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2年4月14日，顿涅茨克地区马里乌波尔，马里乌波尔城内景象。人民视觉 资料图
“8年以前，在这座大学还没有一分为二的时候，我们曾以为事情或许不会走到那最糟糕的一步。”
说起大学生活，28岁的顿涅茨克姑娘卡丽娜不免有些遗憾。2014年以前，她在当地最大的高校——顿涅茨克大学读本科，还没有毕业就赶上了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发生的“广场革命”。政治动荡很快蔓延到校园生活，最后导向了一个大家都无从预料的结果。
“一开始大家都相信政治分歧不会导致亲人决裂和朋友割席，单凭政客、寡头们的几句叫嚣煽动，怎么可能会颠覆同窗师生的和平相处呢？”卡丽娜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
最初的信念终于敌不过一件件刺激公众神经的“琐碎事件”。一开始只是一些小小的传言、一次偶然发生的谋杀、一桩抢劫案、一场看似不公的法庭裁决……甚至就是一起意外事故，但各路媒体的渲染、双方政客的鼓噪，终于让政治歧见下沉到了最日常的人际关系。
卡丽娜还记得当初的那一桩桩“小事”：某同学的亲友在基辅广场上被抗议者推搡殴打、校园里开始流传“不准说俄语”的传言、所谓“亲俄”和“亲乌”派开始在街头组织针锋相对的抗议……
结果是这所在整个乌克兰东部首屈一指的大学宣告解体。教师、员工和学生全部一分为二，一部分人留在顿涅茨克，剩下的大都去了乌克兰西部城市文尼察。留下的人们继续在顿涅茨克大学的校园里里教学上课，远赴文尼察的那一拨人也同样保留了顿大的校名。
搬迁至文尼察的顿涅茨克国立大学主楼
政治认同成了分裂的核心因素。接下来的八年间，分处两地的师生展开了对于顿涅茨克大学“正统”的争夺。留下的人保留了带有“.ru”后缀的学校网址，院系设置也与之前无异，只是办学规模有所缩水。文尼察的“分校”则使用带“.ur”的域名，网站内容全部为乌克兰语和英语，版面风格上也能看出模仿西方大学网站的痕迹。
留守原地的顿涅茨克大学尽力消除一切乌克兰的痕迹，网站上再也找不到离去师生的信息，最近入学的新生甚至都忘记了当年的大分裂。“跑到西边去的人都是叛徒！”卡丽娜不愿多谈当年的同窗和师友，一旦谈起，已没有半点念旧，“是他们丢下了家庭、朋友和传统，而不是被基辅称为叛乱分子的我们。”
留下的人保留了带有“.ru”后缀的学校网址，院系设置也与之前无异，只是办学规模有所缩水。文尼察的“分校”则使用带“.ur”的域名，网站内容全部为乌克兰语和英语，版面风格上也能看出模仿西方大学网站的痕迹。
八年过去，如今的顿涅茨克随处可见记忆政治的痕迹，到处都保留有苏联时代的标识甚至口号。每逢战争纪念日，这里和俄罗斯各大城市一样会迎来著名的“不朽军团”游行（编者注：俄罗斯民众在二战胜利纪念日举行的游行活动，参与者常常手持家族中二战老兵的照片），家庭和传统确是这座衰败重镇的居民想要紧握的抓手。
身处第聂伯河另一边，顿涅茨克国立大学历史教授尤里·特米洛夫却早已从心理上渡过了那条记忆之河。卡丽娜口中那些被西行者抛弃的东西于他而言则是必须卸下的重担，非如此不足以实现自我认同和价值。
2014年“广场革命”爆发后，正是担任国际关系与历史系主任的特米洛夫带着众多反对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与顿涅茨克“独立”的师生离开顿涅茨克大学，来到了文尼察。据特米洛夫所述，他所在的系有70%多的师生搬到了文尼察。但也有报道称，该校选择离开或留下的师生实际上各有一半，甚至留下的更多。
在尤里眼中，那些留在顿涅茨克的老师和学生才是真正的“叛徒”，“背叛了乌克兰国家”。因此他们的学术成果应遭到褫夺，“这对于建立乌克兰的爱国主义、强化乌克兰的国家认同有好处。”
在记忆之河对岸
在炮火灼伤乌东大地的时日里，特米洛夫偶尔会忆起父母在世的那段岁月。是那段岁月建构了他的原生家庭，也是那段岁月，塑造了特米洛夫对于苏联集体记忆的疏离、反叛与将其解构的夙愿。
和大多数顿巴斯城市地区的人口一样，特米洛夫的父辈并非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他的父亲是吉尔吉斯族，幼时丧失双亲，父亲的童年在乌兹别克斯坦东部的安集延度过（该城在费尔干纳盆地内，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处）。据尤里后来考据，父亲的姓氏特米洛夫（Temirov）起源于突厥语系词汇的特沙贝伊（Teshabay），指向特定的血统——某种程度上与中亚地区突厥穆斯林反对帝俄和苏联的“巴斯玛奇运动”（Basmachestvo）有关联。
上世纪60年代初，特米洛夫的父亲在白俄罗斯服兵役时见到不少来自顿巴斯地区的招工者。由于在家乡已经没有亲人，退役后的他来到乌克兰顿涅茨克州，在一家不错的工厂找了一份工资可观的工作。也是在这时，他遇到了从乌克兰西部赫梅利尼茨基州分配至顿涅茨克工作的一位女性——特米洛夫未来的母亲。很快，他们在工厂附近分了一套房，并决定在这里成家立业。
乌克兰是苏联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地区，尤其是东部和东南部，被斯大林视为“三线基地”。哈尔科夫至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一线地区国防军事工业密集，也成了苏联全国高度保密的禁地。在特米洛夫儿时，四处张贴的“闲人免进”的牌子彰显出父母所为之奉献的“A组工业”的威严和神圣。
顿涅茨克冶金厂历史博物馆的照片，拍摄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
乌克兰的工业化进程中，苏联政府使用人口迁移措施，将大量以俄罗斯人为主的居民迁入重点工程地区，一批批“尤里的父辈们”形成了新的工人聚居区、新的城市，促使乌克兰农村迅速城市化，也造成重点工程集中的哈尔科夫、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地区的俄罗斯族居民人数猛增。
特米洛夫人生的前半段，是老工业城市哈尔茨克工厂家属院里一个普通的“大厂子弟”，他丝毫未怀疑自己一家在苏联工业建设中扮演的螺丝钉角色。中学时，尤里对历史课产生了浓厚兴趣，但当时的课本只有苏联史和外国史两部分内容，并没有单独介绍乌克兰的历史。但每年暑假，尤里都会跟着母亲回到乌克兰西部赫梅利尼茨基的老家，那里的生活方式与顿涅茨克截然不同——人们说乌克兰语，而不是学校教的俄语，他们还会用这门语言悄悄讨论一些教科书中从没讲过的话题。
“我的外公外婆都说乌克兰语，家里的乌克兰文化氛围很浓厚，这给我的童年造成了非常深的影响，让我觉得乌克兰语是我的母语。” 特米洛夫告诉澎湃新闻。
受到强烈的兴趣驱动，特米洛夫进入了顿涅茨克国立大学历史系学习。用特米洛夫自己的话来说，学习历史的过程中，他“学会了批判性思考”。早期他专注于英国左翼学生运动，但在顿涅茨克或是基辅都找不到任何有关这一主题的书籍，特别是西方作家的书。大三时，特米洛夫获准进入莫斯科的图书馆，但他感兴趣的书目往往只出现在“禁书”之列，需要克格勃颁发的特别许可证才能阅读。
“当我阅读那些被禁止的文本后，脑海中出现了许多未回答的问题：为什么这些书会被列入‘禁书’名单？” 特米洛夫说道，“我那时并没有强烈的亲乌克兰立场，但我开始批判性地思考我们在乌克兰被灌输的内容。”
直至苏联解体，乌克兰再次作为一个独立国家重生。特米洛夫坦言，这一历史时刻最终促成了自己成为一名真正的“乌克兰爱国者”。那时起，他开始重新思考从前在图书馆时脑海里一次次浮现的那个宏大问题：乌克兰是什么？
留守者的执念
如同所有苏联城镇一样，在顿涅茨克的大街上，行人永远无法绕开一座座关于伟大红军和卫国战争烈士的纪念牌。类似哈尔科夫、基辅、马里乌波尔等其他乌克兰城市以及俄罗斯控制下的塞瓦斯托波尔，卫国战争的遗产也给顿涅茨克留下了“英雄城市”的称号。与特米洛夫的灵魂之问不同，从小在顿涅茨克成长的卡丽娜更多思考的是，顿巴斯是什么？从2014年开始，这个问题就成为每一个留守居民的深深执念。
2014年参加支持“独立”游行的顿涅茨克民众么，身后写着“法西斯，不”。
关于苏联卫国战争的故事，卡丽娜从小耳濡目染。这是一个典型的苏式多民族家庭，祖辈来自苏联各地，家庭成员没有缺席卫国战争和工业建设等等苏联的标志性历史时刻。卡丽娜的身上有鞑靼、俄罗斯和中亚血统。
“五湖四海的苏联人来到顿巴斯，在这里抗击德国法西斯、参与采矿和工业建设，最后结婚生儿育女。这不光是我自己的‘家庭神话’，更是成千上万顿巴斯人真实的家族史。”卡丽娜说。
她的描述确有事实基础。根据英国伯明翰大学东欧研究权威理查德·萨科瓦在《前线乌克兰》一书中的说法，顿巴斯地区早在上世纪30年代苏联工业化时期就获得了大量资源倾斜，克里姆林宫将这里视为苏联的重工业中心之一，对国防建设至关重要。二战结束后，顿巴斯煤矿继续支撑苏联工业发展，当地的工人群体汇集了全苏联的各个民族。
事实上，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许多地区、城市和军工综合体都享有着苏联“全联盟”地位：克里米亚是“全联盟度假胜地”，顿巴斯是“联邦的堡垒”，塞瓦斯托波尔和敖德萨则是苏联全国著称的“英雄城市”……这些文化符号，构成了乌克兰人——特别是生活在乌克兰东部老一辈人的共同记忆。
“绍尔墓”（Savur-Mohyla）高地战纪念碑，纪念二战时期顿巴斯地区的解放。
从这个角度来看，乌克兰与其他苏联解体后独立的国家没有什么不同，塑造这些国家当今政治文化的最重要现实依然是它们社会主义苏联的过去。更重要的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本身也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政治建筑，诸如特米洛夫父亲和卡丽娜一家一样来自全苏联各地的各族人口汇聚于此，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微型苏联”，而非一个事实上的乌克兰民族国家。
成长于顿涅茨克的青年米哈伊尔·佩尔武申是特米洛夫一门课上的学生，他赞成并钦佩这位教授的许多观点，而米哈伊尔自己的母亲却是一名不折不扣的“苏联怀旧者”。苏联解体后的很多年里，她依然清晰地记得自己儿时第一次去莫斯科参观红场的场景，她时常怀恋少年先锋队教予她的“正直、高尚的美德”。
“她赞同普京的观点，乌克兰‘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但她的反乌克兰态度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在她小时候就拒绝上乌克兰语课。一旦她下定决心认为‘俄罗斯人都好，乌克兰人都不好’，其他任何观点对她来说都不存在。”米哈伊尔告诉澎湃新闻。
8年前的顿巴斯冲突爆发后，皑皑白雪覆盖下的顿涅茨克愈加像是一座鬼城。沿街的商店不少都大门紧闭，银行的ATM机时常取不出钱。由于冲突，顿涅茨克的公务员没有固定收入，老人无法领取养老金。在机场附近离前线最近的地方，持续的冲突所造成的破坏切断了许多家庭的燃料和电力供应。而曾经被视作乌克兰东部工业财富的许多矿山和工厂要么只能以最低产能维持运行，要么已经完全关停。
2014年，“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自行宣布独立后，为了逃避战乱，米哈伊尔独自一人前往基辅投奔亲戚，此后，他与支持顿涅茨克“独立”的母亲彻底分道扬镳。在西部，米哈伊尔看到了一个与故乡完全不同的“现代的”乌克兰。这里不再有那么多人讲俄语，不再有人收看俄罗斯电视频道，这里的人们似乎也对东部正在上演的悲剧一无所知——仿佛这是两个国家。
在顿巴斯激战正酣时，基辅的酒吧里正上演着纸醉金迷。德国记者纳韦德·凯尔曼尼在一次穿越东欧大地的旅程中记录了下了首都的光怪陆离。“这里究竟有没有人会对东部发生的事感兴趣？”纳韦德指着那些正在迫不及待地嘬饮鸡尾酒或是倒着喜力啤酒的年轻人问道。“和科隆或是伦敦的年轻人对战争的兴趣一样，一样浓厚或一样冷淡。”他的乌克兰翻译回应道。
“清晰的政治意识不是一种地理上的，而是感官上的变量。”纳韦德在《明镜周刊》的专栏写道，“不论人们距离东欧的前沿阵地有多远，不论是像伦敦距离（叙利亚）阿勒颇那样有3000公里远，还是像基辅距离顿涅茨克那样有700公里远——人们只有当直接受到射杀或是恐怖主义威胁的时候，只有亲自遇到难民的时候，才能清楚地感知到，冲突爆发了。”
冲突让顿巴斯每个社会细胞之间的分歧愈演愈烈。老一辈人会禁止家里人说乌克兰语，中学课堂里可能有一半人亲乌克兰，一半人亲俄罗斯。米哈伊尔一家也彻底散落各地，父亲早年已经移居俄罗斯，他猜测母亲在今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也已动身去了心中的“应许之地”，而他的姐姐，则以难民身份逃往了东欧邻国。
“建构”乌克兰
倘若用带有关键词的小卡片标记任何一本大部头的乌克兰史，随手翻动便可瞥见“种族清洗”、“饥荒”、“内战”、“反叛”等密密麻麻的词条滑出书页。当下冲突中的双方大概都会同意，如此寥寥几个冰冷残酷的词汇高度概括了脚下广袤土地上数百年来的恩怨纠缠，但谁才是受害者，则是战线两侧的人们近乎永恒无解的辩题。
乌克兰人的历史纵然久矣，但在漫长的岁月中，乌克兰拥有独立的国家地位至今只有30多年。随着苏联的国家构成和意识形态土崩瓦解，乌克兰人从前被压抑的身份话语开始在政治和文化生活中浮出水面。
新乌克兰精英在实践中采用了两种不同的策略：一是推动乌克兰的“民族复兴”，这意味着实施一系列基于语言和国家历史神话的“乌克兰化”政策，乌克兰前总统克拉夫丘克、尤先科和波罗申科都持这种观点，他们的目标是在立法、机构和身份层面直接使用乌克兰元素取代苏联遗产。在这套话语中，20世纪以来的乌克兰被描绘成苏维埃-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受害者，它梦想着恢复国家独立、回归“欧洲大家庭”。
英国的东欧问题研究专家萨科瓦曾就乌克兰的国家建构问题作出总结，将持这种思路的精英们称为“一元论者”（The Monists）。他们笃信只有依靠民族主义话语动员，才能走完现代乌克兰国家建构的最后一步。而这种思路又与大西洋主义主导的欧洲一体化进程（The Wider Europe）结合起来，相信一个全新的乌克兰国家必须彻底融入一个亲美的、跨大西洋的欧洲，并成为它的东界，比乌克兰更东的俄罗斯将被排除在这样一个新欧洲之外。
特米洛夫一直是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的积极支持者，他与志同道合的同事一致认为，乌克兰的未来在欧洲及欧洲-大西洋一体化。“乌克兰应该成为统一的欧洲的一部分。”特米洛夫称，“这不仅仅是在机构层面上，我们还要与欧洲其他国家共享相同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文化等。”在这一问题上的坚定立场让特米洛夫在2014年“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自行宣布“独立”后招致了一批人的敌视，他被列入了“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当局的黑名单。
2002年，特米洛夫曾与同事一同参加时任北约秘书长乔治·罗伯逊在乌克兰的演讲。
与特米洛夫这类知识分子对应，乌克兰精英中还有一些人被萨科瓦称为“多元论者”（The Pluralists），他们强调乌克兰本身的民族文化多元性：现代乌克兰所处的这片土地自古便是众多民族的家园，乌克兰人、俄罗斯人、犹太人、波兰人、匈牙利人、鞑靼人和希腊人都在此落脚，不同地区间差异巨大，本不适合单一的民族国家建构模式。因此乌克兰的现代国家建设应积极考虑到地方的自主性，包容不同民族、语言和文化。至于乌克兰未来在欧洲大家庭中的位置，则应接受“大欧洲”（the Greater Europe）的理念，淡化亲美的大西洋主义色彩，以欧洲大陆国家与俄罗斯的和解为基础，追求一个“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持久和平的欧亚大陆。
“多元论”思路在乌克兰独立后的第二任总统库奇马和后来的亚努科维奇任期上得到了一定体现。他们采取了较折中的身份政策，希望平衡苏联时代遗留下来的苏俄、“小俄罗斯”及乌克兰话语，维护政治现状。
库奇马时期，乌克兰政治精英塑造的国家历史起点不是神话中的“千年国家”，甚至不是1917年短暂的独立尝试——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乌克兰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民族国家），而是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亚努科维奇则倾向于考虑将这一时间进一步回溯到二战时期。
2013年底，亚努科维奇中止与欧盟签署政治与自由贸易协议并强化与俄罗斯关系的举措引发了乌克兰“广场革命”。随着腐败丑闻缠身的亚努科维奇倒台，“多元论者”希望建构的折衷主义历史开始退出舞台。波罗申科任上，乌克兰精英开始了一段更为激进乃至矫枉过正的“历史抹去运动”。
2013年，抗议者就已经推倒了基辅舍甫琴科大道上矗立的列宁雕像，市中心的书店最显眼处往往摆放着二战期间“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领袖班德拉的书——在苏联叙事中，他是与纳粹合作的法西斯。2015年，波罗申科批准“去共产化”法案，规定了乌克兰20世纪历史的官方版本，同时开放了前克格勃档案，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取代了苏联与俄罗斯使用的“伟大的卫国战争”……
这些“向过去宣战”的举动，让与特米洛夫年龄相仿的顿涅茨克人亚历山大·科夫曼感到愤怒又悲痛。“乌克兰正在否认历史，一些纪念碑和街道被重新命名，像我祖父这样曾经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作战的英雄，现在被称作是乌克兰的敌人……这样的事情正在乌克兰发生。”在一次采访中，亚历山大激动地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
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样，亚历山大也出身东乌，他的家庭也带有犹太背景。但他选择了与泽连斯基截然相反的道路，在“广场革命”后致力于推动顿涅茨克“独立”，他曾担任“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首任“外长”。亚历山大坦言，自己确实是苏联体系的追随者和崇拜者。在他看来，无论承认与否，无论身在何方、讲什么语言，苏联遗产几乎是所有乌克兰人可以共享的唯一历史遗产。
乌克兰的“去苏联化”在亚历山大这类人中引发的愤愤不平是显而易见的。在他们看来，既然基辅政府重新建立一套与东乌“无关”的历史叙事，那么不愿意接受它的人也有权进行某种修正。“否定苏联的记忆那就应该摆脱关于苏联的一切，包括苏联时期的工业基础和基础设施。”亚历山大说，“追求‘去俄化’也应该舍弃俄罗斯的一切，特别是自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年至1796年在位）以来获得的土地。”
但无论顿巴斯的基辅政府反对者作如何想，2014年成为了一个分水岭，双方都已经无法掉头。自从那时起，乌克兰内部所谓“一元论”和“多元论”的争辩已变得毫无意义，东乌两个“自治地区”与基辅由此进入了一个长达八年的冲突循环。2022年的俄乌冲突不过确认了双方内部早已形成的共识。
对于米哈伊尔这样的西乌年轻人而言，乌克兰“向西看”成为了一个超越经济和功利考量的永久选项，“要选择一条欧洲的道路，而非俄罗斯的道路。”根据乌克兰民调机构今年2月发布的数据，68%的受访者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达历史新高。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的“特别军事行动”彻底将“一元论”者的声音变为乌克兰全国不可逆转的共识。在敌人兵临城下时，因为语言、宗教和历史遗产等纵横交织的深刻分歧而分裂的乌克兰国民，开始真正萌发出一种共同的决心。
乌克兰西部城市文尼察，一个鸟窝被涂成了乌克兰国旗的颜色。米哈伊尔供图
八年困顿
假使说身处西乌的米哈伊尔和特米洛夫在2014年之后成为越来越坚定的乌克兰爱国者，那么留在顿涅茨克的卡丽娜也同样经历了一个政治认同自我强化的过程，只不过她的方向相反。
在2014年以前，各种调查显示，顿巴斯的大部分民众固然珍视俄罗斯文化和语言遗产，但依然希望文化认同问题在乌克兰国家的框架下解决，而非寻求独立。“广场革命”后的一系列事件才导致矛盾激化，原本当地的俄语人口内部也发生了分裂。
在卡丽娜看来，基辅的政客们从“广场革命”开始就没有认真考虑过将东部的俄裔人口纳入乌克兰国家，给予平等公民地位的选项。其后八年，很多顿巴斯人只能感受到来自基辅的推力，吸引力全无。
“2014年广场政变后，乌克兰议会匆匆组建了一个‘后政变政府’。在这个所谓的‘团结政府’中，部长职位的分配出现严重不平衡。”卡丽娜站在东乌分离主义者的视角上回忆道，“那是我第一次确信基辅政府无法代表我。”
萨科瓦在书中对此评论称，当时乌克兰议会如此布局是为了强化“广场革命”的“胜利果实”，同时挫败将乌克兰未来政治发展纳入更具包容性的多元化轨道的主张。
具体地说，由21个成员组成的内阁中，只有两人来自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地区，其他人都来自西部。不仅如此，还有8个相当核心的部长职位被右翼政党全乌克兰联盟“自由”（Svoboda）和“右区”一度纳入囊中，其中包括数个负责国家安全、国防、司法和检查系统的要职。然而，后来同年5月的大选中“右区”和全乌克兰联盟“自由”只获得了0.7%和1.16%的选票。
卢、顿两地当时还不满波罗申科政府故意推迟选举日期，执意尽早自行选举地方官员，结果遭到基辅和西方抵制。基辅随后取消了在卢、顿两地的各种国家行政服务和福利、工资和养老金发放，以及此前承诺给予两地的特殊地位。自此卢、顿开始“自行治理，承担国家职能”。
另一个引爆对立矛盾的因素是语言问题。过去八年间，乌克兰从政府到民间都在大力推广乌克兰语，同时将俄语降格。在广大向往欧洲文化的年轻人群体看来，讲乌语更是一种政治表达和身份宣示。很多以俄语为母语的人口开始改说乌克兰语，彰显乌克兰认同。
将时间拉回到“广场革命”，当年街头上那些身披欧盟旗帜，大声疾呼口号的年轻市民中，相当一部分人以俄语为母语，他们的乌克兰语只是后天习得，使用并不流利。即便经过8年的乌克兰化之后，依然可以在广泛流传于社交网络上的战地视频中发现，抵抗俄军进攻的乌军士兵中有不少人仍在使用俄语。
2014年之后，萨科瓦口中的“一元论者”在乌克兰国内政治辩论中获胜，乌克兰语成为唯一官方语言，俄语则是私人沟通场合使用的语言。政府开始将俄语视为少数民族语言，俄语报纸和电视台被逐渐关闭，或转而使用乌克兰语。但根据2000年代的人口普查，近80%的乌克兰人自视为俄语的母语使用者，视自己为俄裔的人口占比则为18%。
到了2022年，乌克兰政府控制区内已经没有一所中学或大学提供俄语授课的课程。“乌克兰恐怕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使用者占总人口比例最高的语言视为‘少数民族语言’的国家了。”卡丽娜对此嘲讽道。
卡丽娜在顿涅茨克大学学习的是历史专业，在学校未分裂以前，她曾经与特米洛夫和米哈伊尔同在一个学院。“我最不能理解的，是这些一直认为苏联时代乌克兰语言和文化受到完全迫害的俄族老师和学生，如今他们跑到基辅一边，发现自己的母语也成了边缘语言，他们真的开心吗？”
基辅与东乌分离主义者控制区的矛盾存在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自2014年开始，乌克兰政府宣布在分离主义者控制的顿巴斯地区实施“反恐行动”（ATO），当时该行动由警察、安全部门和情报机构负责。2018年2月，时任总统波罗申科决定由军方取代警方接手行动。
由于“反恐行动”执行时双方常常交火，顿巴斯地区也处于事实上的封锁中，很少有学者或记者能够亲赴一线调查平民死伤的情况。直到今年1月27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代表办公室（OHCHR）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自2018年以来直到今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前，在顿巴斯的交火地带，80%以上的平民伤亡都发生在分离主义武装控制区。四年间有据可查的平民伤亡人数为381人。2014年到2021年的总平民死亡人数则为3016人，其中有2084人在2014年丧生。
2017年2月，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和老兵组织开始封锁与东乌的贸易，他们在交界地带设卡检查往来车辆。3月，时任总统波罗申科将贸易封锁变为国家政策。自此，东乌曾经引以为豪的钢铁、煤炭等工业彻底失去了乌克兰市场，转而投向俄罗斯，通过南奥塞梯的银行绕过西方制裁，与俄公司结算。
顿巴斯的悲鸣
关于到底是谁组成了东乌民兵一直是国际媒体和东欧研究界争论的焦点。西方媒体倾向于认为他们绝大部分都是有俄军背景的退役士兵、军警，甚至换掉军装的俄现役军人。西方舆论进而断定，在东乌民兵支持下“独立”的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是俄罗斯操控下的傀儡，其人员和行政架构都是由俄罗斯“空降”而来。
萨科瓦和《冻结的冲突》一书作者托马·德·瓦尔等东欧研究专家则认为，东乌民兵等军事力量固然与俄罗斯联系密切，获得了大量莫斯科的援助，但起初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民众对基辅政府的抗拒也是真实的。当地民众对基辅政府的排斥情绪，和俄罗斯通过各种灰色渠道对东乌民兵的援助，二者缺一都无法形成卢、顿两地事实“独立”的局面。
卡丽娜家中就有多人参加了民兵组织。她的哥哥萨沙早已进入军营，两人近两年没有见面。自从今年2月底的冲突开始后，哥哥和家里的联络变得时断时续，卡丽娜上一次得到他的消息还是在5月1日。
俄军在2月24日发起攻势后，战事日渐胶着。卡丽娜的丈夫和父亲都穿上了军装到前线参战。年逾五十的父亲曾经是苏联军队中的一名基层军官，但已经退役近三十年，早已失去了大部分军事技能。
“我告诉爸爸，你年轻时已经履行了军事使命。但他说，我怎么能把萨沙一个人丢在战壕里。于是他背着一个打包好的背包，不问我，也不问我妈妈，一个人去了招兵点报道。”卡丽娜说。
眼下俄乌在顿巴斯地区已经进入相持状态，类似卡丽娜父亲的情况在本地居民中比比皆是。5月5日，曾于2014年呼吁克里米亚和顿涅茨克从乌克兰“独立”的前俄军特种部队军官斯特列科夫在视频节目中再次呼吁俄罗斯进行总动员，否则顿巴斯当地的兵源即将枯竭。“现在连50岁的、从没摸过枪的大学老师也要被拉去前线，新招募的义务兵中甚至有一半的人不会给步枪上膛。”这些新兵中固然有不少人和卡丽娜的父亲一样自愿拿起武器，但也不乏被“动员”上战场的平民。
2014年4月，“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脸书主页上发布了一张照片，顿涅茨克民兵在一处街垒前踢足球。
卡丽娜也承认，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参战。“目前的征兵已经涉及60岁以下的所有成年男性。我的男同学中有一些并不想拿起武器，但征兵处的人会上门来轮番谈话，为了逃避，他们现在常常躲在地窖或地下室里，紧闭房门窗户。”
“丈夫在电话里告诉我，现在最缺乏的恐怕还不是步兵，而是基层军官。”卡丽娜说，“一线的民兵小队可能已经处在群龙无首的状态。”
在俄军的传统编制中，基层的连长职位通常由大尉军衔的军官充任。俄联邦军队中的大尉一般有4年高等军事学校就读经历，外加4到6年的基层领导经历，也就是说超过8年的军事履历才能打磨出一名称职的连队主官。如今顿巴斯前线已陷入拉锯态势，即便卢、顿两地乃至俄国本土进行大规模动员，也难以在短时间内补充足够数量的熟练基层军官。而卢、顿的人力已经难以为继，颇具讽刺意义的是，连亲俄的斯特列科夫也看不下去这样的状况了，批评莫斯科将东乌民兵当成了战争中的“消耗品”。
作为为战斗人员提供支持和人道主义救助的志愿者，卡丽娜还注意到，顿巴斯一线的作战人员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志愿者”身影。他们大都属于深受俄罗斯文化影响的群体。除了俄罗斯本土，这些人往往来自南奥塞梯、德涅斯特河左岸等“俄罗斯世界”中的边缘角落，他们之中也不乏来自西方国家的俄裔移民。
今年三·八妇女节，卡丽娜向顿巴斯前线民兵运送物资。
俄罗斯独立媒体Mediazona统计俄网络上的1744份讣告后发现，除普斯科夫和科斯特罗马两个空降师驻地外，俄军在这场特别军事行动中人均战死率最高的地区是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与蒙古国接壤，民族主要有布里亚特人，为蒙古族一支），其次是图瓦自治共和国（满清称“唐努乌梁海”，其与蒙古国接壤，主要民族为图瓦族，为突厥语民族一支）、达吉斯坦（与格鲁吉亚、阿塞拜疆接壤，绝大多数民众信奉伊斯兰教）、北奥塞梯（与格鲁吉亚接壤，主要民族为奥塞梯人）、犹太自治州（与中国黑龙江省接壤，信奉犹太教的民众则只占全州总人口的0.2%）和外贝加尔边疆区（与中国和蒙古国接壤）。在常住人口占全俄人口12%（实际人数要多得多）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总共只战死了13个人，仅占总报告战死数的0.75%，来自这些地区士兵的伤亡率远低于俄军在乌克兰平均伤亡率。
俄乌冲突走向长期化似乎已成定局。俄罗斯总统普京在5月9日照例进行了胜利日阅兵讲话，既没有宣布总动员，也没有对乌正式宣战。在战火笼罩下的顿巴斯，民众氛围已与2月23日俄罗斯宣布承认卢、顿“独立”时完全不同。
卡丽娜不再像往年那样走上街头参加“不朽军团”游行，只是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阅兵“盛况”，收获的点赞转发远少于两个多月前庆祝“独立”的帖文。她无法回答，顿巴斯还能为这场战争付出多少代价，她也不愿想象，假若有一天“西边的人”又打了回来，她将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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