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辱母杀人案”让我想起那个“最窝囊丈夫”
险境中的弱者，权利难以自保，执法者公信不存，绝望导向私力救济，最终滑向失控的边缘。从杨武一路看来，到于欢这里，悲剧收场后，方才知晓，所谓的窝囊，到底所指何物。
文丨熊志
这两天，人们的视线聚焦山东聊城，聚焦“辱母杀人案”。
母亲欠债遭堵，11名讨债人侮辱、猥亵，手段用尽。其子于欢激愤难掩，持刀相向，1死3伤。
一审，于欢被判无期。
正当防卫不被认定，理由是，“对方未有人使用工具”，“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
这让我想起杨武。
杨武，一个被媒体公开称为“最窝囊丈夫”的男人。
2011年10月22日晚，联防队员杨喜利手持钢管、警棍闯进杨武家，一通乱砸。
在“辱母杀人案”中，于欢的母亲，被辱骂、抽耳光、鞋子捂嘴，被用下体侮辱。
凌辱同样发生在杨武妻子身上。
长达一个小时间的时间里，杨喜利粗言秽语，骚扰搂抱，恐吓殴打，并强奸了杨武的妻子。
不仅如此，杨喜利还对杨武76岁的母亲进行了羞辱，并将她和杨武13岁的女儿赶出房间。
这一切都在杨武眼底下发生。但躲在杂货间的他，不敢做声，眼睁睁看着妻子遭此横祸，一个小时后才悄悄报警。
对他懦弱的指责，纷至沓来。
说起妻子的遭遇，杨武痛苦万分（网络图）
报道此事的记者对杨武说，“你太懦弱”；11月9日的《江淮晨报》，则以《“我是世界上最窝囊的丈夫”是的，你还好意思说》为题，痛心于他的忍辱。
妻子被辱，围观者比当事的男人更不能容忍。对杨武没有举起正义屠刀的事实，他们咬牙切齿，仿佛受辱的是他们。
屠刀终于还是举起来了，这次是于欢。
无期徒刑。在没有改判之前，挥刀反抗，这是目前已知的代价。
同是至亲之人被辱，在隐忍和反抗之间，命运滑向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轨迹。于是，从于欢看杨武，便有了种躲过一劫的“幸运”感：
“我想拿刀冲进去，劈死这个畜生！”杨武痛哭流涕地说，但想到家里有4个小孩要抚养，还有76岁的老母亲要赡养，“如果我杀人坐牢了，他们可怎么办？我不能家破人亡啊！”
当然，杨喜利手持凶器，与11个讨债人“未有人使用工具”，不可等量而语，强奸也是正在发生的危险，杨武有自卫权。
不过，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下，杨武依旧需要精确地把握自卫的尺度，他要避免激愤反抗彻底滑向杀人。如果防卫过当，杨武将难逃牢狱之灾，那他就是另一个于欢。
而且反抗还有另一种可能——被反杀。这正是在身材魁梧的杨喜利面前，杨武一直软弱相待的原因。
绝处不逢生。在妥协与抗争之间，两个走投无路者，于是形成了“杀人犯”和“窝囊废”的分野。
但本质上，他们都是悲剧。而在悲剧的发生地带，都闪现着权力不作为的阴影。
杨武事件中，有前科的杨喜利，摇身一变为联防队员，成为手握公权的执法者。对杨武多次欺凌，私闯民宅，其同员则协助作恶。执掌治安的执法者成了乱源，联防管理之乱可见一斑。
“辱母杀人案”里，4次拨打110和市长热线，却无改被拘禁的险境。警方留下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后，再无其他反制，直到于欢心生绝望，杀戮发生。
在走向失控前，但凡权力能够有所作为，悲剧都不会发生。这是杨武和于欢命运曲线里，统一的生存逻辑。它残酷到可能碾压任何人的尊严。
在更强者面前，这种权力缺位后的失控，是绝对的。
所以，尽管杨武在家里布局，布满监控，藏身杂货间，但他没有料到，杨喜利日常的侵犯，能够公然滑向强奸；
所以，尽管于欢的母亲，作为企业的创始人，掌管多号员工，但她也没有想到，讨债者泯灭底线的百般凌辱，以及以杀戮形式迎来的终结。
险境中的弱者，权利难以自保，执法者公信不存，绝望导向私力救济，最终滑向失控的边缘。从杨武一路看来，到于欢这里，悲剧收场后，方才知晓，所谓的窝囊，到底所指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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