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 | 政邦智库理事长
下半年，开启了出差模式，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切换生活的场景。
11月10日上午，北京印刷学院，我在“跨媒介·设计转化”学术论坛上做了个发言，主题是《设计“征服”出版：从“创意设计”到“阅读旨趣”》。
中午，从会场直接去机场，前往深圳。临行前，我发了一个朋友圈：“下一站，深圳。温暖的南方，意味着从羽绒加身到短袖赤膊，从漫天黄叶到处处青绿，从远望西山到面朝大海。上次去深圳，记不得何时了，但肯定是那三年之前。准备谈一个既有哲学意味又有现实关怀的话题。”
这个话题，就是“文化与人的现代化”学术研讨会。这是著名学者、深圳大学中国传统文化创造转化研究所所长王立新教授组织发起的会议，已连续召开数届，在学术界颇有特色。此次成行，也是王立新教授盛情相邀。
最近几年，我也参加了不少研讨会，由于众所周知的缘故，几乎都是线上，线下参加不多。一方面因为工作较忙，没有太多时间参加——但凡参加，必然认真准备，需要投入相当的时间精力；另一方面，开始聚焦于那些自己更感兴趣、更擅长的话题。比如，这次的“文化与人的现代化”。这些年，我研究的方向之一是评论史，通过对数十位政论家/评论家的观察梳理，隐含他/她们评论生涯的一条重要线索，就是对现代化的追求。
自从在调研笔记系列中写了“带一本书去远方”的故事后，不少人说自己也有类似的情况，也好奇我的每一次出行都带什么书。此次去深圳，随行的背包中照例带了一本书。
我这次发言的的题目是《“人”的现代化及其思维方式：基于报告的思考》，所以特意将《中国的现代化》带在身边，路上再温习一下。普林斯顿大学社会系教授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的这本《中国的现代化》，酝酿于1974年，定稿于1979年，出版于1980年，历时六年，当时被称作“迄今为止国外关于中国现代化研究的最系统的一部专著”。
这本书对我启发最大的地方，在于其提出的考察“中国的现代化”的五个维度：1）国际环境（世界秩序，西方对中国的影响）；2）政治结构（主权、国家权力、地方政权、法律机构）；3）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经济基础、资源配置、经济增长动因）；4）社会整合（人力资源、定居格局、组织状况、再分配过程、人际关系）；5）知识与教育（大众教育、英才教育、科学与技术、教育和价值观）。
其中，在人力资源、人际关系、大众教育、英才教育、教育和价值观等方面的观察与思考更贴近“人”的现代化层面。
路途遥远，我还带了《韦政通八十前后演讲录》，这是著名学者韦政通先生晚年在大陆不少大学的演讲集。此前读过，印象深刻，其中的一次演讲，我在读大学时曾现场聆听过。此次准备发言时再读，又有新启发，一并带上。
一路上，阳光相伴，窗外云海起伏，时而如袅袅状漫无边际，时而如波涛状滚滚而来，边读书，边思考。于我而言，参加研讨会，也是“调研”的一种。既然当作“调研”，决定了既要是“参与者”，能进得去，也要是“旁观者”，还能出得来。
“参与者”的角色，需要认真去思考，何谓“文化现代化”？何谓“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做一个怎样的中国人？“人”的问题及其本质是什么？作为“人”的“思维方式”：我们该如何思维？这些问题的历史沿革是什么？今天提出来，现实意义何在？
作为“旁观者”，我关心的是“如何开会更加有效”？尤其是类似的学术会议，学者云集，如何“开会”更是一个考验。除了一般的议题设置、议程安排等因素，我更关心两个问题，一个是发言者的“前提”，一个是发言的“语境”。
所谓“前提”，涉及到“时—空—人”的因素，即此时、此地、此人的问题。
为何此时——学术研讨、正式调研的议题，很多时候带有“母题”色彩，属于经久不衰的话题，这样一来，不同时段探讨同一问题，意义也不尽相同。很多时候讨论者身在其中，却难以明确觉察。“此时”其实也是“时机”的选择，是某些重大事件之前还是之后，是随机性挑选时间点还是特意选择某些特别的纪念日，不同的“时机”，引发的思考也有差别。
2022年7月25日，“有解思维 向前看齐：政邦智库淄博高质量发展调研行”正式启动，当天我发了一个朋友圈：今天，淄博城市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天。30年前的今天，国务院国函〔1992〕89号文件正式批准淄博市为“较大的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淄博市人大常委会有了地方立法权。
拿“此时”和“历史上的今天”进行对应，瞬间能激发不少思考。
为何此地——探讨问题，在不同的地点/环境/场景，自然也各有意味。是在僻静山野，还是喧嚣闹市，是在传统的四合院，还是在现代的酒店，是在历史古城，还是现代都市，是在一线城市，还是三四线城市，再具体一些，在茶话会上，还是在推杯换盏之间，都值得细细思量。
正好在《韦政通八十前后演讲录》中，王立新老师整理过的一篇演讲，也涉及到这个问题：2006年5月，韦政通先生在清华大学深圳国学研究院发表了一个演讲，谈《儒家伦理观念的新检讨》。在深圳，他说新加坡是亚洲一个很了不起的小城市国家，新加坡跟深圳比恐怕还要小。这么少的人口，这个国家治理得非常好。当然因为人好、国家小，才容易治理得那么好，但百分之七八十也是华人，为什么能够把国民治理得那么守法？那么有公德心？
如果不是“此地”，想来这种比较也可能无从谈起。
为何此人——退一步说，如果举办一场活动，想/该邀请哪些人？此次研讨会，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参加者身份多元，年龄多元，学科多元，到场每个人都显得那么“恰如其分”。选择逻辑是什么？除了组织者对每位嘉宾的熟知，我想也是韦政通先生所说的“科际融合”——从事创造性学术工作，要特别注意科际之间和跨领域之间的知识。就个人来说，就是在个人的专业领域之外，还能吸收不同的知识和不同的观点。
1929年5月11日，平社的聚会上，罗隆基介绍了英国费边社的历史，胡适受到启发，提议平社同人效仿，围绕“中国问题”这个大题目，每人担任一个方面的内容，各自准备论文，分期提出讨论，然后合编为一本书。后来，潘光旦将其中的一些文字编为《中国问题》一书，1932年由新月书店出版。目序如下：《序》（潘光旦），《我们走那条路？》（胡适），《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罗隆基），《如何解决中国的财政问题》（青松），《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一篇外论》（刘英士译），《中国农民的生活程度与农场》（吴景超），《制度与民性》（郑放翁），《宗教与革命》（全增嘏），《性、婚姻，家庭的存废问题》（潘光旦），《我的教育》（沈有乾），《优生的出路》（潘光旦）。（《中国问题》，上海新月书店1932出版）。
序言中，潘光旦写道：“我们今日要想研究怎样解决中国的许多问题，不可不先审查我们对于这些问题从根本上抱着什么态度。这个根本态度的决定，便是我们走的方向的决定。”
类似“现代化” “中国问题”这样的重要议题，确实需要“科际融合”的精神、方法与视野。
所谓“语境”，有情景语境，文化语境，也有词语语境，上下文语境之类。
正因为很多议题很重要，很多涉及到的概念就值得多推敲，因为在不同人的眼里，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有差异的，有些理解上的差异甚至相悖。这就需要在研讨或探讨时，对基本概念的界定达成一定的共识。这也是为什么我之前专门撰文谈《为什么要不断推敲“基本概念”》。如果缺乏共识度较高的概念界定，探讨的方向也必然出现偏差，效果也必然大打折扣。
带一本书去深圳，引发了不少“调研”的思考，也是意料之外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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