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之后，中印似乎又一次走到了战争的边缘。
6月16日，中方在洞朗地区进行道路施工。6月18日，印度边防部队越过中印边界锡金段进入中国领土，强力中断中国修路工作。因为印度不肯撤军，中印双方在边境展开对峙。
印度边防部队越界人数最多时达到 400余人，连同2台推土机和3顶帐篷，越界纵深达到180多米。
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外交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和官方媒体连续向印度发出洞朗地区对峙以来最密集、直率的警告，强调中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己的正当合法权益。但印方始终置之不理。
这是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之后，两国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对峙。
“固有的传统地缘战略思维给印度带来巨大影响。”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副主任朱翠萍告诉本刊，印度总是希望维持地理上的优势，不想在陆地边境上再次吃亏，“这是它的一次机会”。
“印度中心论”
中印边境冲突不断，谈判始终踟蹰不前。而对地理优势和大国地位的谋求，早在印度独立之前就已在其领导人头脑中发端，几十年来深刻植入到印度民族的文化认知中。
1942年，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第九次入狱。在位于印度中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一座名为“亚马那加”的石头堡垒里，他望着夜空中的新月提醒自己入狱的时间。监狱外，民众的抗议活动被严厉镇压，尼赫鲁意识到，印度的黎明即将到来。
两年后，在狭长的囚室内，尼赫鲁用五个月时间写成《印度的发现》。在这本手写的书中，他畅想着国家的未来，“太平洋将要代替大西洋而成为全世界的神经中枢。印度虽然并非一个直接的太平洋的国家，却不可避免地将在那里发挥重要的影响。在印度洋地区，在东南亚一直到中亚细亚，印度也将要发展成为经济和政治活动中心。”
这与英印殖民时期的“印度中心论”观点，不谋而合。
在英国人的沙盘上，印度洋曾被设想成内湖；阿富汗、印度洋和西藏，被划为隔绝其他大国的缓冲区。喜马拉雅山国家尼泊尔、不丹、锡金和印度北部边境的部落地区，构成了一个内圆；波斯湾附近的酋长国、伊朗、阿富汗、中国西藏、泰国，缅甸组成庞大的外圆。
在“三个缓冲区、两个同心圆、一个内湖”的地缘政治策略之下，印度——“英王王冠上最亮的明珠”——将获得长治久安。
尼赫鲁曾经说过，印度政府继承的英印在其他国家的特权是“世袭”的。印度独立后，他出任总理兼外长，印度政府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早已确定的大印度的设想。
在迅速兼并了全国五百六十多个土邦王国后，夹在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喜马拉雅山区国家，开始逐步纳入尼赫鲁的规划当中。
1949年6月，印度派军队进入锡金，并接管了锡金的政务；8月，同不丹缔约，规定不丹的对外关系要接受印度的指导；1950年与尼泊尔缔约，规定两国实行共同防御，限制尼泊尔向其他国家购买武器。印度的势力再向北发展，就是西藏了。
从军事战略方面考虑，印度认为只有将军队驻扎在喜马拉雅山顶时才能确保其防务。因此，印度谋求在中国与印度之间的藏族聚居区形成一个以文化、宗教为纽带的政治实体，把西藏变成印度影响和控制下的中印间的缓冲国，使世界两个人口大国脱离直接接触。
英国退出亚洲，原西藏地方政府认为英国的特权应当取消，同时要求归还“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原西藏领土。印度认定自己是英国的继承者，不但没有归还领土，还坚持享有英国在西藏的治外法权，经营邮政、电报、电话、驿站并驻扎武装卫队等权利。
这段时间里，中国的国共内战正处于最后时刻。为了进一步稳固西藏这个“缓冲区”维持利益，尼赫鲁政府决定向原西藏政府提供军事援助。
1949年6月，印度藏军军力从原来的14个代本（军事单位）扩充至17个。紧接着7月份，西藏发生“驱汉事件”，以防范解放军入藏为由，迫使国民政府工作人员及家属和汉族商人离开西藏。
新华社为此发布社论称，“驱汉事件”是“在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印度尼赫鲁政府的策划下发动的”。“我们无法再忍受外国的侵略，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永不改变的政策”。解放军“不容一寸土地被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之外”。
1950年尼赫鲁告诉准备进京参加和平解放协议谈判的西藏代表：“只能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外交由中国统管，而千万不能承认进军削藏，在西藏驻军。这对印度也是一种威胁。要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多争得权利。”
整个20世纪50年代，印方不断通过亚东商埠偷运军火支援藏军。
“耻辱的失败”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唐璐曾经问过印度媒体人西拉：“印度领导人经常表示中印要捐弃前嫌，为什么印度人还是在谈论1962年战争如何如何呢？”
“印度人不会忘记1962年冲突的……这或许与中国人对日本的那种感情有点类似。”西拉答道。
“中印战争对他们（印度人）产生的阴影，真的不校”朱翠萍告诉本刊，“但是，这是一场他们自己引发的战争。”这是两者截然不同之处。
实际上，中印建交之初，作为亚洲最大的两个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双方曾经一度交好，“亲如兄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尼赫鲁向印度政府表达了承认中国新政权的必要，他认为这“是承认一个政治和历史事实，忽视这些只会使自己在现在和未来陷入困境”。同时也是为了能够赶在其他英联邦国家之前承认新中国，以突显印度拥有自己的政策，做决定并非“只是跟随别的国家”。
1954年6月，周恩来利用日内瓦会议代表团团长休会的空隙访问了印度。
此前，经过4个月的谈判，中印签署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和换文。协定在序言中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定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然而，双方的蜜月期并没有持续多久。1956年11月至12月，周恩来应邀第二次访问印度，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的阴影已经初露端倪。
在火车上，周恩来告诉尼赫鲁，中缅将谈判解决两国边界问题。关于中印东段的所谓“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从来没有为历届中国政府所承认的。尽管如此，为了保证边境的安宁和照顾到两国的友好关系，中国军政人员将严格不越过此线，并表示希望以后能找出解决东段边界的适当办法。然而，尼赫鲁认为中印边界不容讨论。
1959年3月19日夜间，西藏少数上层反动分子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印度攻击中国“侵略西藏”，甚至提出印度负责调停。
毛泽东认为，尼赫鲁是中间派，有两面性，要肯定他好的一面，批评他坏的一面，应该争取他，不要把事情做绝。
“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
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在外交部外事秘书的谈话答复稿上写道，“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西藏叛乱的平定和进行的民主改革，丝毫不会威胁印度……我们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
然而，印度政府却将这理解为一种威胁，即印度如果不修改其对西藏的政策，将不得不对付中国于巴基斯坦，来自东西方的同时施压。1959年8月25日，在属于中国的朗久地区，中印武装部队在逼近一条尚未明确标定的边界时，发生了流血冲突。两个月后两国又在空卡山口抢占哨所时，发生遭遇战。
11月3日，毛泽东根据尼赫鲁来信中提出的双方从郎久撤出的建议，进一步提出：“双方各退若干公里，搞一个无枪地带”。11月7日，周恩来正式致函尼赫鲁，建议两国部队各自从东边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和西边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在撤出的地区，由两国民政人员和非武装的警察维持秩序，并为此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外交磋商。中方承认有部分边界从未划定过，愿意进行谈判；印方则坚持边界已经划定，拒绝再谈。
中印边境的大规模武装冲突还是在1962年10月20日爆发。战斗进行了一个月，印军死伤4885人，被俘3968人。中国军队阵亡722人，负伤697人。
为促成中印边界问题和平解决，中国政府于11月21日宣布全线停火，单方面撤到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的20公里以外，并宣布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印度军事人员，归还所缴获的武器弹药。
中印边界战争被印度媒体称为“耻辱的失败”，成为印度人解不开的心结。1963年，尼赫鲁说：“印度从中国入侵中学到了这个世界容不下弱国……我们一直生活在自欺欺人的世界中。”
第二次中印战争？
战后的中印双方，互相指责对方侵犯自己的领土，来往照会接连不断。中国指责印度领导人是扩张主义者、地区霸权主义者；印度批评中国领导人是侵略者，是对印度安全的最大威胁。中印关系进入了长时间的“冰冻期”，通过谈判解决中印边界争议的大门也因此长期紧闭。
1964年尼赫鲁去世，但其奉行的“前进政策”并未消失，“报仇”心理也一直存在。两年后，中国国内掀起了“文化大革命”，西藏地区也受到波及。
印军趁机不断越境进入中国领土，修筑工事，偷移界碑。仅1967年，入侵活动就达178次。这种小口蚕食中国领土的方式，被毛泽东形容为“赖皮战术”，为此毛泽东提出“决不退让，避免流血。武装共处，犬牙交错”来进行反制。
印度也通过其他渠道对中国进行战略侦查。1967年6月，印度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鲁冠南和一名三等秘书闯入北京西郊军事基地，偷拍军事设施。中国政府因而宣布这两名印度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作为报复，印方也宣布中国驻印使馆一等秘书和三等秘书为不受欢迎的人。6月17日，印度暴徒闯入中国使馆院内，焚烧中国国旗，捣毁使馆办公楼，烧毁两辆汽车，将8名中国外交官和工作人员打成重伤。
1967年9月至10月，双方分别在乃堆拉山口和卓拉山口发生战斗。印军的攻击被粉碎后，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和以往的惯例，中国边防部队通知印军派人前来中国境内，取回了遗弃的武器和几十具尸体。此后，印军未再向中国阵地发起攻击。
1970年5月1日，为了调整被“文化大革命”干扰的对外关系，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各国驻华使节。他对印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说，“中印两国人民总是要友好的，不能老是这么吵下去嘛！”印度政府不久即传来口信，答应准备与中国进行对话。
正当中印关系出现好转的征候时，1971年3月发生了东巴基斯坦事件，印度公然干涉巴内政，11月印又对巴发动全面武装侵略。受此影响，中印关系改善的进程再一次被推迟了。
此后5年，英迪拉·甘地政府面临重大考验。她本人被指责为独裁，政敌亦宣称英迪拉在1971年的大选中舞弊。英迪拉随即要求总统下令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严峻的国内形势迫使英迪拉缓和与中国的关系。
1976年，周恩来逝世。英迪拉亲自到中国驻印度大使馆致哀并留言。不久两国决定互派大使，结束了长达14年双方只有代办的局面。
1980年，英迪拉·甘地第二次出任印度总理，开始重新审议印度的安全形势。
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战败后的印军就精心制定了一个所谓的“防御作战”计划。到上世纪80年代初，虽然部署到前沿支撑点的军队已经准备就绪，但通往这些地区的公路网却始终未能建成。1986年2月，印度鹰派将领桑搭吉被任命为陆军参谋长，加快在中印边境部署军队的速度。印度政府也开始加强对边界地区的国防基础设施建设。
1986年底，印度议会两院通过法案将非法侵占的中国藏南领土——印度所谓的“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升格为“邦”。1987年年初，印军又展开“猎隼行动”，在边界部署重兵，在桑多洛河谷修筑直接威胁中方前沿哨所的尖兵哨。这7个尖兵哨所在的位置表明，印军不仅侵入到中国领土，甚至还向前做了少许移动，这引起中国军队的强烈反应。1987年3月，双方在在桑多洛河谷发生了短暂的交火。
由于印军拒绝解除战备状态，中国不止一次向印度提出强烈抗议。1987年初，西方媒体认为北京的语调已经同1962年时类似，一些西方外交官甚至预言第二次中印边境战争即将爆发。
据印度媒体报道，桑搭吉自认为印军已同1962年时完全不同，现在印军不仅熟悉地形，而且装备有大量的运输机和作战直升机，可提供给养、支持地面攻击。按照他的设想，如果中国军队像1962年那样发起反击，印军就可以利用新式装备“围歼”以轻装步兵发起进攻的中国军队。桑搭吉甚至计划一旦战争爆发，印军可进入中国西藏纵深作战，将战线推进至雅鲁藏布江一线。
英国学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撰写的《中印边界争端反思》一书称，当时印军打算使用一个师的兵力来“清除”桑多洛河谷地带的中国军队，但有两次均在最后一分钟撤消了攻击命令。
时任印度总理的拉吉夫·甘地（英迪拉·甘地之子）并不希望鹰派分子真的挑起一场同中国的全面战争。早在1986年，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问新德里时，曾婉转地向印度传达信息：如果中印间发生冲突，苏联不会履行苏印条约中对印度的承诺。
1987年5月，印度外交部长蒂瓦里在赴朝鲜平壤参加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期间顺访北京，他向中国领导人带去了拉吉夫·甘地的一个口信：新德里不打算继续使边境地带的局势恶化。
一年多之后，拉吉夫·甘地访问中国，中印关系实现正常化。此后，中印两国高层领导间的交往开始变得频繁。
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
中印边界全长约1700公里，习惯上分为东、中、西三段，整个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
1979年2月，印度外长瓦杰帕依访问中国。邓小平在接见他时指出：“中印两国应该求同存异，边界问题可以通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地一揽子解决”。针对中印边界争端，邓小平提出“中国在东段让，印度在西段让”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拉吉夫·甘地访华后，印度政府不再坚持自己索要的领土都是“无可争议的印度领土”的立场，承认中印两国有争议地区，可以用“互谅互让”方式解决。但印度在谈判中的基本立场是，东段争议区因属其既得利益而不愿讨论，只想同中国在西段讨论“互谅互让”，这实质上是要中国单方面再做些让步。这一要求，显然不能为中方接受。
中国驻印度前大使周刚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从大局来看，我们重视跟印度的关系，双方关系也有发展的余地和必要，但是印度希望单方面解决自己的关切，叫中方单方面照顾它的利益，这个是不现实的。”
1998年4月22日，周刚抵达新德里出任中国驻印度大使。他回忆，当时还没来得及递交国书，中印关系就因为印度以“中国威胁”为借口进行的核试验遭受挫折。
当年5月，瓦杰帕依任印度总理不到2个月，就在3天内进行了5次地下核试验。巴基斯坦则回敬以6次，一时间南亚大陆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在写给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信中，瓦杰帕依将印度进行地下核试验的原因，归结于与中国关系的不信任气氛，以及不断恶化的安全环境，尤其是恶化的核环境。
“我们有一个公开的核武器国家与我们接壤，这个国家1962年对印度发动了武装侵略。虽然我们同这个国家的关系最近十年左右已经改善，但是，主要由于边界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一种不信任的气氛继续存在。”这封信被《纽约时报》全文刊载。瓦杰帕依刻意隐瞒了印度的“野心”。赢得1998年选举后，印度人民党就宣称：“要改变印度在外交上的低头政策，在世界舞台中找到应有的位置。”
“从那时候开始，别说是部长级的，连司局级的印方负责人都很少见得到。”周刚说，为了突破僵局，他“连续做了一百场报告”，手上的国书，直到6月1日才正式递交。
1999年1月，印度总统纳拉亚南在中印学者第二轮对话会议期间，公开收回“中国威胁”论。同年6月，印度外长贾斯旺特·辛格应邀访华，中印关系再次开始改善。
虽然中印之间在经贸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都在不断向好，但边界问题始终是随时爆发的炸弹。2013年4月21日，《印度时报》等媒体又纷纷惊呼“中国入侵论”观点，并称印度边防警察获得消息后，随即赶到与中国士兵营地相距300米的地方驻扎，由此进行了所谓的中印军队“帐篷对峙”。2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边防部队没有越过实际控制线一步。
“中国一直觉得印度是一个潜在的合作者，这个潜在不能化为现实，就是印度从来都不相信中国。”朱翠萍告诉本刊，经过几十年的谈判，中影双方达成的实质上的共识就是搁置争议”，“不用边界的分歧来绑架两国经济、文化领域的合作”。但是这次莫迪上台以后，国内改革面临巨大困难，需要转移矛盾。另一方面，印度越来越担心中国和不丹的边界谈判完成，威胁到其南亚霸主地位。目前，中国的14个接壤国家中，仅印度、不丹两国尚未与中国划定陆地边界。
据印度媒体报道，在中印两国于洞朗地区持续对峙之际，印度国防部8日向政府紧急寻求追加拨款2000亿卢比(约合人民币210.5亿元人民币)。
印度新德里电视台网站称，新德里希望通过外交渠道探讨当前僵局，但中国明确表示印度军队必须首先撤出洞朗，然后两国才能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印度军队正在观望中国军队官兵是否会按照两军传统，在8月15日（即印度独立日）前往五个指定的边界人员会面点与印度官兵互致问候。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林民旺认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谈判进程已使双方对于对方的底线和诸多技术性考量都掌握得比较清楚了，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最终还是要靠政治决断，而印度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书目：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编写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
王宏纬：《当代中印关系述评》，中国藏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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