海兴师问罪。又是一场不堪入目的惨景：谭夫人喝令蕊珠跪下,蕊珠尚未开口申辩,姑姐徐丽华冲上前去,一把揪住她的头发按在地上重重地撞击……婆媳、姑嫂间的纷争,徐枕亚称之为“夙孽”。这前世的冤孽似永无完结之日,直到后来蕊珠生下一子,枕亚取名为无咎,以为从此可以不咎既往,无灾无难,一门欢悦。然而到了1922年冬,一场纷飞的大雪,预兆着恶梦到了尽头。
徐枕亚回忆说,在家庭惨剧痛苦的纠缠中,他经常借酒浇愁。妻子蕊珠想要劝他,往往欲言又止。她怕徐枕亚离开了酒精会更加痛苦,于是把话咽进肚子里,枕席间常有泪痕。这年春节期间,见枕亚酒后咳血,蕊珠含泪劝道：夫君上有老母下有儿女,徐家重担维系一身。妾已负罪人间,再听任夫君任意自戕,不加劝阻,灵魂难于安宁。夫君如果自爱戒酒,就是可怜我这个罪妾了。
说这话时,蕊珠的病已经很重了。那时徐枕亚仍耽溺于写小说,在报馆设榻独宿。有一天,他回家晚餐,吃完饭准备回报馆,被蕊珠扯住衣角,眼眶潮湿,欲言又止。枕亚不以为意,抚肩安慰了几句,没想到此一去便成永诀。时长女可贞11岁,子无咎6岁,都由谭夫人领养,而谭夫人闻知儿媳的死讯后,竟不准两个孩子参加丧仪。
徐枕亚挽联云：“总算好夫妻,幸其死,不乐其生,先我逍遥脱尘网；可怜小儿女,知有父,竟忘有母,对人嬉笑着麻衣。”蔡蕊珠生前遭人白眼,死后仍被视作弃妇,不许埋入徐家祖茔。次年3月,枕亚“由沪买舟,风雨中载蕊珠之柩旋虞,葬于常熟北郊外顶山,陪同去墓地的仅有哥哥徐天啸一人”。
又是一场孽缘
1924年5月29日,电影《玉梨魂》在上海南京西路夏令配克大戏院首映,徐枕亚应邀观看,梦幻般的光与影把他带回了过去。电影散场后,徐枕亚搭乘电车回家,凄婉的唱腔仍在脑海萦绕,遥想物事人非,他伏案命笔,写下《俏人劫后诗》六首。
这天徐枕亚正在报馆编辑稿子,门房送来一沓信札,其中有封信从北平寄来,紫色椭圆形邮戳像一抹胭脂,清丽娟秀的文字,勾起了他的遐想。展开细看,写信的女子叫刘沅颖,在学校里看过《玉梨魂》和《悼亡词》,暗慕作者才华,更怜其家庭惨剧情以何堪,愿以书信为媒,结识知己。结尾还附了她作的几首诗词,情思溢流,满纸烟霞。徐枕亚大为感动,立即提笔回信道谢。从此二人诗简往还,时相唱和。
黄天石曾亲眼看过刘沅颖的书信,他说那是一种很美的文体,文言和白话混杂,行文清婉,机智活泼,“我想告诉你一件事,你知道了准会嫉妒,试猜猜,是什么……”欲言又止的现代句式,透出她的伶俐和风趣。
刘沅颖的父亲是清朝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曾被授翰林院修撰,并赴日本留学考察,归国后历任资政院议员、总统府内史等职。女方显赫的身世背景,让徐枕亚起了犹疑,北平那边却不放松,一天一封信,频频催促见面,徐枕亚收拾了方巾气,硬着头皮北上。他们的约会地点在北海公园,接头暗号是一本《玉梨魂》,双双倚在白玉桥栏上,俯身望着满塘荷叶,这情景不像是越篱翻墙的《西厢记》,倒像是散发出西洋气息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在名门闺秀刘沅颖面前,徐枕亚面含愧色,愧的是自己的年龄、相貌以及一身酸行头。刘沅颖却并不在意,微微昂起头：“只要你是徐枕亚！”他们在北海公园誓约,状元父亲毫不知情。作为北方的名士,刘春霖瞧不起海派那些野孤禅,听女儿说了故事始末,他连连摇头：状元府的千金,岂能下嫁给写无聊小说的穷酸文人？
曲折的爱情故事再往下进行,是按沅颖的设计,让枕亚的老师樊山老人出面,牵头办了家宴,广发英雄帖,邀约天下名流赴宴。应邀前往的刘状元,那一刻如坐针毡,表面仍佯装笑模样,以樊云门骚坛盟主的身份穿针引线来做这个媒,他无话可说,点头应承了这门婚事。
1924年秋天,徐枕亚和兄长徐天啸、文友李定夷等一行人奔赴北平,与刘沅颖喜结秦晋之好。那场轰动京城的婚庆是江湖上的一个传说,成为人们久久津津乐道的谈资：那时节天高云淡,大雁南飞,牵走了游子的目光,牵不走的是北平西单同和堂花团锦簇的热闹气氛。隐隐绰绰的红男绿女,在花木扶疏的景致中穿行,觥筹交错,谈笑风生。徐枕亚特地穿了一身簇新的西服,里边是洁白的衬衣,黑毛呢的宽檐圆顶礼帽,戴在他头上有点不伦不类,于是只好一直拿在手上。刘沅颖身着一袭旗袍,领口袖口滚边镶饰了金丝绸碎花朵,是素洁不张扬的那种,看上去严冷方正,具有清教徒风格。她手上捧着一束鲜花,脸部表情恬淡娴雅,正好是名门大小姐的风范。
那天同和堂的一幕,成为报纸上的头条社会新闻。好几家报馆派记者跟踪采访,写成《状元小姐下嫁记》,配发各种姿势的结婚照,抢夺读者眼球。徐枕亚的心情难得有了一抹喜悦,像连绵阴雨中太阳偶尔的露脸。他特意镌刻了一方朱文小印“令娴夫婿”,每逢有人来求字,徐枕亚饱醮浓墨写过后,总要在宣纸上轻轻按压下那颗印章。
这个爱情故事的后半截,剧情陡然有了转折。结婚那年枕亚36岁,沅颖26岁,她是个追逐时髦的现代女青年。她当初的一念慕才,只不过出于青春期的苦闷,毕竟所生时代不同,家庭背景不同,受的教育也不同,婚后两人的差异逐渐显现,像汇流到一起的两条河水泾渭分明。
第一次看见那个情景时,沅颖吃了一惊：抽鸦片的丈夫蜷缩在床头,像只猥亵的刺猬丑陋不堪。孤灯如豆,映照他干瘦蜡黄的脸。生活就像变戏法,变出的那个丈夫她不认识了。原先心中供奉的偶像顷刻间轰然倒塌。日子长了,沅颖慢慢也习以为常了,她托人找了份工作,在一所中学里教书。每天清晨出门傍晚回家,成天与黑板、粉笔、教鞭打交道,即便两人到了一处也形同陌生人。要不就是吵闹,甚或打斗,她摔过杯子、盘子、瓷碗,凡是能抓到手的一切都被她无情地摔碎。日子在吵吵闹闹中过了大半年,徐枕亚终于不堪忍受永无宁日的生活,卷起铺盖搬回了南方。
从《徐枕亚著作系年》提供的资料来看,1925年以后,徐枕亚的著述乏善可陈,十年间仅有十个短篇和少量诗词、谜语集。鸳鸯蝴蝶派的一代宗师,“在近代的曙光面前,情不自禁地睁开了双眼,一刹那间又胆怯而自责地闭上了双眼,本能地倒退了一大步”。
有两三年时间,徐枕亚像只候鸟迁徙于北方、南方。1928年2月,远在北平的刘沅颖生下一子,取名无病。无病出生后不久,就被徐枕亚遵家母令接到了常熟。刘沅颖独守着孤单寂寞,经常莫名其妙地流泪。状元父亲见了,少不了斥责几句,沅颖硬碰硬顶撞,歇斯底里地大嚷大叫,一半是委屈,一半是赌气。她的处境有点像《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即使被众人嫌弃,也还得打肿脸充胖子,装出几分硬气。
就这么强撑了几年,1932年冬天,徐枕亚再赴北平,苦口劝说她迁居南方。刘沅颖禁不住泪水簌簌往下掉,哭过一阵忽然没声了,认命吧,她在心里作了决定：跟随丈夫去江南常熟,当好本分的续弦夫人。故事尾声像冬天的月亮那样苍白凄凉。沅颖常年生活在北平,到了南方水土不服,饮食不惯,原本还算健康的身体,不多久就病了。徐母性情乖戾,动辄训斥责骂,沅颖是状元千金,骨子里心高气傲,哪里咽得下这口气？婆媳关系剑拔弩张,相互常年不说一句话。在“怨憎会”的无边苦海中煎熬,人的心理和性格也会被扭曲,邻居们经常看到的情景是：徐府里的沅颖沉默寡言,每天靠做针线活打发时光。
这桩由孽缘结成的舛错婚姻,在1936年冬走到了尽头。刘沅颖弥留之际,将徐枕亚叫到床头,只说了一句话：“愿教无病相从地下。”语毕,泪水滚滚而下。伤心至极的话语像把刀子,往徐枕亚心上一下下剐着。
义薄云天兄弟情
徐天啸以字名世,他原名徐风,后改为徐啸亚,别署秋槐室主、天涯沦落人等,晚号印禅。少年时,徐枕亚以诗文闻名乡里,徐天啸声名遐迩的则是剑术和金石篆刻。父亲徐懋生曾写诗夸赞两个儿子的才学：“伴我寂寞饶别趣,一勤铁笔一吟诗”。
上世纪初,1903年,江南常熟新式知识分子得风气之先,开办“虞南师范”,天啸、枕亚兄弟随族叔徐笑云进入该校就读,吴双热是同窗好友。志趣相投的四个年轻人结成一个诗社,吟诗唱和,有《四痴酬唱集》印行于世。
1907年,徐天啸21岁了,尚未出过一次远门。原因是父亲病了,孝子必须遵行“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眼看父亲的病情日愈加重,到了这年秋天,徐父临死前一日,为了冲喜,天啸遵母命与本邑姚吟秋成婚。一边面临丧事,一边是良辰美景,徐天啸的心情异常复杂,像快乐的瀑布从悬崖上跌落,溅起的全都是悲伤的浪花。以乐境写悲,以悲境写乐,倍增其悲乐！徐天啸个人生活的情爱史,从一开始就染上了悲剧的色彩。
1912年,徐天啸赴上海入民国法律学校,校长伍廷芳。天啸在该校深受革命思想影响,参加了中国国民党。当时其好友戴季陶在《民权报》任主笔,邀约天啸加盟,天啸还想继续求学,推荐了弟弟徐枕亚和好友吴天热。
二次革命失败,《民权报》停刊,徐天啸独力创办《黄花旬报》宣传革命,同时撰写《神州女子新史》,以唤起妇女界同胞。《黄花旬报》遭禁后,又编印《五铜元》小丛书,每本仅售五铜元,继续为革命大力鼓吹。
这时候徐家发生了一桩家庭惨剧。1915年春,三岁的女儿徐英不幸早夭,徐天啸悲痛欲绝。谁知旧的惨剧未落幕,新的惨剧又开场,徐母苛责儿媳姚吟秋护理不当,胡乱泼撒满腔怨恨,揪着儿媳的头发让她在祖宗牌位前罚跪,幽暗的火苗忽闪,诡谲的影子投到隔壁上,不断变幻鬼脸。不堪忍受的女子手执一条白绫绸悬梁自尽了。徐天啸痛失掌珠,又悼亡妻,几致昏晕,匆匆与胞弟枕亚从上海赶回常熟办理丧事。他曾作《悼秋词》若干首,其中《哭吟秋》中写道：“从今不忍题秋字,恨叶情功一例芟。”又作悼女儿诗云：“一派凄凉索妹声,离群雏燕■。小儿也解今原痛,不管愁人不忍听。”沉痛的句子像雨中梨花,被天上的泪水浸湿透了,一朵朵压上心头,越来越重。
徐枕亚有篇惨情小说《余归也晚》专述其事,封建旧时代的家庭伦理,在他的文字中表露无遗,在悍妇谭夫人的家庭威权下,“嫂知之而不能活,兄知之而不能救,余知之而不能言,痛哉余嫂,命也何尤！”一方面痛恨母亲的残忍,另一方面又怕背上不孝的罪名,内心里的煎熬何其苦哉。徐枕亚有挽联赠嫂：“出狱一身轻,嫂乎目其能瞑；入门■在,我亦泪无可挥”,将家庭比喻作监狱,可见心境之苍凉,面对侄女和女儿的两口小棺材,他只能感叹世事无常奈何天,有泪水却流不出来。
经历了妻女双亡后,徐天啸情绪低落了一段时间,后重新振作,应广州友人之邀前往办报,成为革命军中马前卒。
天啸、枕亚兄弟情谊深重,义薄云天。1937年夏天,重病中的徐枕亚回到了常熟黄泥镇休养,天啸常回老家看望,其时日寇入侵,江南快沦陷了,他劝说弟弟离开,徐枕亚摇头。最后的那些日子,兄弟俩始终待在一起叙旧。那是一种绝望的悲凉,弥漫周身,浸透骨髓,仿佛在巨大无边的冰窟中游荡,每一个毛孔都散发寒气。天地不仁,视万物为刍狗,他们回忆徐家的一幕幕惨剧,格外惊心动魄。这十几年时间徐家似乎沉入到一场噩梦,几乎所有家庭成员都相继病殁。除徐妻蕊珠、沅颖外,还有长女可贞患精神病,18岁亡；次女灵眙,2岁早夭。三女儿可久,过继给了好友■父。没完没了的噩梦,还在他的亲人中间蔓延,过早离开人世的还有嫂嫂姚吟秋和侄女徐英,1933年夏天,外甥女澄怀产后大出血身亡,姐姐徐丽华和夫君因悲伤过度,也双双追随女儿踏上了黄泉路……
徐枕亚弥留之际,望着哥哥天啸,声音哽咽,几不能语。“余少年喜事涂抹,于文字上造孽因,应食此报。”一句话像是禅语,天啸忍不住鼻子酸了,千言万语在唇边颤抖,却不知道该说哪一句。徐枕亚死时,将幼子无病托付给天啸,叮嘱哥哥一定要好好抚养。天啸满口答应下来,谁知却仍是一幕悲剧。
无病是徐枕亚与刘沅颖所生之子,资质不错但身体欠佳,常患肠胃病。天啸以为只须调节好饮食,并无大碍。常熟沦陷,天啸为弟弟枕亚守丧两个月后,带着家人和侄子无病向西南逃难。历时近百日,行程数千里,终于抵达重庆,在城区找了间房屋安顿下来。
到了九月,忽然有一天,无病离家出走了,一去不返。天啸到处托人打听,杳无音讯,在报纸上登启事寻找,也无下落。直到第二年元月才有了消息,却是惊天噩耗：无病已在重庆歌乐山保育院病亡,时间是上年11月。
这桩民国文坛的无头官司涉及到鸳鸯蝴蝶派的另一位大将张恨水。徐天啸写有长文《次侄无病事略》,详细叙述了其中的因缘。徐天啸说,侄子无病本来无意脱离家庭,是张恨水极力怂恿,劝其入保育院,才导致了这一出悲剧。张恨水为什么要送无病去歌乐山保育院？据《徐天啸年表》透露,在重庆时,张恨水与徐天啸的住房相隔不远,张恨水得知无病系枕亚之子,询其情事,无病备述饥饿失学等苦楚,张恨水念其可惜,介绍给邵力子、叶楚伧,再由邵、叶送至歌乐山保育院。无病死于肠胃病,是张恨水没想到的。这场恩怨到了徐天啸笔下,迁怒于张恨水也情有可原。
侄子无病死后,天啸百般自责和内疚。除写长文《次侄无病事略》外,又写下《哭次侄无病二十首有序》,为之恸哭不止。
徐天啸赴广州远游时曾作《久别枕亚海上》诗：“十年冷落故园春,一样风尘寄此身。莫道哥哥行不得,须知弟亦客边人。”感叹人生多艰,兄弟都是天涯沦落人。枕亚死后,天啸拟挽联云：“同气三人,又弱一个,后死实堪哀,嗟余哭断肚肠,尚难逃百千万孽障；悼亡两度,为欢几何,浮生真若梦,料汝呕完心血,应悔恨四十九年非。”徐枕亚活了49岁,徐天啸活了56岁,卒于1941年11月24日。
徐枕亚悼念亡妻蕊珠,写有诗词若干,其中有一首云：“万种伤心写不完,青衫全湿笔头干。世间尽有双栖者,孰个来陪泪眼看。”徐家的一部伤心史让后人唏嘘不已。常常没来由地琢磨徐枕亚临终前那句话：“文字上造孽因,应食此报”。这位鸳鸯蝴蝶派老盟主,莫非灵魂升天时参透了天机？徐家的上十条人命,莫非是鸳鸯蝴蝶派作家们出征前悲壮的祭旗？这么想是不是太残酷了？更加残酷的是,相对于鸳鸯蝴蝶派文人后来历经的磨难,徐家的惨剧只是一个开始。
责任编辑 向 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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