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以下称《改革方案》和《规范意见》)，严控中央企业高管偏高、过高收入和不合理业务支出。
“与现行政策相比，改革后多数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的薪酬水平将会下降，有的下降幅度还会比较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邱小平近日对改革方案进行解读时做出表态。然而，邱小平话音甫落，降薪降待遇的恐慌情绪首先迅速笼罩了国内金融业。
薪酬改革里的利益博弈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18日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逐步规范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秩序，实现薪酬“水平适当、结构合理、管理规范、监督有效”。同时提出应该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并表示国有企业负责人没有其他的“职务消费”，按照职务设置消费定额并量化到个人的做法必须坚决根除。
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改革方案》和《规范意见》，进一步明确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改革的基本原则，在习近平同志“16字”方针指导下，要坚持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建立健全薪酬分配的约束和激励机制；坚持分类分级管理，建立差异化薪酬分配办法；完善中央企业薪酬监管机制等改革方法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调节行业间的薪酬差距，建立合理的工资收入分配关系。
虽然《改革方案》全文尚未公开发布。但邱小平最近向外披露了一些关键细节。他称这次薪酬改革的范围，不仅仅包括国资委监管的113家央企，还扩展到了各部委管辖的20余家金融企业，以及中央部门(单位)管理的100多家非金融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集团型企业。
其中72家央企被纳入第一批改革试点。具体包括由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责任的53家央企，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等，以及其他金融、铁路等19家央企。这些央企里由中央管理的200多位高管受新的薪酬制度约束；而通过市场化选任的企业负责人，则不受新制度调节。
方案首先在薪酬结构上新设任期激励收入，将此前基本年薪与绩效年薪的“两段式”调整为“三分天下”。邱小平称，增设任期激励收入意在引导企业高管更加重视企业长远发展，防止经营管理中的短期行为。
同时在薪酬水平的制定上，改革方案明确提出：基本年薪将根据上年度中央企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一定倍数确定；绩效年薪与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年度考核评价结果相联系，根据年度考核评价结果的不同等次，结合绩效年薪调节系数确定，不超过负责人基本年薪的两倍。
方案的另一大亮点，则在于坚持“一个标准”：不同企业任职的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原则上确定相同的基本年薪。这就好比省级官员，不管在上海、青海还是西藏，基本工资都相同。
需要指出的是，中央政治局会议将“职务消费”明确为企业负责人公务用车、办公用房、培训、业务招待、国内差旅、因公临时出国(境)、通信等，并设置上限标准。严禁用公款支付企业负责人履行工作职责之外的、应当由个人承担的各种费用，即用于个人支出的公款全部要取缔。同时要求对中央企业逐级实施预算管理，逐级推进国有企业财务状况的公开透明。
这把规制国企薪酬的利剑顿时引起人们的热议。
实际上，规范国企高管高薪，必须强化国企高管的聘任制度改革。众所周知，目前国企高管大多来源于高级公务员。对政府的一些相关部门来说，国企就像是他们的“后花园”，安排自己的人去任职，自然是顺理成章，理所应当。至于说到选派高管的业务能力、管理水平如何，能否胜任等，通常考虑的并不充分。“官”“商”一体的弊病周而复始，从政的并不一定具备从商的能力这一点经常被忽视了。
此外，中央整改高管年薪的决策已经远超它所具备的经济意义，政策自身所带来的政治意义也不容忽视。中石化原总经理陈同海，其职务消费一度高达每天4万元以上，以至于陈同海案发后，国企负责人的职务消费腐败被概括为“陈同海漏洞”。国企高管一顿饭几万、几十万元已不是个案，这样的“漏洞”严重损害了执政党的形象，威胁着执政党的执政基础，降低了人民对于执政党的政治信任。
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一份研究报告通过对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工资制度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指出，世界各国(中国除外)由政府注资的企业高管工资执行公务员工资制度，其工资标准与高级公务员基本持平，但是中国国企高管薪资是国家最低工资水平的98倍，远超世界平均值5倍；中国行业工资差高达3000%，远超70%的世界平均值。
2012年208家上市国企发布的年报披露了192家国企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年薪，年薪超过200万元的有10多位，其中中集集团总裁以998万元的薪酬位列榜首。虽然在2013年这一金额有所下降，但是中集集团总裁麦伯良仍然以薪酬870万元登顶上市国企高管薪酬首位，领先排名第二的中信证券董事长王东明薪酬达300多万元。
另据人民网报道，“目前我国金融行业高管人员薪酬信息基本上是保密的，上市公司也只是根据证监会的要求在年报中披露高管的薪酬总额和区间。”一位银行业人士表示，不久前A股半年报披露刚刚收官，尽管半年报中不披露高管薪酬，但降薪还是成为五大国有银行业绩发布会上的敏感话题。
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王洪章在中期业绩发布会上表示，要逐步减少央企管理层和员工的薪酬差距，薪酬要向一线倾斜。此外，北京银行董事长阎冰竹近期也公开表示，薪酬应该和业绩挂钩，现在部分央企公司出现大幅亏损，但高管薪酬不降反升肯定是不合理的。北京银行将坚决执行相关政策。
在农行今年半年报业绩发布会上，农行行长张云明确表态：“目前中央确实在进行相关专题研究，金融机构也在列，农行会坚决拥护、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个决定。”从国有控股金融机构年报来看，一段时期以来，“一把手”固定薪酬普遍超过百万元，部分高管已突破500万元。
公开数据显示，2013年A股16家上市银行共为管理层发放了4.8亿元薪酬。国有五大行年报均公布了高管的固定部分薪酬，其董事长年薪酬平均达到103.73万元；其中，两家已发布年报补充公告显示，工行董事长姜建清去年最终薪酬核定为199.56万元，2013年5月底才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田国立8个月拿了135.82万元。
除了工资奖金之外，不少银行高管还享受着不菲的福利待遇、各种不规范的补贴与职务消费权力，这些隐性收入的数额不输工资条上的数字。比如，国资控股的光大银行在审计中，就曾被查出用虚假发票报账5682.86万元，套取现金大部分用于发放奖金等隐性福利。仅其广州分行就使用5000多张假发票，套取3000多万元。
不得不提及的是，针对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过高的薪酬，相关部门已多次要求予以限制。2010年，银监会《商业银行稳健薪酬监管指引》正式下发，明确提出“商业银行主要负责人绩效薪酬应在基本薪酬的3倍以内确定；银行高管绩效薪酬的40%以上至少延期3年支付”等要求。但从金融业现状来看，薪酬改革并不成功。
降薪会不会吓跑国企老总？
据时代周报报道，央企高管薪酬调整，已是箭在弦上。“这其实已成为国资国企改革重要突破口。”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李锦表示，央企高管薪酬是国资国企改革核心中的核心，有牵一发动全身的影响，将在现有制度和格局上撕开一个口子，打破按部就班推进改革的常态。
但薪酬改革的难度是可以想象的。央企高管薪酬近年来，一直是社会公众意见最集中、反映最为强烈的领域。而这一领域的改革已被社会视做观察改革会否顾及公平性的重要窗口。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和2011年，央企负责人平均年薪在65万元至70万元之间，这个收入与国企内部职工收入相比，明显偏高。
国资委的网站上仍然能看到2004年的一则消息。一项针对当时国资委监管的180多家中央企业负责人2003年收入状况的调查显示：中央企业负责人平均年收入36万元。
2004年前，中央企业高管薪酬比照公务员工资。2004年进行薪酬改革，对央企高管实行年薪制。当年6月，国资委出台《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央企高管的薪酬由基薪、绩效薪金和中长期激励单元构成。
2004年至2007年，是央企高管的第一任期。国资委公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央企实现利润近1万亿元。国资委监管下的央企高管的平均年薪分别达35万元、43万元、47.8万元和55万元，年增长14%左右。到2011年，国资委旗下央企负责人的平均年薪已飙升至72万元。
据人民网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4月28日，2013年年报A股上市公司中披露总经理薪酬的央企共计323家，这些家上市央企总经理的人均薪酬达到77.3万元，同比上涨了4.33%。而77.3万元的平均薪酬，高出A股高管平均薪酬约四成；是全部A股上市公司职工平均薪酬(约10.65万元)的7倍。
近年来不少央企还实行了股权激励，不少副总以上高管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这些央企高管一边手握动辄数百万、数千万市值的股份，一边还拿着数十万、上百万的年薪，让社会众多人士侧目。
电力、石油、通信、金融等行业高管待遇之高，令体制内外民众都怨声载道。因饱受争议，电力系统的核心企业国家电网不得不在2010年启动降薪。从公开的薪酬看，国家电网旗下4家上市公司高管的年薪仍不低：国电南瑞总经理季侃87.44万元；平高电气总经理庞庆平59.1万元；许继电气总经理张新昌58万元。
而在李锦看来，我国仍处于市场化经济的过渡阶段，两元特性决定了央企高管很多是国家任命，在薪酬方面实质上形成“市场化的薪酬用在任命制的干部身上”的错位。
“对于完全竞争性的国企，目前的激励方式和水平远远达不到应有的效果；而对于具有一定垄断性质或公益性质的国企，又可能激励过度；从央企高管的选任角度来说，市场选聘和行政任命式的亦未作区分。”李锦说。
坦白讲，此前的央企薪酬问题迟迟未解决，根子之一在于央企分类不够清晰。在相对笼统的规定下， 垄断性、公益性、全竞争性企业没有区分，体制内公务员和市场选聘的职业经理人之间没有区分。其背后反映出国资国企改革难啃的硬骨头：市场与政府难分、国有企业角色难以明确。
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指出，只有明确分类，才能把市场和政府分开，让市场的回归市场，让代表政府监管的回归公务人员本色，这样就能解决国企高管薪酬难题。
不过，面对即将来临的薪酬风暴，很多国企高管已经想到了应对的“办法”。大型国企山东黄金集团原董事长兼党委书记王建华，2013年3月即主动放弃正厅局级的行政待遇，跳槽到民营企业紫金矿业。山东黄金下属鹊山龙湖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松年证实，“老大确实是被降薪吓跑的。”
知情人士亦分析称，王建华在去年看到薪酬改革的征求意见稿之后，就以健康欠佳为由辞职，然后火速转投竞争对手紫金矿业出任总裁。“他加盟紫金矿业后年薪高达数百万，而在山东黄金，即使在效益最好的那两年，年薪也仅60万元左右。”
《财经》发布消息称，在由人社部牵头、财政部等部委参与的对央企主要负责人的薪酬调整方案中，央企、国有金融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薪酬将削减到现有薪酬的30%左右，削减后不能超过年薪60万元。在建设银行北京总部任职的杨丹(化名)看来，高管降薪可能会带来国有银行从业人员薪酬总体下降的“多米诺效应”，“几大国有银行恐怕会重现上世纪90年代的人才荒”。
作为一名资深银行界人士，杨丹有着挥不去的记忆：上世纪90年代，民生、华夏、招商等股份制银行抱团进入，建行等大型国有银行被狠狠“闪了一回腰”。由于机制灵活，新晋股份制银行迅速出击，抢夺国有大型银行的大量客户并极速扩张。这些银行更是不惜开出10倍于几大老大哥银行的薪资挖角。
几个月时间，几大国有行近半数的熟手员工被挖走。“在那次人才流失事件中，建行损失严重，几乎被撬走了各项基础业务技能标兵。”杨丹说。
央企、国有金融企业高管“限薪令”，已在近几天来不断发酵，不少行业正在利用这一时机把触角伸向银行高管，与金融业相依紧密的房地产业就想捷足先登分一杯羹。“无论是大小房企，对于金融人才的需求都是非常大的，大房企需要经验丰富的人才来进行成本管控，中小房企需要有金融背景的人才来找钱。”北京一位大型房企负责人向媒体表示，目前，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投融资部的总监平均年薪80万-120万元，财务总监可享受副总待遇年薪300万元左右。
多位央企内部人士表示，下一步，行政职位和市场化的高薪，无疑将成为众多央企高管面临的一个抉择。此次央企薪酬改革能否取得实质效果？更多受访专家表示，这将取决于接下来的细则、企业的落实和具体的监管机制。
(责任编辑：DF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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