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生
原标题：城管小贩成“冤家”是执法观念问题
>>对话人物
张贵生，23岁，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一学生，中南大学“城管和小贩问题”研究小组负责人。
>>对话背景
频频发生的城管和小贩冲突事件吸引了张贵生的关注，2012年，尚在读大二的张贵生和几个同学成立了研究小组，专门对“城管和小贩问题”进行社会调研，这项研究目前仍在继续。2013年，他们把调研结果、建议写信寄给习近平，收到了国家信访局的回信。之后，他们将课题升级为“角色理论视域下的城市小贩管理模式转变研究”。目前，研究小组正与湖南省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沟通，打算在两会期间通过议案提案方式把他们对城管与小贩问题的思考传达给有关部门。研究小组有张贵生、张超、谷钧仁、唐玲、马洁、方志磊六名成员，该校谷中原教授任指导老师。
体验小贩工作摆摊卖苹果三天赚80元
华商报：你学什么专业？为什么会想到做城管与小贩的研究？
张贵生：我是学社会学的，城管和小贩的冲突经常成为社会热点事件被媒体报道，我们平时上课会分析讨论社会问题，也会经常谈到小贩冲突事件。上大二时，看到一则城管暴力执法、小贩暴力抗法造成流血冲突的新闻，旁边拍照的市民手机被抢也被打。当时我的学长曹渝建议我，既然你对这个话题这么感兴趣，可以当成课题研究啊，于是2012年3月我和5个同学就成立了一个“城管与小贩问题”研究小组，开始做这方面的研究。
华商报：之前，你对城管和小贩有过深入接触吗？你怎么看二者的关系？
张贵生：我没有接触过城管，但是小贩还是打过交道的，我也经常见到城管和小贩“猫抓老鼠”，我当时本能地站在弱者一边，认为肯定是追的人不对，觉得城管不合理，执法暴力无人性。
华商报：你们的研究是如何进行的？
张贵生：当时（2012年）学识有限，就想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一下城管和小贩总是发生冲突的原因，我们觉得这种群体对立可能在心理上源于对彼此的认知出现偏差，比如城管被妖魔化了，成为暴力执法的代名词。所以我们发放了400份问卷，调查城管与小贩他们对彼此形象的评价，并对一部分城管和小贩进行访谈，最后根据这些调研结果写成报告。去年，我们把调查地点从县城转向长沙市5个区，采集了700余份调研问卷、100余个典型访谈个案，完成了一份3万字的调研报告。
华商报：如何寻找小贩和城管？调研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张贵生：小贩比较好找，街上有很多，但说服他们帮我们填问卷就比较难，因为会耽误他们做生意，一些小贩还会质疑：“不好好上学做这个干嘛？”“做这种调查有用吗？”我们就得花很多时间给他们解释。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小策略，比如“死缠烂打”，他们做生意时我们就站在摊位边等着，他们一有空就和他们聊，就这样断断续续把问卷做完；有时我们会买一些他们卖的水果、小商品，这样他们也不太好拒绝我们。
找城管有点难，我们试过在街头找城管填问卷但碰壁了，他们对我们的调查有些反感，问我们“你们想干嘛？是不是记者？”后来我们就去城管局找领导，请他们帮我们找城管队员填问卷，但填着填着，就觉得他们脸色变得很难看。因为我们当时想问题不深入，问卷设计带有倾向性，有的问题现在看来很幼稚，比如“你觉得当城管是一件很威风的事吗”之类的。局长也提出，我们的问卷有些不公允。之后我们反思并修改了问卷，尽量保持价值中立，又去找城管局长，他觉得我们的问卷不错，又找城管队员帮我们填。之后我们也在长沙市区发问卷，前后花了两个多月，才完成问卷调查。
华商报：有没有去城管局体验他们的工作，或摆摊体验小贩的心境？
张贵生：我们曾想去城管队实习，体验一下当城管都做些什么，不过他们不要我们。说是因为是行政执法单位，实习需要组织部推荐信之类的，非常麻烦。但我们体验过小贩的工作，去年平安夜期间，我们研究小组在长沙街头摆摊卖过三个晚上的苹果，自己去批发市场进货、砍价、租桌凳、包装，第一晚只卖出3个苹果，特别沮丧，还好后两天卖得多一些，6个人冻了三个晚上一共才赚了80元，确实体会到讨生活的不易。当然赚钱不是目的，我们是希望能以“同行”的身份对小贩进行更深入的调研，摆摊时经常和周围的小贩聊天，他们分享了很多秘诀，比如在哪里进货便宜、哪里摆摊顾客多、哪里城管管得比较松等。（华商报：有没有遇到城管？）我们特别想遇到城管，但可能是因为我们出摊晚（大家都有课，晚上9点多才能出摊）的缘故，一直没见到城管，没体会到被追赶的感觉。
写信给市长获批示与城管部门座谈
华商报：听说你曾写信给习近平？为什么想到这么做？
张贵生：是2013年4月，当时我们想得比较简单，就是希望我们的调研成果能产生一些社会影响，推动城管和小贩对立问题的解决，但我们又找不到解决途径，所以就想要直接把调研的结果告诉党中央。当时我们根据研究报告写了一封信，分析了城管和小贩冲突的社会心理学方面的原因，也提出一些建议——当然现在看来比较泛泛而谈，包括建议城管部门以人为本，重视小贩的权利，要柔性执法之类的。我把信件打印出来，买了个最普通的信封，写上“北京中南海中央办公厅习近平收”就寄出去了，还是8毛钱的平信（笑）。
华商报：当时觉得有可能收到回复吗？
张贵生：其实没抱多大希望。我们心态很好，觉得回不回复不要紧，重要的是我们做了这件事。但没想到12月竟然收到了国家信访局的回信！虽然不是习主席回的，但我们还是激动得无法用语言形容。信上说，“你们于今年4月写给习近平主席的信收悉，我局已按相关工作规定报送领导同志参阅。你们积极探索研究问题并提出解决城市管理方面问题的建议值得充分肯定，欢迎今后继续来信就所关注的问题提出意见建议。”这封信鼓励了我，所以去年保研后，我继续研究城管和小贩的问题，希望能更加深入。
华商报：去年，你把新的研究成果寄给了长沙市市长？为什么？
张贵生：如果想推动问题解决，就需要领导的批示，可国家层面没有城管部，省里也没有城管局，就算领导有批示也没法传递给谁，没有具体部门去执行。市里有城管局，所以我们这次就寄信给长沙市市长胡衡华，建议改革对小贩的管理模式。信是去年11月12日寄出的，11月24日市长就做出批示了。市政府研究室打电话约我们座谈时我们都非常惊讶，在对接会上拿到了市长批示的原件。
同情城管但城市应为小贩生存留空间
华商报：历时3年的研究，你觉得城管小贩为什么会成为“冤家”？问题出在哪？
张贵生：小贩与城管成为对立甚至冲突的关系，根源就是目前的行政执法管理模式。很多政府并没有认识到小贩的社会功能，在他们眼里，小贩不是一种对社会有用的职业，甚至不是一种合法职业，而是在创卫时才被想起的“城市污点”，因此他们对小贩的管理核心就是“严控”、“取缔”，这种观念不改变，即使再呼吁柔性执法也无法改变二者对立的局面。所以我们通过调研，认为应该把对小贩的管理模式从目前的“行政执法管理模式”向“励业管理模式”转变，应鼓励把小贩作为一种合理合法正当职业来看待，先转变观念，再谈对小贩的管理。城市应为小贩的生存发展留出空间，规范发扬早点文化、夜市文化，对小贩可按时间分类管理，空间上也可以分严管地带、控制地带和规范地带等不同区域管理。
华商报：通过对城管和小贩的接触，你对他们的看法有改变吗？
张贵生：我还是很同情小贩，但同情的原因不同，之前是情感共鸣，现在是经过理性分析，认为应该为小贩生存发展留出空间。我也很同情城管，他们也有自己的苦衷。调研时，很多城管队员对我说，“我们也是弱势群体啊”，虽然这个说法有些夸张，但也有一定道理，在当前的制度框架下，每个部门最不好执法的部分都让渡给了城管，他们没有自主空间，上面有任务，下面小贩不服你，上下挤压，压力很大。
华商报：关于城管与小贩的研究，还要做多久？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张贵生：在研究生阶段我都会继续做这个课题，我希望能读博士，继续对这个课题的研究。如果无法读博，我希望我们的小组能够保留，由学弟学妹们接棒继续这项研究。接下来，我们可能不会给领导人写信了，想通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两会期间以议案、提案的方式把我们的思考传达给有关部门，现在我们已经在和一些湖南省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交流沟通了，也在准备议案提案的初稿。
华商报记者刘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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