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一山/文 吉林省白城市村民黄某某一家18人因私搭浮桥被判寻衅滋事罪，最近持续发酵。
就此前媒体披露的案件判决书来看，核心案情本来并不复杂。洮南市人民法院判决书中披露，自2005年至2014年，被告黄某某私搭浮桥收过桥费，2014年冬又私自建固定桥以及桥旁的彩钢房和地坪，进而拦车收取过桥费。综合这些事实，黄某某及其亲属共计18人构成寻衅滋事，被分别判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及缓刑。
这一2019年的判决因为黄某某提起上诉、媒体报道，而于近日为大众熟知。就判决书中的这些情节，法院判决是否得当，罗翔等知名刑法学者也陆续发表观点。罗翔认为考虑到私搭浮桥虽然违法，可毕竟满足了周边过河的需求，不符合寻衅滋事的主客观要件，觉得刑罚过重，处以行政处罚即可。这类法理探讨，对于理解法治和正义无疑是有帮助的。不过舆论场对此事的讨论，则要复杂很多。
几天来，支持和反对黄某某一家的变成不同阵营，彼此吵得不可开交。有的认为黄某某一家搭桥是做善事，不该被判刑，有的则认为他们强制收费，近乎村霸，所以罪有应得。法律和道德的标准，在其间混杂不清。而且为了证明黄某某是村霸，网上还出现很多似是而非的传闻，比如说他为了逼人走私搭的浮桥，把别处本可以过河的浅滩挖断；甚至还有人说他参与盗沙，属于黑社会。为了证明黄某某是恶人、被判刑活该，这些网友提供了比当时公诉机关指控更多的证据，但如果这些罪行存在，公诉机关和法院为什么只认定私搭浮桥和强制收费呢？
可见，为了捍卫某个立场，选择性采信网传信息，可能有失客观。要更准确定性黄某某的行为，不妨问一个更简单也更本质的问题，本案的“受害者”到底是谁？
如果黄某某一家的行为只是一审法院认定的私搭浮桥和收费，那很难说有直接的“受害者”。因为黄某某不搭这个桥的话，这里本来就无法通行，不想缴费的可以当这里没有桥，原路绕行即可。而想省路省时间给过桥费，毕竟享受到了服务，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受害者”。当然，这绝不是为黄某某辩护，如罗翔教授所言，私搭浮桥违法性质是显然的，只是介于危害程度低，用刑罚稍显苛刻。
“受害者”的追问，还可以从另一个层面来理解此案。那就是如果说黄某某此前的私搭浮桥是罪行，那拆完桥刑罚他之后，周边村民受益了吗？虽然不用再给他过桥费，可是想去河对岸却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成本。说得更直接一点，如果当地不尽快修桥，那拆掉黄某某的浮桥，周边村民反而成了“受害者”。这也是很多人支持他，不认同刑罚的底层原因。
但是，如果网传的一些消息属实，比如黄某某挖断了其他本可通行的路，逼得人不得不过他这座桥，不得不给过桥费。这种情形下，这些被逼的人，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受害者”。如果有了这些受害者，那黄某某修桥收费的行为，就有了涉黑的嫌疑。如果法院依据这些施以刑罚，相信争议就会少很多。
所以，要想让公众在道德层面、法律层面拥有更多共识，当务之急还是要在事实层面做一些权威的核实。除了私搭浮桥和收费之外，黄某某一家在当地是否还有其他“恶行”，诸如对岸村支书指控被黄某某殴打等，到底来龙去脉是什么，都有待澄清。
现实的世界常常不是非黑即白，黄某某也很难用“好人”还是“坏人”来论定，但确定他做了哪些事、有没有伤害到别人、该承担什么责任，这是法治社会可以追求，也应该做到的。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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