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消息来自青海玛多县。今年9月，该县宣布完成人口小县机构整合试点任务，改革前的25个党政机构被整合为20个，精简比例达到20%。
玛多县的“瘦身”并非个例。最近几年，山西、安徽、湖南、内蒙古等多地都在推动小县机构改革，进一步撤并精简行政部门，缩减事业单位编制。
在国家机构改革的大背景下，如何理解此轮精减？体制内的“铁饭碗”，会越来越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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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此轮县城机构改革，起步最早的山西省颇引人注目。
2020年4月起，山西省将6个人口不足20万的县列为“人口小县”机构改革试点，分两批推进。这轮改革力度不小，多个试点县域编制被缩减，甚至部分领导岗位也被砍掉了。
比如被确定为山西省第一批人口小县改革试点县的河曲县。根据方案，36个党政机构精简为22个、135名领导职数精简为114名、186个涉改事业单位整合为40个、1964名事业编制核减为659名。
图源新华社。
现在看，山西的这轮改革，可以说走在了此次国家机构改革的前面。
就在今年3月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明确“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人员编制统一按照5%的比例进行精减”。
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明确，地方党政机关人员编制精减工作，由地方结合实际研究确定。县、乡两级不作精减要求。
虽然《方案》对基层的机构精简没有做出硬性规定，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实际上为基层处理机构改革这类复杂问题提供了更灵活的空间。
比如最近引起关注的湖南省湘西州古丈县。这里总人口只有14.3万人，是湖南人口最少的县，最近也积极试点推进人口小县机构编制改革。还有人提出，可以通过县县合并实现“瘦身”，减少行政资源的浪费。
事实上，机构改革并非新事。不算2023年这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集中开展了8次机构改革，每次机构改革都对应着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目标任务。
大致看来，可分为三个阶段：1978年至1992年，主要是冲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控制和干预；1993-2012年，主要是探索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政体制；从2013年至今，主要是完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但观察这轮县域机构的改革，还有更为严峻的背景。
近年来，由于经济发展后劲不足、产业结构调整、债务压力等复杂原因，一些地方出现了财政紧张的情况，甚至某些地方已经入不敷出，不得不依靠转移支付，这在本身经济就落后的小县城更为严重。
比如在“人口小县”较多的山西省，普遍存在财政供养人员比例失衡、人浮于事等突出问题。其机构精简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解决财政收支缺口大的问题。古丈县也提出，改革的目的之一是，优化政务服务效能，减轻财政供养压力。
但另一方面，“吃财政饭”的人正变得越来越多——有研究表明，在中国财政中，向政府雇员支付的劳动报酬占政府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在近十年来不断上升，但近年来，公务员的工资收入水平却并没有太大提升。
通过缩减公务员编制来降低政府运行成本，已经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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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县治，天下安。在中国，县域的发展和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说，小县城的缩编现象，并非简单的一时一地的机构改革，而要放在中国城乡发展的大背景下来看。
作为人口大国，我国共有2844个县级行政单位，除去977个市辖区，还有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
一些县城的人口往往只有几万到十几万人。根据官方数据，全国纳入统计的户籍人口在10万到20万人之间的县（市）有228个，10万人以下的县（市）有206个，其中5万人以下的超级小县（市）有90个。
一般来说，某个地区公务员的编制数量，应取决于公共事务的多少，这必然与当地常住人口相关。如果人口减少，缩编本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此番县城缩编，人口的收缩是另一重严峻背景。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口向中心城市集聚的趋势仍在持续，有相当大一部分县域的人口呈现减少态势。
图源新华社。
种种信号也表明，部分城市正在从大扩张模式，转向“收缩”模式。背后的原因相当复杂，既有经济高增长时代远去的原因、地方产业转型的阵痛期，也有土地财政模式的转向等因素。
没有人，经济难以发展，产业难以带动，由此进一步导致本地人口大量外流，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这对人口小县来说更为严峻。
对县域来说，机构“瘦身”就是破题的关键。换句话说，“瘦身”并非最终目的，而是要通过这一手段，盘活地方经济，实现更好的良性发展。用地方的话来说，就是“压减一切非必要支出，留出更多财力保民生、促发展”。
机构改革能降低县域多少财政负担呢？
以山西省娄烦县为例，改革后，节约人员经费3410余万元，节约运行经费约990万元，合计节约4400万元，同时还腾退出了2.8万平方米办公楼。
可以说，通过降低县域财政负担，节用裕民，这是人心所向之举，更是大势所趋。
另一方面，机构瘦身目的也是为了提高政府办事的效能，可以“轻装上阵”。
我们知道，在现行的行政架构下，无论人口多少，只要是县级行政区，就得配备相应的机构和事业单位，供养规模庞大的编制人员，不但不合理，站在市场主体的角度看，也未必是件好事。
县域经济讲究“因地制宜、量体裁衣”。囿于区位、资源、基础等诸多方面因素，绝大部分县域不可能简单复制大中城市的发展路径与模式。与此相匹配，行政机构也需要“量体裁衣”。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机构瘦身或许有利于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毕竟，机构越少，跑得越少，办事效率就更高。
这在娄烦的改革中也可见一斑。通过将县委机关由9个减至6个，政府部门由26个降为16个，事业单位由133个降至104个，缩小了审批层级，办事效率提升，大大改善了当地的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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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基层，人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用以形容上级政府的各种政策，最后都得经过基层干部来传达、落实，也说明了基层工作的繁重。
这是此次县域缩编需要考量的第三重背景。
这也提醒我们，在机构改革的过程中，要警惕“只减人，不减事”的形式主义——从数量上缩编减员，但很多不必要的具体事务并未随之撤并精简，反而造成事的空转，让基层压力较之前更大，效率也更低。
对于这种情况，仅仅减员是不够的，关键是要把部分没必要做的事也一并减掉。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再怎么减员也没用。
另一种需要警惕的形式主义则是“只合并，没减人”，从而造成人的空转。
在此轮人口小县的机构改革中，有人就担忧，一些单位仅仅是物理合并，岗位其实没怎么少，人员也并没有少太多，或者，仅仅是机构简单合并，功能没有整合，群众和市场主体要办的事、要跑的路，并没有随之减少，这就背离了机构改革“强体”的初衷。
图源新华社。
机构的撤并，编制的缩减，还涉及到岗位设置的底层逻辑：究竟是因事设岗还是因人设岗？如何避免人浮于事的问题？这恐怕还需要更多慎重的考量。
对亟待改善营商环境、发展经济的地方来说，岗位的设置，恐怕更要考虑市场逻辑，而非行政逻辑，不能生搬硬套，而要因地制宜。
有专家认为，精简人员的改革，只是一种结构上的改革，重要的还是职能改革。也就是说，哪些职能归政府管，哪些归社会管，哪些归市场管，应有明确界限。
说到这，我想起近年来基层经常出现的一类顽疾：一个单位门口挂了无数的机构牌子，群众看都看不过来，以至于怀疑，是否真的有必要设置那么多机构岗位？
一位基层负责人道出症结：挂牌意味着担责，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的任务和考核，让本就忙碌的居村干部忙上加忙。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基层也下了不少功夫。比如，花大力气清理挂牌，进一步减少形式主义，精简挂牌后可以让基层抽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真正去为民办实事。但怕就怕，牌子减了，效率却没增，反而成了新的形式主义。
这和县城缩编的逻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归根到底，还是要把内里功夫做足，提高基层办事效能。否则，减再多牌子、缩再多编制，也只是表明功夫，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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