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经济史上，“50条”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1992年的十四大报告，提出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而“50条”，就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份精细化的施工图。
1991年，中国出现了一波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论。1992年年初，一位老人的谈话一锤定音，终于打破了三年来改革徘徊的局面。1992年十四大报告起草，虽然还是颇费周章，但决策者最终选择“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并提出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已经没有太大的阻力和障碍。
十四大召开之后，全社会洋溢着乐观的情绪。1993年央视春晚上，陈红和景岗山合唱了一曲《好年头、好兆头》，歌词里这样写道：新疆的个体下广州，北京的倒爷震东欧，合资企业火火火，股市行情牛牛牛。
1993年春晚上的歌曲《好年头、好兆头》
中国经济开始过热。1992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长了50%，1993年又增长了40%，同期CPI的涨幅，也达到14.7%。
海南岛的房价蹿升到上万元，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严重的房地产泡沫。商人沈太福以募资投入一种可以节能的新型电机为名，在短短半年里以24%的高息吸储，集资金额高达十几亿元，那是1993年的十几亿，足见当时市场的烈火烹油。长城电机的庞氏骗局在1993年上半年破灭，沈太福也在次年被枪决。
1993年3月，排名第一的副阁揆开始了他的新任期，主持北院日常工作。他要直面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治理已经接近沸腾的中国经济。
6月24日，中央发布了《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中发[1993]6号文），这份文件指出了中国经济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一是货币过量投放，金融秩序混乱；二是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都出现膨胀的趋势；三是财政困难状况加剧；四是由于工业增长速度越来越快，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瓶颈”制约进一步强化；五是出口增长乏力，进口增长过快，国家外汇结存下降较多；六是物价上涨越来越快，通货膨胀呈现加速之势。
决策层直面中国经济的严峻形势，坦承：“当前的宏观经济环境已经绷得很紧。”
《意见》决定采取包括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纠正违章拆借资金，灵活运用利率杠杆，制止各种乱集资在内的十六条措施。这些措施现在看来稀松平常，但在当时，却是中央第一次进行“宏观调控”。在旧体制下，中央政府干预经济的主要手段是“微观计划”，而“宏观调控”的逻辑，是利用货币、财政等政策的总量杠杆，引导社会经济活动。
这一次“宏观调控”最终取得了成功，这便是后来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中国经济“软着陆”。但作为一个大国的掌舵者，他们要思考的问题不仅是怎样在短期稳住经济，更包括构建一套能够支撑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体制。从1978年到1993年的十五年间，虽然改革航船蜿蜒向前，但中国经济也出现过多次“大起大落”，“一管就死，一放就乱”，似乎是中国经济一个走不出的循环，破局之道，唯有建章立制，形成全新的市场框架。
计划在93年秋天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要把这个框架推出来。三中全会的文件从5月底开始起草，总共历时五个多月。
《决定》草案八易其稿。时任国研中心主任王梦奎回忆说，“当时起草组有同志开玩笑说，七搞（稿）八搞（稿），总算搞出来了。”按周小川后来的总结，“50条”是对十四大报告的具体展开，是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详细解释和改革的行动纲领。“50条”提出了由现代企业制度、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组成的“五大支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内容。
回看“50条”，既有高屋建瓴的理论视野，又精准切入当时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要害问题。
第一个“硬骨头”是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时代，政企不分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国家直接通过指令计划安排生产，国有企业本身在财务上也缺少预算约束。“50条”提出，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际上是普遍建立国有企业的“公司制”。12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国第一部《公司法》，公司成为最重要的市场主体，是中国改革迈出的关键一步。
第二个要理顺的是金融体制。在1979年之前，人民银行是财政部的一部分，也是中国唯一的金融机构，谈不上金融体系。从1979年开始，金融改革开始启动，但中央银行、专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分工不清，管理混乱，央行总行是最高金融当局，但央行各地方的分支机构又在“包干制”下有创收冲动；表面上成立了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专业银行”，但实际上政企不分，计划信贷、政策性业务和其他业务混乱交织，成了“四不像”。而这样的金融体制，正是“一放就乱”的重要原因，金融体系有着巨大的顺周期的扩张冲动，而计划体制又扭曲了资金价格信号，带来大量寻租和套利空间。
“50条”提出的改革措施是，中国人民银行真正成为纯粹的中央银行，主要是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央行贷款利率和公开市场业务等手段，调控货币供应，并进行金融监管，不再对非金融机构办理业务。原有专业银行转变为商业银行。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分离，组建政策性银行。银行业和证券业实行分业管理。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金融改革的具体方案，这一次改革确定的金融体系大框架，基本延续至今。
当时，财税是另一个敏感的问题。“50条”提出了系统性的改革方案。一来是将地方财政包干制改为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的分税制；二来是简化税制，推行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制度；第三点则是改进预算制度，严格控制财政赤字，中央财政赤字不再向银行透支，统一管理政府的国内外债务。这次改革确立的财政体制框架，同样延续到现在，而它最直接的效应，是让中央政府的钱袋子鼓了起来。
1993年的冬天，决策层部署的改革还包括汇率的并轨、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等等。汇率以市场轨为基础对美元一次性贬值，提升了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劳动力市场的出现，让大量农民工得以进入城市，释放出巨大的人口红利。正是这些改革，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打下了基础。
改革从来不可能是一片坦途，总会遇到激流险滩。
1993年，中国再一次面临“惊涛骇浪”，如果中国在1993年重蹈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的覆辙，中国改革又可能会走一段很长的弯路。
但幸运的是，中国不仅稳住了经济，更果断地启动了系统性的体制改革。后来，人们把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部署的金融、财税、汇率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称为“最小一揽子改革”。这一改革的成功，奠定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过去三十年中国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都得益于“50条”的擘画。
在中国改革的道路上，观念的转变，思想的解放至关重要。但同时，对具体改革措施的详尽规划，同样关键，这对决策者的经验和智慧，是更大的考验。“市场经济”不是从天而降，而是靠每一次创新、每一项改革才趟出来的。没有南方谈话，就不会有今天的中国；没有“50条”，同样也不会有今天的中国。
今天是“50条”诞生三十周年。历史给我们的启示，依然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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