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系列政变的背后，涉及了外国资金和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复杂关系。在本文中，作者深入探讨联合国维和行动如何意外助长了非洲政变的发生，以及外国资金如何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打造了更强大但更不负责任的军队。本文分析了这些事件的背景和原因，以及可能的后果，以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当今非洲政治格局中的复杂因素。
7月26日，阿卜杜拉哈马内·奇亚尼 (Abdourahamane Tchiani) 将军扣押了尼日尔民选总统穆罕默德·巴祖姆 (Mohamed Bazoum)，并自封为所谓的保卫国土国家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Safeguard of the Homeland）（一个军政府）的首脑。不到一周后，即7月30日，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向军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让前总统在一周内重新掌权，否则将面临更多制裁和军事武力的威胁。近年来，该地区已经经历了一波政变浪潮，西非经共体对政变蔓延感到担忧是合理的。
这份最后通牒已经到期，但奇亚尼岿然不动，引发了西非经共体的危机。8月10日，西非经共体部队进入戒备状态，成员国尼日利亚、塞内加尔、贝宁和科特迪瓦均承诺派遣部队帮助尼日尔恢复民主。与此同时，同样由军政府管理的布基纳法索和马里向尼日尔派遣了“团结”使团，将该地区推向战争边缘。
人们对奇亚尼本人知之甚少，军政府一直守口如瓶，因此人们对政变的动机议论纷纷。关于奇亚尼作为总统卫队首领（负责保护巴祖姆）的角色，以及他涉嫌参与之前未遂政变的企图已经有很多文章进行了报道。有传言称，巴祖姆一直计划罢免奇亚尼，但很少有人关注他之前担任联合国维和人员的角色。
在奇亚尼的军事生涯中，他曾在科特迪瓦、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苏丹的联合国特派团中服役，此外还执行过多项区域多边任务。他的职业生涯是新一批拥有重要国际服役记录的军事专业人员的象征。考虑到维和行动的历史演变，我们可以将像奇亚尼这样的蓝盔（编注：联合国维和部队）和政变策划者置于背景之中进行了解。
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和联合国越来越多地资助不民主或民主程度较弱的国家的军队，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维和需求。尼日尔等国家一直渴望接过这个重担。冷战结束后的五年间，联合国授权了20个新的维和特派团，所需的部队人数从11,000人增至75,000人，增长了近七倍。如今，部署在世界各地的维和人员已超过90,000人。
联合国维和人员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穆特万加巡逻 （图源：联合国）
与此同时，富裕的民主国家退出维和行动，增加了对尼日尔等国家的依赖。以前的维和任务主要是沿着明确划定的停火线进行观察，而冷战后的任务（有时被称为第二代维和行动）则要求更高，通常也更加血腥。现在，军队经常承担确保持续内战中交战各方停火的任务。
1990年，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是加拿大、芬兰、奥地利、挪威、爱尔兰、英国和瑞典——全都是自由民主国家。到2015年，它们被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尼日利亚和埃及取代，这些国家民主程度较低，并且都有政权不稳定的历史。
虽然维和行动对部署维和人员的国家产生了积极且明确的影响，但对尼日尔等派遣部队的国家的影响却备受争议。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维和行动对派遣国的民主化具有有益的影响，它使派遣国社会化、遵守人权准则，并激励他们遵守法治。因为“不服从”——即政变——会危及未来的任务以及对维和人员的丰厚奖励，而维和人员在执行任务时会得到丰厚的报酬。联合国每年在维和行动上的支出超过6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用于部队报销和物资成本。维和报酬在派遣国军事预算以及士兵个人实得工资中占有很大比例，特别是在欠发达国家。事实上，如今有些国家被指控维和是为了牟利。
但另一些人则警告说，维和的效果喜忧参半，有可能巩固专制统治，并助长尼日尔这样民主脆弱国家的政变倾向。
图源：UN Photo
虽然维和行动可能会有利于派遣国融入与联合国相关的世界主义价值观，但有太多例子表明，容忍权力滥用行为反而会加强非自由规范。
事实上，国际社会已经过度依赖这些国家的维和行动，因此即使这些国家的行为已经严重背离自由准则，也不愿对其进行制裁。一些国家甚至利用维和行动来建设更强大的武装部队。后果往往是军队权力的增强，从而打破了与当局文职政府之间的平衡，尤其是有政变历史的国家。
尼日尔在维和行动中发挥的作用呈指数级增长，如今已派遣约1000名部队和安全人员（2000年仅为8人）。在此期间，国际社会向尼日尔投放了大量资金——在过去十年中，除培训和支持外，仅美国就向尼日尔提供了约5亿美元的资金，以改善其安全状况并加强其军事力量。联合国也对尼日尔给予了高度赞扬，感谢其为维和行动做出的贡献。
然而，国际社会也越来越不愿意批评尼日尔这样的维和成员，在面对严重侵犯人权或民主倒退时往往保持沉默。维和人员也被允许无视各种条件，例如将援助与民主化挂钩的做法。
这种不情愿在政变后显露无遗。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的发言人对尼日尔发生的事件表示了“深切关注”，但并没有在政变后实施制裁或停止援助。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虽然切断了该国的电力供应，但拒绝采取更有力的行动，任由最后通牒过期而让该国免于承担后果。
虽然政变的可能原因尚不确定，但派出接受过更多外国培训和经验丰富的维和人员的国家更有可能经历政变，而像奇亚尼这样的维和人员本身应对此负责。鉴于维和人员在国内的掠夺行为的历史，期望自由主义规范在维和过程中产生某种影响无异于是天方夜谭。尼日尔的证据表明，维和行动可能在最近的事件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军政府提供了更多干预国家政治事务的手段（包括提供更强大、更大胆的军队）。
有证据表明，维持和平构成了军事干预政治的许可条件——它放大了政变的风险，但不能肯定地说是导致政变的原因，这给政策制定者带来了挑战。
联合国可考虑采取行动，防止专用于维持和平的资金或物资外流。为此，可加强审查和监督，或对违反本组织准则的维和人员实施制裁。
我们可能会质疑最近发生过政变的国家的建设维和能力。但我们不应该这么做，联合国应该采取行动，与那些参与政变的军队割席。联合国也曾威胁开除这些军队，但没有效用。就富裕的民主国家而言，它们可以提供帮助，通过派遣更多的部队来弥补维和行动的不足，而不是付钱让别人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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