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去前两天引起哗然的山西男孩被侵犯两年一事，光这小半年里，也有13岁男孩被三名未成年逼吃粪便、中学女生遭多人掌掴、中学女生被推下小河……诸如此类直接的暴力，不胜枚举。
新闻报道的个案之外，还有更多的霸凌事件隐于水面之下。
宏观的调查数据直观地显现了校园霸凌的习以为常：2020 年，华中师范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校园霸凌的发生率接近1/3。一项一万多人参与的微博投票也显示，近半数的人都曾遭遇过校园霸凌。
并不能简单归结于我们不够重视校园霸凌：至少这几年，“学生欺凌”入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年年两会代表议案都会提上一提，各地出台了不少监管条例，影视文艺作品里，它也是个长效的热点议题。
但为什么报道了又报道、呼吁了又呼吁，校园霸凌依然如跗骨顽疾，成为校园生活里隐秘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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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凌行为长期、普遍地存在着，割掉一块突出的病灶很容易，但如果它缠附在日常的生活里，边界模糊不清，外界的手术刀又该如何落下？
甚至，“霸凌”也不叫“霸凌”。我们习惯的语境里，往往是另外一个词，“欺负”。
比起被众人声讨的“欺凌”、“霸凌”，“欺负”这个词甚至带了点嗔怪，要柔和得多。孩童间的打闹是常事，在规章制度上看起来远远不如学生的成绩、早恋和发型重要。我都能想到家长老师不轻不重地责问，“怎么欺负人啦？”“说说看，谁欺负你了？”
甚至还可能问问“受欺负”的小孩，“怎么人家老来找你的事？”
“和稀泥”“各打五十大板”，是学校里矛盾冲突的常见处理方式。不能完全苛责老师们的习惯，孩童们未必能完全自控自己的行为，如果每一起矛盾冲突都严抓严管，老师们也够疲于奔波的了。很多时候，看看两边孩子看起来没事，这事就结了。
但看起来没事，并不意味着真的没事。
除去刻板印象里的身体暴力，语言暴力、心理暴力，更多的霸凌，是隐秘的。学者研究提出“隐性攻击文化”， 关系攻击、间接攻击和社交攻击，这样无形的形式，同样可能造成深刻的伤害。霸凌可能现于孩子身上的青紫痕迹，却也可能只表现为体育课上，全班唯一一个落单的背影。
电影《少年的你》剧照。
很多网友在分享自己被霸凌的经验的时候，都会用到后知后觉这个词。很多需要求助的孩子，甚至根本意识不到自己需要帮助。
他们只是沉默着，然后接受了这一切。也许多年之后会有恍然大悟的一刻，但是世上没有时光机，自己或他人，都无法真正拯救那个过去的伤心的小孩。
校园的隐秘性不只是在于它常常发生在“看不见的角落”，也因为它常常是“不足为外人道也”的隐秘小事。一句看似无心的绰号，同样可能成为孤立一个孩子的理由，成为压垮一个孩子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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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问题是，作为施害者或者受害者，我们的孩子们，真的能识别和分辨出来校园霸凌吗？
我有我自己的切身体会——除去明显的身体暴力，很多时候，即使是霸凌者，都未必真的能意识到一些行为它真正意味着什么。
我小学时候是那种典型的学生干部：成绩好，老师纵容，非常爱出风头。在母亲节那天，我主张着在后排的黑板报划出了一个“最孝顺的同学”和“最不孝顺的同学”分栏，然后我撺掇着全班同学，分别投出了这五个名字，写在了节日黑板报上。
但是小孩子又怎么会知道谁到底孝顺不孝顺？我还记得，投票标准幼稚得可笑，成绩好的，就是不让父母操心的，就是“孝顺的”；而那些被冠以不孝顺的指责的同学，也只是因为他们总是考不到及格。
我甚至已经想不起来我到底为什么要做一个“不孝顺”的分栏，也记不起来那五位被我写到“不孝顺”分栏里的同学的名字。黑板报一天之后就擦去了，但等我几年后，后知后觉回想起来，我才真正理解那一刻我对我无辜的同学们做了什么。
成为“施暴者”的回忆是很糟糕的。我背过“勿以恶小而为之”，国旗下讲话时已经会学着说“要服务每一个同学”，任何一道有关价值观良善与否的题，我都能选出正确的答案。但那一刻，所有的道德教化都不足以发挥作用。我并不真正理解自己在做什么，八九岁的我拥有的权力微妙地扭曲了我，我模仿着我看到的那套粗暴的辨别标准（考不好就会叫家长，就会被老师训斥浪费了家长的苦心），这只是我昭显活跃分子的又一种方式。
我的同学们抗议了吗？也没有。一直当班长的名列前茅的我姑且有着小小的权威，我也没“做什么大不了”的，他们又能找谁抗议呢？
今时今日，写出这段经历依然让我怀有羞愧，但我也由此想到更多的东西。
电视剧《黑暗荣耀》截图。
某种程度上，我们的文化一直提倡孩子们要“乖”。什么样是乖的？不要娇气，不要任性，不要麻烦别人。要合群，要无私，要学会忍耐。我们也宽容冒犯，“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霸凌者也会因此下意识的合理化自己的行为。我并没有做什么大的坏事，都是因为对方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只是做了我想做的事，这没什么大不了。
这让“自罪感”常常出现在被霸凌者身上。什么样的程度才是霸凌？如果感到不适，是因为我有错吗？是因为我太娇气吗？我只是心里不高兴，我就要去打扰老师父母的工作，我会太麻烦别人吗？
如果孩子自己也“看不见”霸凌，那么，怎么可能被阻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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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霸凌被看见？
有家长建议说，多设摄像头，至少从空间上消灭隐秘的角落；还有人提出，靠老师，他们就该多盯着孩子们，看到霸凌现象，就立刻阻止。
但靠大人的眼睛、机器的眼睛，就能把所有的霸凌都识别出来吗？说白了，孩子才是经受霸凌痛苦的直接对象，孩子才是施加暴力的直接行为人。
所谓的“孩童之恶”，很大程度上源于未成年人社会化的程度并不高。他们未必真的理解行为背后的含义和代价，也许只是戏仿从他处学来的粗糙规则，也许只是本能性地发泄心中的情感，未知善恶，便难辨是非。
电影《少年的你》截图
孩子们也许有朝一日会明白当年学过的道理的真正含义，但这往往要花费漫长的时间。比起空阔的大道理，更直白地告诉孩子们，霸凌的行为是什么，施暴者付出的代价是什么，经受者会承受的痛苦是什么，反抗的机制在何处，求助的对象在何方，是见效更快也更直接的方式。
制度当然重要，当然有用，但是诚如心理学家河合隼雄所言，“围绕着规则，会出现人与人互相冲突的机会。把规则当作防护的盾牌，自己躲在后边，是做不成事的。把规则作为一个切入点，人挺立在前边，才有意义。”
校园霸凌面向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教育，更重要的是去埋下一颗教化的种子。
有教师在网上分享自己处理班上一起校园霸凌事件的案例，我对其中一个问题印象深刻：
他问，在被霸凌者被欺负时，你在旁边笑了吗，围观了了吗？只要你笑了，围观了，你也站起来。
在问谁欺负这个小孩的时候，只站起来了几个人。而在问谁围观了的时候，则又站起来十几个同学。
这个老师说，他严肃地告诉他们，每一个围观者，都是帮凶，都是施暴者。
这样直白的、直观的教育，或许恰恰正是我们缺少的。
我们的心理课程，应该教一些真正关系到孩童心理的事。像告诉孩子们“好好学习才能过上好的生活”一样，像教会他们加减乘除这样不变的法则一样，教会孩子们重视自己的感受，告诉孩子们他们不应该受到怎样的对待。愤怒不是可耻的，痛苦不是必须忍耐的，隐秘的角落，是应该见到阳光的。与此同时，也教会他们，伤害别人的意涵是多样的，语言的暴力同样是不正当的，
在这个过程里，让孩子们不做欺人者，不甘做被欺者，不平于做围观者，才能真正制造出反抗校园暴力的文化氛围，去照亮隐秘难见的阴湿之处。
“正因为是孩子，才会记一辈子，在没干的水泥上留下划痕，那痕迹会留一辈子的。”《山茶花开时》这样说。
责任编辑 | 尤莼洁
编辑 | 林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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